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在中国上映。该电影讲述一位女作家在丈夫坠楼后作为嫌疑人被法庭审判，在审判期间她努力自证清白，最终因儿子作证而被判无罪的故事。3月24日，这部电影北京大学举行了首映礼，虽然在此之前，这部电影因为获奖、海外口碑以及女性题材已经颇受关注，但是引爆热议的却是电影在放映后的一个对谈活动。 这场对谈由武汉大学教师、因综艺节目《奇葩说》而走红的辩手陈铭主持，本片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董强作为嘉宾出席。其间，由于主持人陈铭过多发表个人看法、董强大谈法国文学传统，并且拒斥性别角度的讨论，导致现场观众的不满和嘘声。视频上传到网上后，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两位男性被众多网友讽刺“爹味发言”、“男言之瘾”，而戴锦华和导演就女性的身份与创作、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议题进行的探讨则更多得到认同。随后，这部剧被视为女性主义电影在国内进行宣传，在女性观众、女权主义者中得到高度评价。 笔者最早关注到关于这部电影的消息，就是从网上对董强、陈铭的批判开始的。但在观影过程中，引发了我关注的却是另一个细节。当剧中这对夫妻的儿子在对警察解释他发现父亲尸体的过程时候，说到他是通过摸到了某种质地的胶带来确定自己身在何处（胶带是父亲在家里为他设计的用来“定位”方法）。如此鲜活的个人经验才让我意识到，原来孩子是一位视障者，他受伤的遭遇和作为视障者的生活也是造成其父母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但在此之前，网上大量的讨论中竟无人提及这点。这不禁令我困惑，为何残障和照护这样重要的议题在一个与女权紧密关联的讨论中完全隐身了？ 纵观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很多女性观众对女主桑德拉的“成功”、“冷静”、“理性”、“独立”和“不抱歉”赞赏有加。和传统两性关系不一样的是，女主在婚姻中较丈夫更处于强势位置，经济和事业上更成功，在写作上更有才华和野心，也不承担主要的家庭和情感劳动，甚至在面对丈夫的痛苦时显得冷漠、自私、缺乏同理心。这样一个脱离了刻板印象、道德不完美的女性，一方面当然是银幕女性形象的突破，另一方面她的形象在舆论中受到的追捧，却又折射出了当今“女权主义”舆论慕强的一面。 戏里戏外都不被看见的残障与照护议题 残障者在社会中越是不被看见、不被支持，就越加重其家庭的负担。这种负担也意味着谁来承担对他们的照护，谁就是关系中的“弱者”，这在这部电影里也有明确的表达。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显示，全球超过10亿人或15%的人带有某种形式的残疾。在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截至2022年，中国残疾人人口数量达到8500万，相当于每16个人中就有一个残障人士。而且中国对残疾的认定更严格，很多疾病如糖尿病等不被认为是残障，因此这个数据是偏低的。尽管如此，中国残疾人的统计数量仍然超过了全国本科以上的大学生数量，但比起我们身边“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印象，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被看见。例如在这次北大对谈会上，几位嘉宾均强调孩子视角的重要性，但几乎都没有谈到残障，其关注重点只是孩子怎么看待父母的关系。 跟残障议题一起消失的是家庭照护。电影中塑造了一个男性家庭照顾者——坠楼的丈夫塞缪尔。在婚姻中他更多地照看孩子，当他试图挤出时间来工作、委托他人去接孩子时，孩子却不幸意外受伤、视力受损。这两件事情其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谁也无法保证只要塞缪尔亲自去接孩子就可以避免意外的发生，但是照看孩子的人往往成为孩子发生意外的被责难者，尽管这本身可能就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塞缪尔因此对孩子怀有巨大内疚，导致了或许过度的保护倾向，而坚持让孩子在家上学（无障碍的教育环境大多不够完善）又造成更沉重的负担（孩子的康复治疗本就使得家庭开始负债），这又导致他的写作进展缓慢，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得他感到失意、失败的郁结情绪不断加重。 在这个过程中，夫妻的权力关系失衡，不和谐也持续加剧。塞缪尔的写作成绩不佳，妻子拿走他的创意后却大获成功，但她对此似乎并不心存感激；孩子发生意外后，夫妻关系日渐紧张，塞缪尔一度因对妻子不满而拒绝性生活，结果是对方出轨，且还理直气壮；他因照护孩子和兼顾工作而心力交瘁，希望妻子分担一些，妻子却认为他是自找苦吃.......在女主桑德拉的眼中，丈夫的问题都属于失败者、无能者的自暴自弃和咎由自取。 这些痛苦都曾经是很多传统家庭中女性的日常体验，却只有当角色换成男性时才作为“问题”被暴露。塞缪尔作为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不但没有获得伴侣的理解和帮助，反而受到对方理所应当般的剥削、轻视时，便也陷入了和女性类似的困境，而这些最终把他压垮了。 与其嘲讽男性在类似压力下的“自负”和“脆弱”，更应该看到的是照护者的困境，意识到这绝不只是“女性的问题”。家庭照护之所以不被看见，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结构中，照护不太可能导向事业上的成功，难以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经济实力。但照护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道主义劳动，确确实实支撑着被照护者的生命，和一个能够良性运转的社会，因此它的价值应该被看到、被肯定、被珍惜。 家庭照护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无偿劳动，如果长期得不到支持，这种工作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中国的农村女性就是因为如此，自杀率很高，大多为争一口气，因为家务、育儿太累，更重要的是不被理解和尊重，自己的声音完全不被听见，内心也陷入绝望。在北大的对谈中，虽然董强的掉书袋让人不适——他大谈片名中的“坠落”（chute）一词的意象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历史。但随后戴锦华的回应的那句“这就叫跳楼嘛！”在我看来也有点轻佻，对剧中所表现的照护者，也是被损害者缺乏尊重。 目前，家庭仍是残障儿童最重要的支持来源，政府和民间社会对残障儿童家庭的支持大多很匮乏，使得家庭照护者往往处于孤军奋战的处境。这点在中国也不例外，以上海这个被认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社会保障相对健全的城市为例，一个对上海残障儿童家庭生活质量的研究就发现，上海残障儿童家庭所需服务供给不足，大多处于没有服务的状态。整体上,以残障儿童为中心的个体取向服务明显要比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充足。 如果我们看不到家庭照护者的困境，对此缺乏共情，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贬低家庭照护（目前主要是女性在承担）的意义，对那些困于其中的女性可能产生负面效应。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苛责个人，而是希望大家更多关注这个议题，意识到这些困境不只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家庭的、社会的。具体而言，如学校的无障碍设施、融合教育的推进，福利部门、民间机构对残障者及其家庭照护者在经济和日常事务中的支持，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心力交瘁的照护者从精神危机中挺过去。 女权主义的“慕强”倾向恐怕加固性别不平等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围绕这部电影有很多的“女权”向的讨论，这点让导演本人也非常意外，但不得不说，其中一些言论我很难共情。这部电影塑造了一个有瑕疵的女作家，她有事业心、有创造力，对孩子、丈夫和朋友也有温情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又以自我为中心，相对忽略、拒绝伴侣的需求和感受，甚至对伴侣有一些暴力行为，这些情节也是真实存在的。塑造出这样一个不落俗套、复杂而有力量的女性角色，从艺术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如果有人看了电影，对女主的“女权主义”表达的欣赏，不是因为她好的那面，而是因为她冷酷、自私、不敢面对问题的一面，那就太糟糕了。 然而，网上这样的言论却随处可见，导演设想的女主并不是一个弱者、受害者（观众已经在荧幕上看到过太多的女性受害者，因此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值得肯定），但许多人对女主人设的想象远不止如此，他们自行脑补出了一个爽剧中的女强人形象——她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在法庭上金句频出、头脑冷静、逻辑缜密；在亲密关系上，她不屈服于丈夫的无端指责和道德绑架，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魅力无穷，有不少倾慕者......简而言之，女主非常强大，永不道歉，只对自己有利，因此她成为了一个值得广大女性学习的“榜样”。 关于女主的很多溢美之词言过其实。实际上，桑德拉在法庭上的表现欠佳，她一味给自己辩白，不惜隐藏矛盾，对丈夫的惨死似乎无动于衷，从而没能争取到法官的同情。在亲密关系中，女主十分钝感，夫妻间已经出了大问题，对方已走向不归路，她还一厢情愿认为两人是灵魂伴侣，矛盾和冲突只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事业上有野心的人，对家庭（伴侣）本就不那么上心，他们更多地想要成功，当家里没有快乐，就到外面去寻找。伴侣自杀会被她认为是对自己的攻击和报复，因此她必须要赢，而且她也确实赢了，然而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到“胜利”的空虚。 这就是为什么，就算桑德拉并不是丈夫死亡的直接凶手，她也必然要为此接受剖析和审判。 对于这类成功者（无论男女），我都没有共情。当然这不是说剧中女主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应该被谴责。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自私、冷酷的人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成功，以及为什么只有成功者才能被他人（包括但不限于女权主义者）看见和认可。女权主义难道不是应该致力于关注弱者的权益，呼吁社会变革以便让弱者也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吗？ 近年来，由于在推动政策改变、社会运动上屡屡受挫，行动主义已经式微，一些女权主义者将改变的希望寄托于个人，反婚反育反孝的主张得到更多认同。这一主张的背后，是女性试图通过主动拒绝成为照护者来将自己从传统性别规范中挣脱出来，避免自己沦落到不利的境地。不过，这类主张者往往在鼓励女性挑战性别刻板规范、赞美女性成功者的同时，忽略和贬低家庭照护的价值，如用“骂醒”来劝阻女性选择婚育（免除家务和育儿劳动）、与原生家庭切割（卸下照料老人的责任）等，这实则正是父权社会中大多数男性的思维、行为模式。这种倡导可能使得那些主要承担照护工作的女性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更受歧视，从而加固了性别不平等。 不要忽略被照护者的主体性——女性照护者与残障者之间的共情与张力 女性与残障者在同为社会弱势者这点上应该是有共情的，但是女性更多作为照护者并因而陷入困境的现状，使得一些女权主义者选择性地忽略残障者的处境，宣扬一种慕强避弱的思想，不愿直面残障议题，更难于选择残障者作为维权路上的同行者，但这还不是女权与残障议题中存在张力的唯一地带。在呼吁保障照护者的权益时，我们还需要看到作为照护者的女性与被照护的残障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也是女权主义需要纳入考量的。 莫佳妮在《为何照顾会出错？》一文中探讨了这些问题，指出女权主义与残障社群关于“照顾”的辩论中始终保持着紧张的互动。女权主义强调照顾的给予者（通常是女性），而在障碍研究中，照顾的接受者才是关注的焦点。女权主义者想要将照顾功能从家庭环境中移除，寄希望于倡导新形式集体生活的想法受到了残障社群的反对。而在残障领域，“照顾”也是复杂的议题，经常与控制、压迫、虐待有关，因此在充分尊重残障人士对自主生活诉求的同时，也需要用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来平衡“照顾—控制”与“依赖—独立”的二分论述。 这些问题多多少少在电影中也有呈现。例如男主塞缪尔选择让儿子在家上学、女主桑德拉却想让儿子去学校，但他们似乎都没有询问过儿子的意见。基于桑德拉的性格，我们大可怀疑她的主张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能排除这一主张也许并不违背孩子的意愿——她更多把孩子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并不因为孩子的障碍而认为其人生有所欠缺，或应得到（施加）过多照顾。在家庭中，照护者对孩子的保护有时会不知不觉中越过界限，成为一种控制和剥夺，这是很常见的现象。桑德拉对塞缪尔的指责，如认为他利用跟孩子更紧密的关系来进行情感操控，让孩子说出对母亲不利的话语（如“你是一个怪物”），恐怕也是事实。 电影中的孩子一开始做假证，可能是出于母子亲情，也可能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但是在后来，他的思考逐渐深入，当母亲试图通过亲子对话来争取他的支持时，他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在即将出庭作证的前夕，他更是明确要求母亲离开。此举可视为他在努力避免母亲的情感操控，试图通过独立思考，做出更符合事实、符合自己内心道德准则的判断。即便很容易被他人想象成“无能”状态的视障者儿童，在复杂的父母关系与巨大的情感压力中，也始终在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而他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力找到了足以左右庭审结果的关键。 在电影的最后，母亲因为儿子的证词被宣判无罪，但是两人却都感到难以相见。现在，母亲成了唯一的照护者，亲子关系将如何发展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这样一个开放式而非大团圆的结尾应给观众带来更多思考。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