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歌手黄耀明被廉政公署控告于2018年立法会补选中涉“向他人提供娱乐的舞弊行为”的一个月后，简体中文世近日疯传一张黄耀明发布社交媒体表示将与何韵诗“绝交”的图片，明眼人都知道，那其实是恶意篡改过的图。 原本的帖文，是黄耀明对自己被撤销控诉后于法院外唱《问我》一曲之举的最后回应。为自己的行为辩白之后，他希望让话题告一段落。 话音未定，他的取态就被捏造成丑闻式的八卦，被墙内的民众消费。 我想到美国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在75岁时发行了一张唱片《Walls》，猛烈抨击了特朗普的执政，尤其反对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造墙的想法。在此之前，她也多次为克林顿夫妇站台。哪怕是对美国最高元首表示赤裸的讽刺和质问，她也不需要为自己辩白什么。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欧美的流行音乐史，简直就是政治运动史，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爵士音乐就在为种族平等呐喊，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和反战大潮造就了无数民谣和摇滚巨星。如今欧美艺人在任何政治议题上都不缺席，无论是作品还是身体力行，从#metoo到BLM，从战争创伤到特朗普的一系列风波，流行音乐紧密地参与了这些议题。 可是这一切在中文世界却是一种奢侈。艺人和创作者历来喜欢将自己和政治及社会议题分开，证明自己的“纯粹”，表明自己的艺能成绩与“肮脏的政治议题”毫无关联。 八九民运在港台两地掀起的反响是最后的能量，90年代之后，政治几乎从华语艺人身边消失了。香港歌手王菀之早在2012年，在网友讨论长者政策、时任特首梁振英执政时，有著名的“我讨厌政治”金句，提前预演了如今众人闭口不谈的惶恐。 “讨厌政治”真的可以独善其身吗？台湾艺人为台湾代表队在奥运的表现加油，被无数大陆网民追击，最后要么澄清自己不是台独，要么删去发帖，急不可待地划清界线；2020年以来，香港不少艺人在某几个关键日子选择“噤声”，甚至点赞都会被公审。 黄耀明从未加入过这个行列。在8月5日他步出东区裁判法院所唱的歌词，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他如何看待创作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我有百般对，或有千般错， 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 以歌明志，对他来说如此自然。在很多民众眼里，歌手去碰政治，给人印象一定是负面的。中港台的娱乐大环境下，传媒与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种“和平”。涉及到社会与政治议题的艺人，多数在独立和地下界别活动。多年来，黄耀明从主流唱片公司走到独立制作，不仅是那个愿意发声的人，也从来不忌讳在自己的音乐里面表达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哪里都是他的舞台，或者哪里都是他的真实。 香港流行音乐曾经有完全不避讳政治的时候，这一氛围在八九民运之后达到高峰。卢冠廷、夏韶声、黄霑及达明一派当年都分别推出了受六四事件触动而创作的大碟。这四组当年在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唱作人如此表态，确实呈现出这个城市西化的一面，那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无数反叛的西方艺人带来的影响，你可以唱出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唱出对政府的抨击。 后来这四组艺人际遇不同。黄霑已作古，不必面对后来的变迁，不幸，可能抑或是幸运；夏韶声出了一首《大国崛起》，甚至为亲建制政党民建联登台，被听众狂骂，如今醉心录发烧唱片、谈UFO见闻；卢冠廷前几年接受传媒访问，说发现自己是一个政治白痴，对政治丝毫没有兴趣，就此划清界线；只有黄耀明，无论是以达明一派的身份，还是个人发展的名义，几乎时刻都畅所欲言。 六四当然不是黄耀明用歌曲表达见解的开始。达明一派时期，他们与作词人已经会充分沟通。《我等着你回来》大碟（1987）充满了当时的社会议题。《今夜星光灿烂》一句“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是当年在中英谈判后对香港未来的担忧，谁知在几十年后成为香港宿命的注解；《溜冰滚族》描写在尖东拼命玩乐的流浪少年，是那年代对边缘人群的关切；《大亚湾之恋》则是写当年深圳兴建大亚湾核电站时香港市民的核恐惧，在提议兴建的过程中，曾有百万市民连署抗议，最终核电站在未能消除疑虑的前提下兴建，甚至出现施工事故。达明一派之后又推出《大亚湾之恋之尘埃落定》混音版本，无声诉说抗议的徒劳。二十几年之后，大亚湾核电站运行事故的传言甚嚣尘上，一切官方说明都未令人信服，这首歌放在今天又预言一般切中了议题。 从这时起，达明一派的歌曲内容与香港人的经验和疑虑紧紧结合，身在这座城市中的思考与情感变化都通通书写进了歌曲之中。《你还爱我吗》表面是情歌，但却是用当时香港人对中英两国政府的忐忑情感来行文，“现况天天在变化”，“没变化只怕僵化”等普通话的用语结合香港的本地情绪，使用了非常出色的修辞手法；另一首《今天应该很高兴》，和叶倩文《祝福》及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三首歌堪称时代之歌，纪录了八十年代末一代香港人落寞移民难以割舍的情感历程。 在1991年宣布各自单飞的第一场红馆个唱上，达明一派不计工本地用录像与舞台视觉呈现来表达六四之后的惶恐心情，演出色调阴冷，在《十个救火的少年》后接《没有张扬的命案》，将专辑《神经》的神髓通过演唱会传递了出来。几年之后重组，达明一派又出了一首《每日一禁果》，讲香港人生活中避无可避的《苹果日报》，原本想谈从众心态，希望香港人能有多样化的选择，“根本选择不多，每日都只有苹果”抓住了那种无奈。在2021年6月，市民争抢最后几期《苹果日报》时，不少人也都在讲“只有这一份报纸可看”，《每日一禁果》从“渴望其他选择”变为“没有选择”。 没有离场，也全因创作者是真的在关切香港人的处境。从当年一片凡事皆可八卦，到如今的无话可说，歌手能观察到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选择去呈现这样的歌，以音乐反应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如今竟然变成了异类。 1989年5月发行的专辑《意难平》，本身想脱离严肃政治议题，以情感和爱为主。《忘记他是她》挑明了一个禁忌，话题日后被称为“身体政治”，达明一派继续走在前面。这首歌与讨论同性恋的《禁色》对黄耀明意义更大，那也是他之后单飞，以身体和性别为题目创作歌曲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是开启了一个话题，其中更是他自己也在面对的讨论。黄耀明的歌曲谈论政治和社会议题，其实正源于他在台前和幕后的统一，也是他自己公民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交织。 这种统一，源自他从英国摇滚音乐看到的真实。David Bowie，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Massive Attack，Radiohead都大胆地在歌曲里讨论政治议题或者性别议题，从最反叛的流行力量中，他也懂得了要用音乐和舞台真实呈现自己的想法。在一次访问中，他说他在这些创作者身上明白了“舞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观众的平台”。与他合作无数的林夕说，黄耀明是他合作过的歌手中最特别的一个，他要求歌曲的内容必须关注自己的生命和态度。在过去，只有黄耀明会要求他修改歌词。 从达明一派单飞之后，黄耀明的这种真实没有停止。在签约音乐工厂的1992年首张个人大碟《信望爱》里，有首歌曲取自村上春树的《舞吧舞吧舞吧》，填词人魏绍恩写了一首无奈又遗憾的歌词，末了加上“送给那些仍被囚在黑暗中的自由战士”字样。MV中用上了红布这种象征鲜血的意象，后来在2018年的“明曲晚唱”系列演出中，他袒露心情，原来是想写给那些在囚的学运人士。彼时整个中国兴起下海潮，开始经济腾飞，国际社会也已经彷佛忘了八九这段公案。如果说1989至1990年是大势所趋，所有民主社会都在畅谈六四，1992年的《舞吧舞吧舞吧》就完全是逆流而动了。2019年，达明又联手林夕再推出《回忆有罪》一曲，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三十年前参与声援广场学生演唱会“民主歌声献中华”的绝大部分歌手，已经北上神州，或是绝口不再提“政治”。 2012年是黄耀明舞台表演与创作的重要分水岭。在达明一派《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的香港站最后一场，他在台上对全世界说“我系一个基佬”。即便是谈论自己的性取向时，他讲述的前后文也是与社会中的个体反省有关。而同样是在这场演唱会，视觉上大量采用了香港“反国教”运动声浪中产生的各种符号，是一种文化上的总结与更新，如今恐怕也是盛况不再。同年在广州的演出，更是无法再发生。达明在这一站的视觉内容重，展示了许多条微博，那几年微博成了中国草根阶层维权的重要场域，也迸发了许多思想火花。这一场在内地站的改动，证明表演者不仅仅是因在地因素而关注社会，恰恰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张开眼睛与耳朵，接收过那些内容，才能转为演出的形式，进行舞台艺术的呈现。 此后黄耀明先后发起“大爱同盟”和“文化监暴”等多个本地组织，一直关注同志和文化界人士的权益。本地的娱乐工业显然也开始与他有了一些看不见的“区隔”，有传媒笑称他“出现在港闻版多过娱乐版”，大众因他的新闻曝光也愈发改变对他的定义。 他一再重申自己是音乐人。在2016本地电视台亚视不获续牌之后，他筹备了音乐会《美丽的呼声听证会》，用一连串改编亚视歌曲及影像，再配合本地文化人的对谈，有录影，有访问，有互动，一起讨论亚视的结束对香港人的意义。这场演唱会连结了雨伞运动后香港的低迷气氛，也是音乐表演对本地流行文化历史流变的一次新尝试。 黄耀明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他有时也觉得疲惫，但认为发出怎样的声音并不是创作者可以选择的。这一切自我激励，似乎都随反修例运动和港区国安法的颁布停留在了过去。反修例过去之后，他自己推出了一首《自由之夏》，达明一派推出了一首《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前一首是缅怀与总结，难免伤感，后一首是对现下移民潮的回应，词作者正是《今天应该很高兴》的潘源良。梳理看来，他不过是没有缺席同时代香港人的那些大事件，并动用创作、歌声和舞台表演，将这些感受和体验表达了出来而已。 面对廉政公署的提告，他没有任何辩解，选择用歌声回应，他自然而然地把见解表达纳入了自己的音乐创作，而音乐又那样自然地成为他表达自我的一种形式。这种浪漫和真实，还可不可以继续存在于香港的流行音乐里呢？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