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母 辉望之域
伟国之子 颂汝之誉!
尔界尔疆 日广日庞
天力天威 益浩益强!
爱德华・艾尔加《威风凛凛进行曲D大调第一进行曲的“希望与光荣的土地”》
(Land of Hope and Glory in Edward Elgar’s 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 No.1)
每年夏季举行的“逍遥音乐节”（BBC Proms），在连续两个多月的音乐会之后，到了音乐节的“最后一夜”（Last Night of the Proms），当晚的音乐会总有近乎相同的曲目，每年都会演奏几首传统英国的爱国音乐，其中包括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到最后以国歌作结。在“最后一夜”的音乐厅里，总是气氛高涨，观众挥动英国国旗（夹杂几支其他国家的国旗，和零星的欧盟旗），为“逍遥音乐节”闭幕。
2022年的夏天，英女王离世，全国一片哀悼。英超暂停，逍遥音乐节也提前结束。伦敦的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没有如常奏起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也没有观众合唱“希望与光荣的土地”的声音。“最后一夜”的“希望与光荣”，今年在英国缺席。
英国失去希望和光荣，要追溯源头、找出大国何时开始殒落，几乎不知从何谈起。碰巧遇着女王的离世，只是戏剧性地为深陷泥沼的英国头上，多加几片愁云惨雾而已。
此际英国，的确颓势不止地堕入深渊，经济停滞是致命伤，几乎读每一期的《经济学人》，都可看到英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相比如何严重滞后。特别是大部份国家早已踏入“后疫”时代，也是恢復元气从谷底反弹的时候，偏偏英国经济持续疲弱，濒临衰退边缘。在G7七国里面，英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在2022年第二季的GDP增长、比2020年刚开始封城抗疫的时候还要低，就连一向以经济差而闻名的意大利，经济也比英国做得更好。
全民公投为什么与传统代议政制产生矛盾？
经济低迷，跟政治关系密不可分。
经济差令英国人生活困难，但真正令英国人失去希望和光荣的，是那场没有完结迹象的政治闹剧。从约翰逊（Boris Johnson）死不下台、卓慧思（Liz Truss）闪电过场，到今天辛伟诚（Rishi Sunak）入主唐宁街十号，两个月内三个首相（另加两个国王），真是情何以堪。当大家耻笑唐宁街十号变成了Airbnb（只作短暂居住），又或是Larry the Cat才是真正的主人的时候，那个在“政治学101”里面的“西敏模式”（Westminster Model），明明以往是民主制度的典范之一，为何今天沦为笑柄？
时间稍为拨前到2015年的时候，英国最大的危机是面临脱欧压力。国内意见分歧，最后要以公投方法解决问题。但这公投的做法，由始至终都不符英国的代议政治传统，以至即使脱欧多时，仍然有不少人将今天英国的政治乱象，归咎于当年的脱欧公投，令国家陷入分裂。当然，这些分析并非无的放矢，公投与英国的代议政制，的确存在矛盾。
英国传统崇尚代议政治，同时权力非常集中，国会揽尽行政和立法的工作。在选民选出所属地方的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间接为执政党投票，选出执政党。执政党的内阁组成之后，基本上从此畅通无阻，直至解散内阁，或下次大选的来临。同一时间，国会议员最重要的工作，亦是以维持政党执政为最大责任。虽然权力集中，但不代表没有制约，特别是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之下，选民可以轻易在大选的时候进行赏罚，将表现差的执政党踢下台。当然选民能够发挥制约作用的前题，是要等到大选来临的时候。
权力集中的制度安排，背后的隐喻是：虽然政治乃众人之事，但处理政治、掌握政治并非众人之事，而是由懂得政治的政治人物，为人民作最好选择，不轻易给民意左右。这制度的隐喻，明显跟公投所代表的直接、参与式民主，互相抵触，构成矛盾。实际上，英国也是到了1975年才迎来首次的全国性公投，当年通过公投，决定是否保留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成员的身份。后来，公投制度逐渐进入英国地方政治，但在全国举行的公投，仍然非常有限（共计三次，在1975年以外，2011年曾经公投更改选举制度，2016年则是脱欧公投）。
公投次数有限，但公投所产生的政治后果，足以令到代议政制进退失据。2016年的脱欧公投，留欧与脱欧的二分，与本来英国两党的政治划分并无重叠，导致脱欧之后，保守党到今天都没法完全消化得来，无论是文翠珊还是约翰逊，都没法带领英国真的步入脱欧后的正轨。除保守党外，在野工党同样沉寂，特别是经过郝尔彬（Jeremy Corbyn）领导之后，工党经历了长时间的落后，无法对保守党构成威胁，直至施纪贤（Keir Starmer）上任、约翰逊爆出派对丑闻之后，工党才算重生。
公投和英国原有的代议政制所产生的矛盾祸延至今，是造成今天英国政治乱象的远因。但还有更多制度上的缺陷，直接令英国步向“from bad to worse”的万劫不復。
政党党员权力过大的致命伤
在英国脱欧之前，英国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塘鹅丛书（A Pelican Introduction），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了英国雅息士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政治学教授Anthony King写的《谁管治英国？》（Who Governs Britain?）。这小书通过分析不同的角色持份者，像政党、党员、选民、外国势力等等，探讨谁人拥有对英国最大的影响力，真正管治英国。
书的结论，是世界、时代、人情俱变之下，以往权力集中在执政党内阁的年代早已远去。即使国会西敏宫继续古色古香，大笨钟的钟声经过几年静止维修之后恢復报时，但制度的落后，却令政府尴尬不已。
在芸芸角色之中，其中一个最落后的部份，是政党党员（party members）的角色。二战之后，主流政党曾经迎来短暂的光辉岁月，党员人数众多，像上世纪50年代，保守党曾经有近300万名註册党员，但后来数目不断下跌，到今天只剩17万左右（今年保守党党魁选举合资格选民的数字），工党情况同样“半斤八两”。
现实上，政党党员实际人数可能更低，因为政党都倾向“报大数”、夸大自己基层党员人数。政治学者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早就分析政党党员人数下跌，跟后物质主义的兴起有直接关系，中产阶层关注不同后物质价值，多于传统的经济秩序。但党员人数下跌的情况，全世界政党都无一例外，而对英国政治制度真正造成致命伤害的，是这些党员的权力过大。
以保守党为例，党员的权力，除了像早前可以在保守党党魁选举中投票之外，同时亦可以在所属的地方支部，选拔代表（candidate selection）保守党的候选人。对一般选民来说，投票日的时候可以选择代表工党或保守党的候选人；但如果是保守党党员，可以事先筛选保守党的候选人，挑选谁人可以出战。在党员人数大幅收缩之后，意味着党员在政党内的“票值”大幅提升，即党员所拥有的权力也上升了。箇中逻辑不难明白：举例在1950年代选保守党党魁，党员的一票，影响力只值有300万份之一；但来到2022年，党员一票的票值水涨船高，变成了17万份之一，票值上升了超过17倍。
理论上，党员是政党的根本，两者之间在目标、政策等等都应该一致。但现实上，今天保守党党员只佔全英国合资格选民不足0.36%、是保守党所得总票数的1%左右（以2019年大选合资格选民人数计算），这17万党员有多大程度反映了保守党支持者的想法？这些党员所作的决定，是否保守党支持者所乐见？
就以刚刚过去、暑假举行的保守党党魁选举为例，在首五轮由保守党议员有份投票的选举中，胜出的都是辛伟诚，卓慧思在首四轮甚至都赢不过排行第二的莫佩琳（Penny Mordaunt），偏偏到了所有党员有份投票的最后一轮，卓慧思得到大部份党员的青睐而当选党魁。
卓慧思的大幅减税方案，从她开始参选就已经确立，她和财相关浩霆（Kwasi Kwarteng）之间的互动和推卸，固然令人侧目，但保守党人的逼宫同样使人对卓慧思加添几分同情。现在辛伟诚是否可以平息动盪，保得住保守党的政权与否，关键是步入冬季之后英国人可否温饱。
但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是今次卓慧思的闹剧本来是否可以避免。事实证明，保守党党员的偏好，明显跟英国大众、跟保守党支持者的主流，甚至是英国的市场经济，都有明显差异。既然无法像以往一样，有足够多选民登记成为党员、令党员可以完整代表政党，唯有削减党员不合比例的权力，才能避免制度上的缺口。
闹剧过后，辛伟诚刻下要收拾的，是约翰逊和卓慧斯所留下的残局，内在挑战是疲弱的经济，和不断要求提前大选的工党；外在的挑战则是没完没了的俄乌战争，和战争所加剧、影响每个英国人的能源危机。怎样看，这都是烂透的开局。
而现在有关英国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谁管治英国”（Who Governs UK），而是“谁拯救英国”（Who Saves UK），令英国再次威风凛凛，为人民寻回希望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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