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翌日七一游行，香港警方首次以《港区国安法》为名拘捕示威者，10人被捕；此后香港正式进入“国安时代”。 自天安门事件发生，每年6月4日晚，由政治组织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市民自发悼念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30年来风雨未改，年年如是。而去年《国安法》生效前，警方以防疫为由，首次禁止六四晚会。但2020年香港六四悼念，依然由民间自发十八区悼念与支联会呼吁民众进入维园悼念组成。随后，多名进维园的政治领袖被捕，被控非法集结罪。 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也是香港“国安时代”下首个六四周年，若维园悼念未能顺利举行，2020年六四悼念行动或将是香港人最后一次“成功”进入维园悼念六四、表达政治诉求的晚会。 “最后一届”六四维园纪念活动的最后两个发起人 90后陈皓恒（Figo），25岁，现为政治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的召集人。 80后邹幸彤，36岁，大律师，现为支联会副主席。 他们本可能是今年六四纪念活动最后两个发起人。 陈皓恒所在的民阵，是关注政治、民主议题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团体都参与其中，每年的反对派大型集会、游行，多以民阵名义向政府申请举行。2019反送中运动早期的合法游行，亦多由民阵发起。《国安法》颁布后，外界相信民阵必成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各团体纷纷退出民阵。民阵召集人被另案羁押，副召集人陈皓恒于是接下召集人职位，成为孤身一人“民阵秘书处”。他生于1996年，喜欢复仇者联盟和哈利波特。 邹幸彤所在的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5月，团体因天安门事件而生，并成为其自始至终的使命。邹本科和硕士就读于英国剑桥，学习地球物理专业。后来她觉得自己关注人权，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回港修读法律，再花四年，考到大律师牌照。她与陈皓恒情况类似，其组织的其他人或有案在身，或退居二线，使她从幕后逐渐向前，今几乎成支联会对外唯一声音。 陈皓恒自小学就留意本地政治，爱看立法会电视片段。他的中学每年6月4日会举办周会，邀请政治人物分享。读中学第一年，周会嘉宾是政党社民连的创办人黄毓民，他小学迷上的政治偶像。黄毓民呼吁师生参与六四晚会，于是当晚，初中一年级的陈皓恒首次参与维园悼念。 邹幸彤第一次参与晚会是小学，被妈妈带去，内容她都不太记得。“只记得妈妈跟我说，天安门广场外的哥哥、姐姐学生们，都因为追求‘民主’而遭到残杀。”她说，“那时候的确不太清楚何为民主，但会明白哥哥、姐姐们是在追求‘好’的东西。” 在中学，陈皓恒参与过中学生政治团体“香港中学生联盟”的行动。他印象深刻，每年六四，团体会在维园外设街站，派发鲜花、物资、传单。其后他一直关注社会议题，2014年参与雨伞运动，次年加入社民连；2018年，成为民阵副召集人。 邹幸彤的中学没有悼念活动，她便与同学自己把壁报板主题改成六四；而真正投身六四纪念，是在英国念大学时。“以往身处香港时，即使自己什么也不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每年都有人在筹备六四晚会、各种活动，不用我冲出来做了吧。”但人到外国，习惯的事物突然消失，而可以改变现况的只有自己。她想筹备行动，将悼念六四理念分享给身边人。“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平台，类似一个小社群，不断地向人介绍我们讲座、对谈、放映等。” 她也与大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等一起办活动。与大型组织合作，是邹与支联会认识的开端。想推广六四议题，“唯一有人脉及联络方法的就是支联会。展览、认识六四这件事，好多影片、资料都要问支联会拿”。2009年，支联会“我要回家”运动走访全球六四流亡者，到英国时，邹幸彤与支联会朋友当面交流，一同走访民运人士，慢慢投身更多。 邹幸彤与陈皓恒的连结，亦因香港社运。他俩在早年六四晚会已碰面，合作筹备行动。除关心六四议题，亦一同关注近年中国维权人士。 天安门事件：影响几代香港人 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甚至是全球唯一针对这场人道惨剧的大型公祭。这场公祭自事件次年始，30年从未间断，每年参加人数数万至十数万不等。除烛光晚会，如陈的中学等社会自发六四纪念，在港亦非常普遍；大学、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学生媒体，每年六四会发布校媒刊物，回顾历史，也是不成文传统。 对天安门事件的认知，是香港社会公民常识的一部分。 大学讲师黄伟国，1989年是还未上大学的预科生。“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前，我记得是我刚考完高考；那时支联会亦刚成立不久，呼吁香港人关注中国学生运动。直至香港的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更让年轻的我在政治层面上大开眼界。” 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接续前一天大量香港歌手参与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当时在京抗议的学生。150万人参与那次游行，当时全港人口568万。 黄伟国回忆，五二八时，他高考结束在打“暑期工”，与同事一齐上街游行。人群自发派发那个时代的传单，用F3大小的纸，在纸上写大字、找图片拼贴制成，甚有中学生劳作味道。 “那时候最冲击我的是，从未想过政治人物会如此投入一件事。当年仍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司徒华先生果断退出（委员会），放弃对奠定未来香港司法系统的影响力；他又与其他支联会初代成员在街头上不断呼喊口号，呼吁香港人关注中国学运，呼喊的力度跟情绪，有如自己的家发生丧事，中国就如他们的家般。” “六四事件、天安门屠杀事件，对香港人而言是一个震撼弹。”黄伟国说。1989年6月4日凌晨，他记得大多数香港人都彻夜不眠。黄守在电视机旁，看着天安门一带的卫星直播。他记得生死未卜的受伤学生包着绷带、渗着鲜血，被担架抬出现场：“我会形容那晚是全香港人‘心都碎哂’的一晚。大家做彷佛做了很多事，但又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实际效果。” 1989年，中英就香港主权、前途问题刚讨论完毕，中国权力核心地带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公民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香港人、国际而言，都是建国后首次经历。 身为国际关系学者的黄伟国认为，因目睹中方做出那种程度的大屠杀，英方不可能将香港就此奉上，因而大量修改香港政制设计：“末代港督彭定康因应中国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以及香港前途考量，在香港政制内逐步渗入民主成份，如新九组、直通车政策。” 因六四事件，港人对主权移交后的前途感到悲观惊恐，出现大规模移民潮。1990年至94年约30万港人移居海外，占当时香港人口百分之五，当中不少管理阶层或持高学历、专业牌照人士家庭；移民潮维持至2000年前后。直至主权移交一、两年前，部份移民因发展不济、或文化差异、种族歧视，部份对香港的前途改观，持外国护照的港人不断回流香港，被称为“香港回流潮”。 黄伟国认为，港人经历六四后，对中国民主进程心灰意冷，开始只关注个人前途，更不信97后香港会继续和平繁荣，“很多香港人，特别是从商的、有专业资格及技能的，都想往城外跑，通通都想远离中国共产党管治的地方”。 而黄伟国在六四发生后，同年九月入读香港浸会大学，修读中国研究，逐渐成为研究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学者。“六四是我成长内的一大烙印，亦奠定了我未来对中国的想像与态度。”每年六四晚会、游行，自发悼念，他都参与其中。 六四纪念的在地化：“关怀中国”与本地运动的张力 “每年的六四晚会、七一游行，都是香港人对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不满程度的指标。”黄伟国说。 他以2003年六四晚会为例，那年政府试图通过《国安法》的前身“二十三条”法例，当时香港在非典阴霾下，世卫仍未把香港从“疫区”除名，仍有近50,000人参与晚会，坐满五个足球场。 香港社会认为，支联会六四晚会的存在，当中每个元素，如每年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六四”及“释放民运人士”等，多年是政权心头一根刺；因而支联会是《国安法》首要开刀对象之一。“中国共产党接受不了批评，即使是‘爱国者’为国家发展而言重心地作出批判的进谏，他们都是承受不了，‘玻璃心’碎满一地。”黄伟国以打趣的语气说道。 不过，随着本土思潮兴起，烛光晚会也掀起过争议。自2012年始，以一批年轻参政者为代表的批评者，希望与中国身份认同脱钩，认为支联会纪念形式僵化、与中国过于扣连、与本地抗争无关。黄伟国批评，支联会不愿面对新时代洪流，晚会流程十年如一日，永远都唱《自由花》、《血染的风采》，永远都喊同样口号，只是形式“表演”。他甚至认为，没有实际行动的晚会，“沦为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当作香港仍有言论自由的根据”：“简单来说，我从未试过在集会打呼喊及打瞌睡无数次，（但参加）早些年的支联会六四晚会便是如此。而且还那么炎热、这么多参与者。” 自2015年，原本参与晚会的香港各大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均宣布因意见理念不合，不再出席支联会六四晚会，香港大学学生会更表明，每年会自行为港大建筑“国殇之柱”重新上漆，自行举办校内六四晚会或座谈会。 城市大学学生，19岁的蔡俊希和张明健，都因年幼听到父母丶学校提及六四而初次接触天安门事件，但记忆已模糊。蔡记得2008年自己仍念小学，父亲在那年六四周年后，告诉他深圳很危险。“升中后，我们学校的传统是需要每周上台分享一个话题，那时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在近六四时期，分享有关八九六四的种种人道惨剧。”蔡认为，成长经历与环境造就了他对中国的想像与定义，使他对中国种种维权事件感兴趣，继而决定以摄录方式，记录香港社会的故事。 但他们坦诚，2019前，二人多在新闻或社交平台得知六四晚会的状况，很少主动到维园参与。“因为觉得离自己很远，我们这一代不是不认知这件事，是认知后却不知有何可做。自己的参与及叫喊口号又能改变什么？”张明健道。 “支联会最大的问题，是主办单位面对中国内仍有被极权残害的民运人士，早年来甚少在晚会上提出支援，或是与香港社会运动作扣连，好让参与者能关心更多中港两地的议题，即便不能立刻改变中国，亦能共同分担苦难。”黄伟国说。 对相关争议，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表示，支联会近年亦希望认清六四事件的“本土意义”：“作为相对年轻的一辈，当然知道坊间对支联会六四晚会的评价是‘行礼如仪、春秋二祭’，所以近年我们一直作出改变。”邹幸彤指，新生代很难对六四悼念“感同身受”，因此，支联会近年在晚会流程加入手持被关押中国维权人士照片，游行至中联办的环节。黄认为，这些改变尝试扣连香港民主运动，是很大进步。 “希望年轻一辈能从我们构思与加插的行动到中，得到一丝连结的感觉。”邹幸彤说，“因为老实说，中国的维权与民运人士的遭遇，可能很快于香港出现。” 2020年6月4日，由于警方禁令，维园“改朝换代”，没有主舞台，没有晚会流程，似乎昙花一现地变成批评者期望的模样。支联会和民阵代表、民主派参选人、区议员手持烛光步入维园，大批市民紧随进入，以自己方式表达诉求：悼念六四的有、表达香港政府不满的有、表达对香港前途期许的亦有，有人如往年点燃烛光，派发六四单张，也有人手持写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独立”等标语，挥舞旗帜，组成人龙巡游，呼喊口号。 不分派别的社会运动大退潮，守不住的六四悼念 在港合法办游行、集会，通常只需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这是往年晚会的流程。而自反送中运动后期，申请基本全遭否决，上一次合法游行集会，已数2020年1月1日，民阵举办的元旦游行。 去年六四晚会首次成为“非法集会”，今年支联会继续向警方申请，却先收到另一部门，拥有公园管理权的康文署通知，指因疫情拒租维园。 邹幸彤说，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从2020年开始，香港就没了正常游行、集会的途径。陈皓恒在旁插嘴：“首先五月没了‘爱国民主大游行’。”说罢二人放声苦笑，连“爱国”游行也容不下。 爱国民主大游行，是每年5月最后的周日，支联会举办的纪念天安门事件游行，同样30年雷打不动，为晚会预热。前几年，支联会活动“爱国民主”、“建设民主中国”等主题，被批过于关心中国事务，无益本土意识培养，甚至对比当时备受打压的本土派社运，被指是官方默许。然而，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去年、今年的爱国民主大游行，都收到反对通知书。 国安时代，香港社会运动不分派别地进入退潮期。被认为较为激进、强调本土的新流派，和被批评太关注中国、对与官方谈判心存希望的传统泛民主派，同样遭受灭声、拘捕、控告。 校园中的记忆也未能幸免。科技大学学生会正丶副会长因举办反送中活动及悼念，被校方要求停学一学期；中文大学学生会干事会组选内阁“朔夜”当选后，校方因其政治主张不承认选举结果；香港大学学生会遭校方停代收会费丶财政支援、收回会址及设施。种种手段，令学界的学生组织出现从缺，学生会丶编委会职位无人问津。内阁无人，出版六四特刊的传统自然无人继承；据了解，今年大部分学校都不会有六四相关校媒刊物。 蔡俊希与张明健，曾一同在前两年以学生记者身份纪录运动；在国安时代下，几乎是硕果仅存地，仍决定接下学生组织重担。“《城市广播》（CBC，城大学生会运营媒体）的理念，是为城大学生会内唯一‘以舆论监察社会事务’、‘促进文化及思想交流’、‘确保会员知情权’及‘提升会员对学生会认识’的中央学生组织；经历2019年反送中后的CBC，我们不限于此，更应为香港人纪录真相丶报道真相。” “5月30日如有支联会游行、6月4日悼念行动，我们亦会成为历史的纪录者。”第36届CBC署理会长蔡俊希如是说。 本身任工会主席、参与校内工运的前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黄伟国曾于2018年不获大学续约，被外界认为是遭到打压。随后黄继续于不同大学任兼职讲师。即使当年莫名不获续约，“我仍有自己要坚持的底线，身为教师的天职便是将真相与道理传授学生”。但对比当下，黄伟国特别提到，哪怕1989年他在大学就读，教授、助教、同学都没想过离开，可能那时觉得从事学术研究不太危险。“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他说。 陈皓恒认为，现在的退潮，与以往香港遭遇的社运挫败完全不同。“那一种是恐惧，是无了期的恐惧。”陈所在的政党社民连，6名筹组行动成员全部有案在身，排队等坐牢，包括他自己。“即便我相安无事（编注：指其得到保释，无需羁押入狱），走到今年的六四，（晚会）仍只有我跟幸彤是发起人，坊间很难说是‘民阵’跟‘支联会’发起六四行动，因为现实就真的，只剩下我们两人啊。” 邹幸彤认为，《国安法》及相关判决，确实对港人有很大威吓作用。“就好像突然有种PTSD（创伤后遗）的感觉，什么事情都退缩了。”但她仍保有期望。“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又会有人冒出来，想多做一点东西，不断探索新的连结。”邹幸彤比较不同政治环境，指人权状况比香港更糟之地，如中国大陆、缅甸等，仍有人在行动。 “政府一下子大刀阔斧斩下来，那大家必然是会退缩下来。但我在想，新的国安法时代下，群众是必然会有新的想法。”邹幸彤相信政治风气不会一直沉沦。她认为，抱持以前心理准备的参与者，不会再在社运中出现；但抱着新态度，抱着在法律外抗争准备的人，会接踵而来，更坚定走下去。 二人都认为，香港人此前的恐惧，源自“不清楚真正的敌人在哪”。但，“经过2014、2016、2019，到今日，相信香港人都知道我们真正的对手并非香港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 陈皓恒认为，《国安法》实施后才是真正的“战争”开端，如同六四后中国也曾经历民运低潮：“目前香港只有两条路走，一是有如当年日本签署《安保条约》后，几乎所有民运消失；二是这次或会似2019年的香港抗争，一直打下去。” 邹幸彤则认为现在政治氛围并未达六四般绝望：“当年八九六四是大屠杀，是会死很多人的事；那年是一个震摄年，八九六四后的十多年来，中国都几乎没人再敢参与及组织民运，反观现在的香港并未走到这步。” 而从八九开始，经历多次香港运动，直到身处国安时代，52岁的黄伟国最大的感悟，是要观照自身状况。“想向香港人说，多喝水，是为了健康生存下去；多读书，是理解现实作出反抗的方法。”他表示无论香港经历什么重大风波，都定不会是最后一战，坏处可以更坏，但绝处又会生花；香港人从来都是由看似绝望的境地，生出照耀未来的光。 “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国安时代下，支联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黄伟国认为，即使支联会真的“被消失”，亦算完成“历史任务”。“集体回忆的消灭才是对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最大的重击。试着转化（晚会）形式，将人们自己心中的六四意义展现出来，方是支联会最必先、必要做到的事。”黄建议。 随着日子临近，4月底，筹备中的邹幸彤说，2021是艰辛的一年。他们有关悼念的计划通通被卡住。国安时代前，还可构思各种行动，现在只筹办“最低限度”、“不用上街”的活动；要走上街头便有各种顾虑，组织内部各种分歧光处理已大费功夫；她曾期待与新生团体合作，但在国安时代，支联会、民阵等机构被认为是开刀对象，“你又自己黑（倒霉），别的组织自然不想加入。” 陈皓恒说，自己当年也没想过，拿起烛光走进维园，静静、和平悼念六四，会被政府控告。“十八个月，只是拿起烛光走入维园，最高刑期是十八个月。哪有可能香港人会不怕，不去考虑自己今年到维园悼念六四的成本？”但陈表示，如在六四保有自由之躯，会坚持用民阵召集人身份，与支联会同进退，举办晚会。“我已经想好今年六四的主题，就是‘为自由，共命运’。” 5月10日，支联会公布今年悼念主题，便是陈想的“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一如往年，已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如同去年，申请以防疫为由被拒，上诉被驳回。支联会须即时停止烛光晚会的所有筹备。 国安时代下，理念之争逐渐折叠。面对禁令，中大学生会前外务秘书、本土派青年社运领袖袁德智发表题为《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 但今年我决定会自行悼念六四》的公开信，表示“不应该停留在以往的身份认同、形式主义与否的政治争议”。12港人在深被捕事件，使他认识一批帮助港人的中国维权律师，“悼念不再是单纯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种表达，也是香港人的应尽之义”：“我没法公开呼吁大家到维园，因为这是公开违法，但我相信香港人是非常聪明，大家会懂得自行判断，应该要以什么方式去坚持做正确的事。” 校园自由空气逐渐收缩，本文最年轻的两个受访者，生于2002年和2000年的CBC正副署理会长蔡俊希、张明健两人，笑说如城市大学般的“小”学校，都不再拥有民主。“连让学生自由表达意见的民主墙较都封起来，十分讽刺。”张明健打趣道。被围板封锁的城大民主墙一旁，竖立着充满裂痕的民主女神像，该女神像仿制当年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样貌，于2012年六四前由城大学生自发创作，并于2019年一度被内地生推倒摔碎。 他们曾觉得六四距离自己很遥远，但自由逐渐缩窄的如今，他们决定记录记忆。传媒引述消息指，今年六四当日，警方将安排3000经历严守维园。前往记录，可面临不小代价。但蔡俊希认为，国安法下所有的香港社会运动都有纪录价值，每一次行动都是在无形的底线下作出反抗：“我不会说是自己鼓吹丶推动大家参与哪项社运；而国安法下，每次行动都在中国的底线下进行，无人得知底线到底在哪、有多低。哪怕他朝有一日我选择以纪录片形式拍下纪实，都会是极权下的眼中钉。” “我不会太过悲观，因为香港人有能力面对，在仍未到绝处的空间下，香港人仍能作出让世界意想不到的行动，”，他笑道：“正如一般傻劲的我们今年仍然‘上庄’（组建内阁参选），仍然决定在现今香港拍一部有关社会问题的纪录片，这便是我们决定的行动。” 张明健则表示，一个地方的自由度，在于艺术与纪实的自由度，“如果政权连记录纪实都要禁止，那就来啊！这是极权对我们作品的肯定，亦证明我们纪录的事实正是政权最害怕的痛处。” 对今年如何纪念六四，是否自发到维园，黄伟国没直接回答，表示正在观望。 只能有我呀，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啊 5月14日，距陈皓恒失去自由还有4天，陈、邹与朋友相约唱K。他们唱烛光晚会每年合唱歌《自由花》，和唐朝乐队的《国际歌》；微醺的陈皓恒突然开始向邹说起他打算上庭陈情的内容。陈述内容可能使他失去更长时间的自由。邹幸彤沉默了，随后缓缓说：“你不能这样呀，不可以一个人将所有责任背负起来，你还有我在身旁呀。” 陈冷静答道：“只能有我呀，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啊！” 邹幸彤一言不发地哭了，泪水的雾气沾上眼镜。陈恒皓打趣对邹幸彤说：“你不要这样子啦，哭得很难看啊。你这么坚强，怎能对着我哭？我都快进牢了都还没哭，你怎能比我更快哭，别哭、别哭了嘛。” 记者请他们在失去自由前留下寄语。陈皓恒引用《哈利波特》主角群与伏地魔终局之战一幕，众人以为主角已死，但战友纳威抽出宝剑，将伏地魔的蛇斩杀。“我记得他的台词大概是在说，‘每天也会有人死掉，现在只是哈利为大家而死，我们不能放弃’，然后他就抽出宝剑斩下去，继续战斗。”陈皓恒说，港人不能放弃理想，能做多少是多少，即便如《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只有1400万分之一成功机会。 邹幸彤则希望港人扩阔眼光，多借鉴他国社运经验，如乌兹别克、乌克兰、南韩等，取得走下去的勇气。“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千万不可沉沦在失败与无力之中。” 他俩都希望今年晚会仍有人参与。他俩认为，即便维园被禁，但港人心中那点烛光无人能熄灭，能点燃心里烛光，主动看见希望的，仍是香港人自己。 唱K的四天后，陈皓恒上庭，他被控于去年10月“未经批准集结”。他被即时羁押。5月底，他被判刑14个月，同案的还有上辈支联会元老、晚会老组织者李卓人、何俊仁等。离开被告席、回到监狱前，陈皓恒高喊：“勿忘八九民运！” 最近去监狱探监，邹幸彤发现律师房加装了透明门，她不再能触碰探访对象。看陈皓恒那天，她发现门没封死，于是在离开前，在监狱职员眼皮底，她最后一次握了陈皓恒的手。“拉到你的手了，”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觉得这一幕会长久留在记忆之中。” 晚会被禁当天，邹幸彤迅速公开回应。“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抱歉支联会无法再以组织名义主办维园的烛光悼念，有负大家所托，愧疚万分。”她说，“但在所有的组织身份之外，我们首先是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人。……我亦在此以个人名义表示，6月4日8点钟，我仍会去守这已有32年的约定，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委曲并不能求存，只会换来红线的无尽扩张。唯有坚守阵地，以行动捍卫立场和原则，才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今年6月4日，让我们继续以烛光，为死者争公义，为生者卫尊严。” 邹幸彤被控涉去年六四“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进入维园。2021年6月4日香港时间上午清晨7点多，邹幸彤被捕，涉“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