加拿大移民局近日进一步放宽港人“救生艇”的移民门槛，引发逃离，有评论指港人移加“大门全开”。但倘若回看100年前的1923年，风景则完全相反：不只港人，所有华人移民加拿大的大门，正式在那一年被完全关上。 英属加拿大当年实施的《华人移民法》（1923）又被称为《排华法案》，禁止华裔入境加拿大，该法案直到1967年才被删除。 早年的“人头税”为《华人移民法》拉开序幕。皇家委员会专员格尔盖（John Hamilton Gray）法官曾在他的最后报告中，建议联邦政府，向每个乘船登陆加拿大港口的华裔男、女及孩子征收10美元的税款。其后，加拿大国会于 1885 年通过首项的《华人移民法》，向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征收 50美元的“人头税”，试图限制新移民。《华人移民法》经过数次修订，1900 年出现重要的转变：当局把“人头税”增加一倍至100美元，并且要求华人出国后，必须在离境一年之内返回加拿大，否则回国时将须再次缴纳人头税。1903年，“人头税”上涨到500美元，这大概是中国工人两年的所赚到的工资。1923年，《排华法案》正式实施。 当年从不同途径来到加拿大的中国移民，生活并不好过，甚至过着迫使夫妻、亲子分离的生活，但他们多年来的坚持打拼，成就了下一代，移民二代、三代诉说长辈当年的辛酸。他们被一些人视为是“工作机器”，但因为华人社区的团结、连系，带来生活的力量，更成为后来推翻《排华法案》的重要持份者。在《排华法案》100周年这年，回望当年的历史，也映衬了当下的现状。 非亚裔眼中的“工作机器” “有人会笑着说ching chong、ching chong，我小时候还偶尔听过，但不知道什么意思，祖母说这是模仿中文等亚洲语言的语调，我才明白这是歧视的言语。”Joy回忆祖母在洗衣店打工时的场景。她记得那时，白人小孩还会成群结队，唱起歧视华人的儿歌，不时向唐人街内的商店掉石头，“但很多华人都习已为常”。 现年三十多岁、在多伦多出生和成长的Joy，祖父母来自中国台山，两人在多伦多认识，他们在1900年代先后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打工，当时需要缴纳100至500美元不等的“人头税”。Joy的祖父母都是在中国工厂当工人，每年的工资不多，要靠在中国的父母及亲戚的“资助”才凑够“人头税”。 与很多华人工人一样，Joy的祖父到埗后成为铁路工人，帮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兴建铁路，工资比白人少五成至一倍不等，报酬只有2美元，但白人却有2.5至3美元。当时的华人工人也有比较大机会获派危险工作，例如爆破隧道。而Joy的祖母则在华人餐馆和洗衣店工作，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还需面对顾客的冷言冷语、带有点歧视和轻蔑的态度。 “很多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洗衣店工人、餐馆待者和铁路工人，虽然大多数华人劳工都从来这些工作，算是反映真实情况……但顾客、上司都对他们冷冰冰。祖母常说，‘在华人同胞、社区之中，大家才会当你是人，而不是一个工作机器。’祖母形容，唐人街不仅是她工作的地方，是她‘充电’的地方，她假日或下班都常在附近流连，与同胞朋友聊天。” Joy祖母向她提到，在一个周六、那是她连续上班的第六天，她白天在洗衣店工作了八个小时，黄昏就开始在餐馆打工，但遇上了麻烦的客人、被他们刁难，虽然老板没有怪责她，但也有一些微言，让她感到有一点委屈。“她说下班前仍然感觉没什么，但下班后，加上十分疲惫，情绪一下子就来了，只默默的躲在巷子里哭……哭着哭着她累了，坐一在旁，有一个黑人路过，给她递上了一小袋糖果，打完招呼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祖母说，黑人当时也是被大众、社会歧视的一群，但那个黑人没有跟白人一样歧视她，更送她糖果安慰她。我听起来这是件小事，但对祖母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给予她力旺。她不断的提醒我，若是遇到歧视、不公平对待，也要心存善意、与人为善。”尽管加拿大现今已成为一个倡导种族多元、反歧视、包容不同种族的社会，但在Joy心目中，真正教会她反歧视、包容的，是那位受尽歧视的祖母。 在1910年代移民法中的“白人加拿大政策”，列出了“不适合加拿大的气候或要求的任何种族或任何特定类别、职业或性格的移民”，被指是暗示黑人不耐寒，不适合移民到加拿大；而1919年的移民法修正案中禁止具有“特殊习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财产持有方式”的移民，被指的是亚裔移民。 而唐人街在当时不仅属于少数的华人，而是大部分华人的生活圈子，甚至在当时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种族隔离区。根据西门菲沙大学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的数据，1900年，多伦多市已有200中国居民和95家中国商店，商店分布广泛。 唐人街的存在意义 “唐人街的存在真的很特别。”作为“竹升”（粤语俚语，指在西方出生长大的华人）的Joy感叹。“这个地方对华人而言，不仅是一解乡愁的地方，更是一个情绪的出口。”祖母十分享受与其他女工围在一起、大吐苦水的时刻，在年迈的时候，时常向她讲起，“在唐人街认识谁谁谁当时怎样、现在怎样。这些我们现在看起来很三姑六婆的事，对他们（女工）来说，可能就是抒发对生活、工作不满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说完反而心里更自在，祖母也常说，不希望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因为家人（祖父）工作也很辛苦，到头来可能只有负面情绪、怨气。” 唐人街对于不同年代的移民而来，意义都不一样。对Joy祖父母来说，唐人街就是“寻家”的地方，那里有家乡小食、同胞、华人文化；而对于是“移民三代”的Joy来说，唐人街不仅是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地方，更是认识家族历史的一处，“我父母是移民二代，他们不需要怎样去认识家族的移民历史，毕竟他们和我祖母只差一代，但我比较不同、又隔了一代。” 其实直到长到很大之后，Joy才萌生了深入了解家族移民历史的想法。“从小都只是听过祖父母说大概的经历，也不清楚细节，只知道他们当年很辛苦，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选了多元文化交流（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门课，才开始认识唐人街的历史。”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语言学系的Joy表示，她对家族历史感到兴趣，正因当年、近二十年前参加了多元文化交流这一门课的考察（field trip），到多伦多唐人街参观，了解该地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我回到家想说多了解一下唐人街，跟父亲聊起这件事，她立马说叫我去问祖母，然后我才开始发掘自己的家族移民历史。唐人街温暖了祖母的心，现在又带我走进家族历史之中，（唐人街）对我来讲也别具意义，感觉特别微妙。”从祖母的经历和考察中，她如此地形容唐人街：“当时加拿大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迫使唐人街发展蓬勃起来，甚至形成了一个‘种族隔离区’，华人在此获得尊重、支持，民族团结的力量就是这样凝聚起来。” 华人不得入加 第一次大战之后，联邦政府取消了“人头税”，但代之而来的是《华人移民法》（1923）。该法案在1923 年 6 月 30 日获通过，认为华裔 “不适合入籍”，并在24年间禁止华裔入境加拿大。在通过法案的翌日，加拿大人庆祝自治纪念日（Dominion Day，现称Canada Day）。但在加华裔却视 7 月 1 日为“耻辱日”（Humiliation Day），拒绝庆祝自治纪念日多年。 在禁令之下，只有少数人获得豁免，包括外交人员、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商人等。不过，华裔加拿大人离境旅游的两年期限仍然生效，加重了逾期不归的惩罚，由额外罚款 500元，改为禁止返回加拿大。 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陈林瑞玲（Arlene Chan）的《加拿大百科全书》分析，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看，《华人移民法》（1923）或会被认为取得重大成功。期间，获准入境的中国移民不足50人。人口减少了25%，由1921年的39,587 人，减少至1951年的32,528人。在1941年，加拿大有近三万名华人男子，其中八成以上已结婚，妻儿仍然留在中国，但这些“已婚单身汉”忍受着家庭分离，独自在加拿大打工赚钱和生活。但在《华人移民法》（1923）规定下，无论他们是在加拿大出生，抑或已入籍，都不允许担保家庭成员来加拿大团聚，更需要担心因为出境探亲后，无法再返回加拿大。 同样来自台山的Bill，是在多伦多出生、唐人街长大的第三代移民，他的父亲是第二代移民，在唐人街内开餐馆。谈到“已婚单身汉”的现象， Bill提及父亲和他讲述过的场景。他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在某一个早上开店的时候，一打开门，就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已婚单身汉”睡在门口，“他们来到多伦多修建了铁路，但因排华法案实施后，害怕返国探亲后回不来，就只好留在这里，而他们很多本身买下了价值不菲的船票，花光了积蓄，而导致无家可归、留落街头。” 作为“纸生仔”（paper son）后代的Bill，比其他“竹升”更明白亲人分离的感受。“纸生仔”是指20世纪上半叶，通过冒充别人子女身份移民北美的华人。虽然1947年加拿大才出现大量持伪造出生证明的“纸生仔”移民加拿大，但在1947年前、《华人移民法》（1923）实施前，仍有零星的“纸生仔”移民加拿大，Bill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人。 无了期分离之痛 Bill的祖父在1910年代以“纸生仔”方式移民加拿大，而祖母则以交付“人头税”的方法移加。在《华人移民法》（1923）实施前，Bill的祖父每隔三、五年就会回国探望母亲，尽管交通费高昂，但他仍坚持，直到1923年《华人移民法》实施后。他与其他“纸生仔”和铁路工人一样，害怕再也回不到加拿大，所以一直不敢离境。 随着《华人移民法》（1923）实施，Bill祖父在中国的父母年纪愈来愈老迈，他的的内心就愈发着急，“父亲说，祖父当时茶饭不思，又不能以书信或电话与父母沟通，因为他们不识字、更没有电话，可算是失去联络，只可拜托能回国的加籍华人打听父母的消息。” “对祖父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大型露天监狱。现在的人们可能说得很轻松——这些同时亦是移民的代价，但并不代表这个政策是对的、合适的，谁又能体会与至亲的父母分离的痛苦？大概只有祖父自己了……也许，祖父比一众的已婚单身汉的处境好一点，起码他在加拿大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他既离不开儿子，又走近不了在中国的父母，两者彷佛产生矛盾、对立、进退两难。” 对Bill祖父来说，最大的寄托是经营餐馆。他不时会多做一点菜，分给在唐人街的“已婚单身汉”，“他常说，多做一菜花不了几多钱，却能让他们有一餐饱、一份温暖。”Bill相信，这一份施予，同样给予他祖父生活的力量。“这是双向的交流，”他说，祖父与这些男子之间其实少聊心事，但“这一份菜也许就像一杯解愁的酒，大家吞下去后，很多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父亲对Bil说过，即使祖父临终时，仍然觉得自己“不被加拿大（人）完全认同，没有真正融入社会，也‘回不去中国’，仍有强烈的漂泊感，像是无法扎根在这里”。只是祖父比较“幸运”，在父母临终前、《华人移民法》（1923）撤销后不久，能亲身回中国探望父母，但有很多在加的华人并不如此“幸运”。 《华人移民法》（1923）总共实施了 24 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有数据显示，24年来只有 44 个华人能够合法地移民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加拿大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两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加拿大的第一名华裔律师叶求铎（K. Dock Yip）在律师友人汉默尔（Irving Himel）及加拿大华裔群体领袖的帮助下，于1947年成功督促政府废除了歧视性的法律。 不过，当时联邦政府一开始只允许华裔公民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孩子入境，华裔居民符合这一条件的不过百分之八。直到1967年，《华人移民法》（1923）的其他限制条件才被逐渐解除。国会曾为人头税及排华法道歉，标志着华裔加拿大人社区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华人社区追求平等的旅程并没有就此结束。 具歧视的法例废除后，不同的华人团体多年来持续推动华裔平权、反歧视的社会环境，社区政治活动也随之展开，并延续至今。华人早年就曾团结起来抗议这些不公平的法律和待过，而他们的诉求包括：废除 《排华法案》、争取投票权、助“纸生仔女”获得合法身份、要求政府就针对华裔加拿大人的种族主义言论道歉、让高校和其他学校将与亚裔加拿大人相关的内容纳入课程等。而且他们取得不错的成果，加拿大社会对华裔、甚至亚裔的歧视慢慢减少。 惟近年，随着中加关系恶化，以及爆发新冠肺炎，华人再次站在被歧视的风口位。 后疫情时代：种族歧视再被燃起 加国民调机构安格斯列特（Angus Reid Institute）在2021年发表报告指，加拿大华裔在疫情期间所受到的歧视、威胁和不公正待遇等等。在500名受访者之中，43%的华裔加拿大人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威胁；30%的人经常看见种族歧视的墙画和涂鸦或者是社交媒体上歧视华裔的言论；29%的人常常“被迫”感到自己对其他人的健康造成了威胁。 安格斯列特在2023年7月发表的最新报告发现，许多华裔加拿大在2023年面临持续的虐待、骚扰和恶劣待遇。 虽然疫情已过去，但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近年不稳定，包括贸易争端、干预选举的指控、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华拘留，以及加拿大拘留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在加华人被歧视情况未见好转。 数据显示，25%的华裔和东亚裔加拿大人表示，由于加拿大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他们经常面临其他加拿大人的负面反应；大约20%的人表示，“多次”被骚扰，这比起在2021年的数据，华裔受访者一直（4%）或经常（11%）面临其他加拿大人的负面反应，2023年分别增加了3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一群多伦多的华人艺术家意识到这个现象，以非营利艺术组织“好久不见”（LTNS）的身份，举办了一个纪念“排华法案100周年”的展览，讲述100个关于“归属”的故事，希望华人社区反思什么（如文化身份认同、场所、习俗、人物、氛围）让在加华人拥有归属感、如何生根等议题。 参展艺术家之一的Kwoi Gin表示，在新冠肺炎的封城期间，多伦多的士巴丹拿唐人街面临着商铺倒闭，很多反华种族主义渐盛，士绅化加剧等重重危机。“在疫情爆发后，唐人街内外都有歧视中国人的涂鸦，偶尔会有人在街上大叫‘ Go back to China’或者‘Go back to Asia’，可见歧视情况不只发生在华裔身上，连亚裔都遭受一样的待遇。”他道出。 Gin希望通过展览传递华人要团结的讯息。当然，随着东亚局势改变，中国和台湾、香港的关系转变，有人观察到华人内部也出现矛盾，甚至有意见认为，有“族内歧视”现象的出现。 大洋彼岸的华人意识形态冲突，有延伸到加拿大吗？Gin自身的感受，他比较少见到这个现象，“有零星的冲突也不出奇，但说是常见其实亦不算”。他又认为，不论来到的新移民的身分认同是“中国人”抑或“香港人”，都摆脱不到“华裔”这个身份，并寄语他们多认识在加华人的历史，“现在的自由、权利真的得来不易。” 随着更多港人移加，在中港矛盾张力依旧的状态下，如何团结不同华人、新旧移民，是现今华裔社区团体相对的挑战。但他认为总有些共性。“每个新移民而对的困境、挑战都是大同小异，思乡、与家人分离、重新建立事业和人际网络……他们经历中或即将要经历的，可能我们作为前人，能透过分享故事、经历、心路历程，令他们产生共鸣。” Gin在这个展览中负责摄影和中式舞艺表演项目，他提到，通过拍摄和采访不同华人，他发现，唐人街在每个时代都发挥不同的角色，虽然现今不再算是“凝聚华人”的地方，但却也在传承华裔的历史。“唐人街是华人历史的宝库，不仅是上一辈聚餐的地方，更是提醒我们它在昔日的意义、华人奋斗的痕迹。”他深信，不论华裔是否继续在唐人街聚集，只要有共同的信念、同样追求公义和平等，就能汇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