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奈良市街头为议员助选时遭枪击，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安倍遇刺的消息传开，国际间无不震惊。然而，在这一片哀悼声浪中，中国大陆却有网友对这名67岁的日本政治家遭血腥暗杀的消息，表示幸灾乐祸，甚至狂欢庆祝。 在有关安倍遇刺报导的评论区，“墓前状态良好”、“普天同庆”、“发来贺电”、“千万别不死”等嘲笑和庆祝的评论比比皆是。微博上有不少网友，将刺杀安倍的凶嫌称为“孤勇者”、“英雄”。由于事件正发生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天，不少商家借此促销。有店家挂上“昨天七七事变，今天安倍再见”的横幅，推出买一送一促销活动“庆祝”安倍遇害。有夜店举办“安倍灵堂”电音派对，人们在舞池狂欢，背景挂着安倍的黑白照片。 安倍遇刺身亡的第二天，中国主席习近平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去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名义，表达深切哀悼。总理李克强亦向日本致唁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随后赴日，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吊唁，但民间舆论的骚动并未停止。 过往日本发生天灾时，官方和民间的声音也曾出现过两极化的断层。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在官方渠道，时任大陆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分别致电日本，表达慰问之意，胡锦涛甚至亲赴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红十字会宣布提供6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并派救援队赴日。但在民间，特别是网络上，不少人仍对日本遭难发出幸灾乐祸的言论，包括“看新闻，就是想看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上帝加油，灭了小日本”、“天谴”、“希望日本一半震垮、一半被海啸淹没”等；有人表示异议时，被骂为“汉奸”。 2016年，日本九州发生两次强震造成四十多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之际，简中网络再次爆出欢呼声；亦有商家在网上竞相发出促销广告，庆祝日本大地震减价。浙江一家公司则表示：“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即日起三天内，一律超低价拍卖。馀震不断，活动不止；如果震八级，价格更低；若死十万，价格更烂；若日沉底，清仓处理。” 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将每一场悲剧变成了情绪的发泄阀，而网络给了各种仇日的偏执情绪以及公开的反人性言论以表达空间。当全世界几乎都同声谴责暴力或为灾难哀悼时，部分国人仍在为自己缺乏基本人道情怀的言论辩护。有网友自认“素质低”：“我开心纯粹是因为我素质差，跟祖国没有任何关系”，也有人认为这和素质无关，直言：“ 我承认我做不到假装同情的样子，我们的素质是要爱国，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振兴中华！” “仇日”、“反日”：教化下的国际关系二元论和小农意识价值观 对于这些被称为“小粉红”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幸灾乐祸是证明他们作为中国人还记得历史，没有忘记中日的“血海深仇”。 作为日本政治保守派领袖以及主张加强日本军事力量的倡导者，安倍晋三在北京和“小粉红”眼中，是亲西方的、阻止中国重返前台的日本“新军国主义”领导人。在他们看来，安倍至少有三宗罪：一是积极重建亚洲地区秩序，围堵中国，包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理念、建立“四方安全会谈（QUAD）”，二是鼓吹修宪，参拜靖国神社，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思想；三则是介入台海关系，对香港、新疆问题说三道四，就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国有化问题态度强硬，被视为干涉中国领土完整。其中，安倍力挺台湾的态度，包括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激怒众多“爱国”民众。 国人自小就接受教育，“勿忘国耻”，牢记日本侵华历史。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设立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自此之后，每年各地皆举办纪念活动，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警示国民毋忘日军侵华造成的伤害。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大量“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涌向市场。在浙江横店影视剧基地，就曾创下一年拍摄3000部抗日剧集的纪录，其中不乏大量充斥着“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情节的“神剧”。在官方语境和叙事中，日本军国主义时刻企图“死灰复燃”，对中国的领土“虎视眈眈”，却极少宣传日本政府在战后对中国长达四十年、数千亿元的援助（ODA）以及经贸和文化的频繁交流。 在这样的环境下，部分人将“仇日”、“反日”当成国人的“出厂设置”亦不出奇。民间逐渐对中日关系和东亚环境构建出充满敌意的想像，也催生出非友即敌的国际关系二元论。在“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前设下，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拥有一种极富小农意识的是非价值观，浓缩着“父债子偿”、“血债血偿”、“因果报应”等朴素的正义论，也混杂着“大国崛起”的民族自信，和“勿忘国耻”、“东亚病夫”的民族（历史）自卑感。 以极端民族主义言论频频引发激烈争议的网络“大V”、台湾歌手黄安就在微博上留下“凡是跟中国过不去的，是没有好下场的！”，以及“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乾杯！好日子！”等言论。而当网友引用《礼记》“里有殡，不巷歌”要黄安检讨和反思时，他则回击，“2022年，一个敌人的死亡，凶手还是它们自己人，你管我唱不唱歌？” 黄安的言论印证了以上“反日”、“仇日”的完整逻辑，他们正用一套偏颇的价值观来看待现代的国际关系，也解释了为何那么多“小粉红”对冷血言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是因为在他们的逻辑思维里，自己说的话是正义的、合理的，“公道自在人心”。 “反日”示威：民间被默许的愤怒和被局限的民意 吊诡的是，在这场闹剧中，官方始终保持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 枪杀案发生的当天，路透社记者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发言人赵立坚，“对中国网友们对安倍遭遇枪击的评论有何看法”，赵回应“不予置评”。同一时间，官方社媒帐号在安倍遇刺的第一时间留下极具挑衅和幸灾乐祸的评论：“央视新闻”留言：“鄙人不才，学过几天唢呐。”；河南共青团则上传有关霰弹枪威力的视频（安倍遇刺之初，有消息指凶嫌使用的是霰弹枪），并留言“《 非 常 好 用 》”。同时，有无法证实来源的消息指，多个对安倍之死表达哀悼和对“幸灾乐祸”言论表达愤慨的帖子和文章遭言论审查部门删除、封锁或禁止评论，显示在安倍遇刺的议题上或有公共讨论操纵。 有公众号文章指出，针对安倍遇刺的嘴炮，其认知就是“处处为敌”。外部关系叙事的目的实际上是在塑造内部的合法性。在外部的对立语境下，内部认同得以不断强化，权力得以集中、扩张和延伸。不少学者也都曾指出，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是统治者转移矛盾、巩固政权的惯用手段。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曾爆发至少三次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活动。在2005年，为反对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努力，中国多地爆发反日示威。4月9日，两万多人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示威活动。在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亦有上万人举行示威活动，触发暴力事件。广东省的示威人群向日领馆泼洒油漆、投掷瓶子。在深圳，愤怒的群众涌向日本餐馆和商店，高喊反日口号，烧毁日本国旗。 而在2012年，因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国有化问题，中国再掀反日浪潮。数十、甚至上百座城市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后，爆发两轮反日游行。期间，愤怒的“反日爱国”人士包围并拔去日本驻华大使车辆上的国旗，日资企业遭到破坏袭击，就连开着日本汽车的中国人也成了袭击目标。 逝世刚满五周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评论中国2005年的“反日风潮”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认为，当权者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每一次的反日示威多由南北的中心城市开始，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在示威现场，均有警方和便衣在场控制人群。正当一波波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活动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关注，被多家外媒报导和转载时，大陆媒体却保持了集体沈默，有关反日游行的新闻被降温和低调处理。最重要的是，这些事先张扬的示威活动并未受到官方阻止，而其他不同意见和不服从行为的表达却不被允许；事实上，在中国游行示威必须事前申请并获得许可，否则便是非法行为。 在2012年反日示威期间，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被问及反日游行是否民众自发、是否有政府参与支持时回答，游行是公众的自发行为，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正义呼声。在2005年，中国外长李肇星对来访的日本外相说，中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值得道歉的事；尽管在反日示威中有日本餐馆和商铺遭到袭击，发生了驻上海领事馆玻璃被砸等事件。这类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一律被中方冠为“爱国过激行为”，以刑事处罚，而非日方要求的按国际法和有关国际关系准则处理。 一旦被放出来就难以塞回瓶子里的魔鬼 今年四月，一名叫做蔡洋的西安青年出狱了。 十年前，21岁的他在西安的反日游行中包围了驾驶日系轿车的车主李建利，要求李建利把自己的车砸了。在争执过程中，蔡洋手持U型锁砸向李建利的脑袋，50岁的李建利瞬间瘫倒在地，血流不止。蔡洋因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十年牢狱，赔偿25万元。李建利则落下四级伤残，失去了劳动力且智力受损。 蔡洋和其他“反日爱国”青年所不理解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辆日本车可以是在中国制造的，一家日本餐厅可以是中国人开的，一个日本品牌可以是中日合资的、聘用的是中国员工。2012年反日游行后，许多在中国大陆的日资企业不得不暂时停工躲避风波，或者减产以应对游行活动的冲击，有些企业甚至开始考虑离开中国。反日示威最终伤害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让他们咬牙切齿的“日本鬼子”。 十年过去了，“U型锁”仍然存在。在这次安倍遇刺的事件中，简中网络吹起了“猎巫风潮”。中国澎湃新闻驻日记者曾颖，在直播安倍事件时一度情绪激动哽咽落泪，竟然遭网民斥责“不配当中国人”。此外，余文乐、陶晶莹、吕丽萍等明星因在社交媒体上悼念安倍被“出征”。唐山师范学院的退休老师因在微博怒骂欢呼雀跃的人是“支那劣根奴”，而被学校调查处理。就连环时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对安倍之死表示同情，也被质疑“屁股歪了”。面对随时可能触发的汹涌舆情，官方想保持在对日问题上和民间“两条腿走路”，却总有被自己绊倒的时候。 极端民族主义的魔鬼一旦被放出来，就难以被重新装回瓶子里，当权者免不了被裹挟。在过往的几次反日示威中，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每次都会突然转化为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让当局猝不及防。2012年反日游行中，贵州街头出现“要怎样收回国家领土——钓鱼岛——不如叫城管和中国贪官去吧！”的标语，湖南示威者打出“铲除内奸，复兴中华，裸官下台”的标语。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在陕西宝鸡的反日游行队伍中，曾出现了“抗议高房价”、“推进多党合作”、“缩小贫富差距”、“实行新闻自由”，“英九哥，大陆人民欢迎你！”等标语。北京显然担心，大规模示威引发的骚乱会鼓励其它人出来抗议腐败或要求政治改革。 同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成为了横亘在中日关系间的不稳定因素，情绪的宣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更在制造新的问题。这正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危险之处，在敌我分明的反日情绪中，只有高昂的情绪，缺少理性的思考。而解决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外交关系需要的，恰恰就是冷静、灵活和世故的外交技巧。 2022年恰好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方未有大规模纪念活动或外交访问行程。就在部分中国网民为“安倍之死”拍手称快之时，日台关系却变得更紧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以亲友身分，赴日出席安倍晋三的葬礼，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最重大外交突破。中国外交部对此已向日方提出抗议。 另一方面，日本刚结束的参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大获全胜，支持修宪立场的政党连同非改选席次，合计拿下参议院逾三分之二多数，达到修宪门槛。安倍的突然辞世令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备受瞩目，修宪问题势必将成为未来日本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北京将如何应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以及东亚政治的发展趋势？显然，光靠“小粉红”的“发来贺电”、“普天同庆”和“反日”青年的“打打杀杀”、“宣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