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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登上香港新闻业这艘将沉之船:三个90后末代《苹果日报》记者的故事

新闻自由日渐凋零,香港传媒业的未来难以预料,但仍有年轻从业员前赴后继地上船。即使在苹果的最后日子只有短短三日,也算是见证了自己终于做到想做的事。“经历过三日,反而更想更想当记者。”
撰文 | 陈子云
08/12/2021
本文共4875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这年8月《苹果日报》公司被警方大规模搜查。今年6月,《苹果》五位高层被捕,数百名警员再次大举搜查公司大楼,三间相关公司资产被冻结。6月26日,出版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宣告停运,出刊最后一期,俗称“福寿版”,香港报业的一个时代沉重结束。


大时代下的香港记者,尤其是相对年轻的90后记者,一头栽进传媒业,随即屡屡遭遇重创。近年香港新闻自由步入寒冬,2020年与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香港都停留在中下游的第80位。当一间报纸的死亡成为头条新闻,背后耕耘青年记者又作如何想?而今后随香港步入极权社会,记者这份志业,仍有甚么用处?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歪脑记者访问了三位旅程不一,但都一起经历《苹果日报》结业的记者:甘仔、阿明、陈静。


支持者一边举起最后一期的《苹果日报》一边比着手势(图:Reuters)


这篇稿太“黄”了

“经常听到人说以前香港传媒业多么风光,多么自由,但我经历不到有新闻自由的年代。”三人当中,阿明属后进,2018年入行,做过一间免费报纸,一间网媒,两间媒体的建制色彩都浓厚。他读经济学出身,却选择念新闻学硕士。入行前父亲不理解,质疑他好端端可以当上班族、打银行工,却走去投身“夕阳行业”。


“我真的想做记者。在免费报纸工作,每日‘炒稿’(综述改写通讯社与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看别的报纸报道什么内容,浓缩、改写一下当自己的报道。限制很大,能够争取到的空间便是外出做一两篇专题访问,但上司也讲明,主题只能彰显社区人情关怀之类。之后到那间网媒,朝令夕改,不时被人批评我去访问一些‘黄’的受访者,稿子太‘黄’。其实你可以批评我实力不足,写稿有些问题,但是你批评我找不符媒体立场的受访者?记者带住恐惧做新闻,根本无法求真。”


他记得2019年区议会选举,当时任职的媒体老板列出一张近200名泛民候选人的清单,要求所有记者不得访问清单上的人。当时他已经写好几篇专题访问,眼见清单上有受访者的名字,顿感错愕。原来访问会有不能刊出的一日,他为此深深不忿,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受访者。


随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黄蓝之见”延伸到媒体界别,不少媒体被定义为“红媒”、“蓝媒”、“黄媒”。行内的记者并非不想求真,然而身处建制媒体的记者,往往出现像阿明的情况,写了稿不能刊出,又或者找受访者时,对方按媒体立场划线,不接受“蓝媒”记者访问。


发现行内大多数媒体都这样,阿明在2020年以自由身当专题记者,却又发现以自由身写专题,投放时间要很多,稿费难以维生。直到今年,经甘仔的介绍下,阿明成当了三天的苹果记者。

 

员工们最后一晚聚集在《苹果日报》总部(摄:钟健华|歪脑)


苹果的“永远”和“一天”

翻开最后一期《苹果日报》,会见到有一小格有关阿明的故事。作为苹果最后时刻,最后加入的一名新人,他觉得自己意义重大,反而不担心自身职业生涯是否可能会被封杀等问题。6月21日,阿明第一日上班,搭乘穿梭巴士,前往被搜查过的新东家的大楼,那里在6月17日刚刚经历高层被捕、大量电脑及资料被警方取走。他一直想,那里的气氛会是怎样?如果大家人心惶惶,会不会自己的入职,可以稍稍激励到他们?


“因为大家都惊、都怕被捕、打算辞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到来和大家同进退,那应该是很激励的。我其实并不怕。只是到了大楼,准备用职员证拍卡通过闸机时,上司过来跟我说,如果想改变心意,现在就可以即时离开。但是我一直都这样说:做新闻无罪。”


于是来到新环境。怪异的是,他听见很多笑声,公司气氛像大型的欢送会,很多人拍照留念,没甚么工作的氛围。他接到的第一宗、也是最后一宗任务是,街访问市民怎样看苹果随时结业。当第一日的苹果人,去访问大家对苹果弥留的看法。也有其他媒体留意到阿明,纷纷致电希望访问、跟拍,但他一一回绝,最后只做了简短的电话访问。


“我也是记者,可否给我时间,专业地工作到最后一刻?”


虽然一开始阿明父亲反对他成为记者,但是现在家中两老也被阿明的热诚感动,支持他当记者。甚至他第一日入职,家人煮了一顿丰富晚饭给他庆祝,即使三日之间风声不绝于耳,阿明的母亲仍然乐观。为人母,都是想儿子开心的,阿明说。来到最后一日在苹果上班,媒体问他感想如何,他直言,其实他只想当记者,跑新闻,旨在求真,绝非杀人放火,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上司临别和阿明聊了一会,提到香港的媒体生态将无可避免迎来碎片化,没有一间大媒体公司能统合所有的民间认受性。“至于会不会变到像大陆一样,自由身记者撰稿,也要偷偷把稿发到海外华文媒体刊出?我不知道。反正大命运之下,很多事情轮不到记者想,红线飘忽,那就不必刻意回避,一如以往保持专业,报道事实。”


 

支持者的留言(摄:钟健华|歪脑)


“我想我被捕的时候是一名记者”

相比之下,带阿明到苹果的港闻专题记者甘仔,聊起那三天在苹果的经历,情绪仍然激动。


甘仔2017年在苹果当港闻编辑,2018年到2020年在一家网媒任职专题记者,认识了阿明。离职网媒,再度入职苹果的时候,苹果大楼已经第一次被警方搜查,但甘仔内心目标很明确——这次回归,是为了陪苹果到最后一刻。


“自从立国安法,我判断《苹果日报》不会久留,立法后必然要处理《苹果日报》立威。所以入职已经有做心理准备,同时不会把太多访问资料存放在公司电脑,到最后结业时,反而很快已经清理好我在公司的个人物品。”


甘仔记得6月下旬,正值区议会面临“DQ”(取消区议员资格)风声,政府推出政策,要求所有区议员宣誓,如被怀疑非真诚宣誓,议员随时失去议席及面临追讨薪津的风险。甘仔访问几位区议员是走是留,大家都互开对方玩笑:“不知道是区议员先辞职,还是《苹果日报》先结业”。时间回到6月21日,当时她原以为苹果的生命会如之前报道,在这个周末才结束,但是风声不断传出,人心惶惶。加上星期三早上又一名苹果资深主笔被捕,使得苹果提早停运,旋即变成星期三出版最后一期。


到头来,原本她访问到一位坚决留下来的区议员,访问却无法刊出。


“我觉得那篇访问多少可以激励到大家。星期三晚踏入凌晨零时公司便停止运作,而星期一已经有一部份同事辞职。到了星期三晚,有一个方案被提出,那就是由总编辑陈沛敏签纸,解雇想辞职的同事。如果仍想留下,就只能等到将来某日苹果真的结业,才可脱离身份。当时我不大能谅解那些嘻嘻哈哈,等欢送的同事,因为有人仍然想留下,有很多人忍住百般难过,赶工‘福寿版’。我本身到来,就是为了留到最后。”


然而,本身已于17日因涉国安法被捕的总编辑陈沛敏,只能趁最后这个机会为同事尽一份心力。甘仔忆述,她于苹果中止运作后的星期五辞职,而现今正在在囚,连同其他管理层,大多都失去自由。甘仔觉得,陈沛敏也想留到最后一刻。


眼见形势严峻,有同事全组举手辞职,而甘仔最后也含泪举手。理想是留到最后,现在只余一份屈辱感萦绕心头。她坦言,差不多一个月内,她每日恍恍惚惚,有些工作机会,却提不起劲;和朋友谈话谈了一堆,事后却又继续如烂泥状。对于寻找下一个东家,甘仔坦言没有很明确的想法,但是,她希望日后真的到无力挽回时,可以以记者的身份被捕。


家中放着一株紫罗兰,是周四她回到苹果大楼交还职员证时,在大楼中庭处取得。那里有很多苹果历年来的出版物、月历卡、2014年雨伞运动“我要真普选”贴纸等。她瞥见月历卡是《壹周刊》今年设计的,内里有不少知名壹周刊主编、作者、受访者的语录,标语是“二零二壹,一齐撑”。


“一齐撑,撑不完这一年。”她取走紫罗兰,回到座位,登入内联网,备份自己过去的稿件。“继续报道‘人’在这个时空下的‘真实’,是我想继续在香港当记者的目标。……我只想留在我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发力,直面现实。”

跑新闻,旨在求真,绝非杀人放火,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员工们离开前最后的留言(摄:钟健华|歪脑)


像看着同行陆续中枪倒地

阿明与甘仔是专题记者出身,陈静却是摄影师,专门拍摄影像报道,在苹果副刊版“果籽”工作两年半。一开始她从属于一间与果籽长期合作的独立制作室,后来转到果籽工作,直到《苹果日报》的最后一夜,她仍在剪接最后一篇影像报道。晚上7时剪好片,9时上载影像报道,一到凌晨零时,就如同所有读者所目击的,《苹果日报》网上所有报道被删除,App也停止运作。


“做完工作,还是回到将军澳苹果大楼探望同事。但首先我要在大楼外感受一下被读者支持的感觉。”陈静一说,阿明和甘仔立即大笑起来。


《苹果日报》的最后一夜,大楼外有不少读者到来支持,直到凌晨左右,印刷好最后一期,大楼内的员工取出几批送给守候的读者。

支持者在大楼外等待最后一期的报纸(摄:钟健华|歪脑)


陈静说,去年起“果籽”的上司已经明令同事不要做政治敏感的题目,回到一般报道文化、艺术等副刊范畴。她有不满,这个限制或者出于同事安全着想,但她不想一边见证香港愈来愈恶劣,却一边制作毫不相关、还鼓励读者娱乐的生活资讯。临别依依,陈静与一位文字记者同事决定制作一份号外,记录“果籽”最后一代同事,每拍一张照,就加上简短感想。陈静想之后可以印刷数百本,免费派出市面,希望读者可以知道,过去一直以报道陪伴大家的幕后记者是怎样的人。


儿童绘本《羊村守卫者》


然而,在极权化的社会里,如此一个举动,或者也会牵连甚广。7月22日,由一班专业言语治疗师成立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推出的以反送中故事为主题、羊和狼为主角的儿童绘本《羊村守卫者》引来香港国安处上门拘捕。共有5名工会理事被捕。据了解,国安处指控绘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即“串谋发布、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内容引起他人憎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羊村绘本事件发生后,我再向陈静查询该份号外的状况。她也表示,不清楚照原定计划出版的话,会引来甚么后果。


“红线是甚么根本没人知道,无论你写甚么,怎样写,都可以想像政府指控你假新闻,引起憎恨。报道新闻的空间一定会愈来愈窄,甚至没有,好像看着一个个同行陆续中枪倒地。在极权社会自处,继续去报道真相,说真话,个人要活得磊落真诚。”


香港人拍长龙购买最后一期的《苹果日报》(图:AP)


“反而更想更想当记者”

当香港媒体环境与中国愈来愈相近,中国的媒体又是如何应对体制的监控?来自中国、现于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任教的记者方可成,曾于访问指出,在中国大陆当记者,必然有一大批永远无法发出的稿件。记者、编辑每日收到各省宣传部门通知,罗列出哪些新闻不能报,哪些新闻可以报但不能太大回响,以及哪些新闻鼓励媒体报道。


违反宣传部指令的媒体,可能面对报道被删、记者写检讨书,严重的可令报刊无法出版,记者被解雇。方可成进一步分析,由于中国大陆所有媒体的都姓“党”,党有生杀大权,记者一定只能“跪着造反”,因为一入行便置身党国体制内,日常面对相当多自我审查,例如要留意出版时间,哪个月份较为敏感。而公民记者则比一般记者来得更危险,因为他们从来不在体制内,难以控制,所以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时,其中一名公民记者陈秋实便被强行带走,失踪一年多。


然而,香港绝大多数媒体由私人拥有,有时老板的立场便是媒体的立场。过去被分类为泛民光谱的香港媒体,有《苹果日报》以及部份网上媒体,然而以印刷报纸出版的媒体观之,只有《苹果日报》代表泛民主派声音,亲建制的则有《星岛日报》、《东方日报》、中立偏建制的《明报》以及根正苗红的《大公报》、《文汇报》。每逢“七一”庆祝回归,上述报纸皆预留头版刊出祝贺广告,唯有《苹果日报》不见广告,网民长年罗列拍照,形成每年殊异的报界风景,如今已不复存在。新闻自由日渐凋零,类似中国媒体的上述监控也越来越接近,香港传媒业的未来难以预料,但仍有年轻从业员前赴后继地上船。

《苹果日报》记者们离开前的最后合照(摄:钟健华|歪脑)


回望在苹果的最后日子,阿明觉得,即使只有短短三日,也算是见证了自己终于做到想做的事,来到一间仍有少许自由的媒体,即使三日后,《苹果日报》结束了。


“经历过三日,反而更想更想当记者。”阿明笑了。


甘仔想继续做记者,直到最后一刻。“我知道那个空间会渐渐凋零,直到想做的独立媒体没了,就转当公民记者,但同时要有一份全职支持生计。”


自认悲观的陈静则说出了自己选择的底线。“不要成为极权的共犯。虽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日后也未必继续当记者,但是我可以去拍纪录片,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躺平,尽力争取。”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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