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二月，香港海啸式爆发第五波Omicron疫情，同时中国多个省市，如吉林、上海、广东省特別深圳的确诊数字都陆续上升，多地宣布封城。一方面，香港政府不断向中央政府求救，而中央则派人在香港营建方舱医院、运送物资，香港高官连日巡视隔离营工地，接待防疫专家及抗疫志愿者，高调感谢中央援港；另一方面，因一张港人在泳滩休憩的新闻相片，激起了中国网民对香港人的愤怒与仇视。 “香港人死清光”一度成为微博热门关键字，虽然字眼随后被封锁，但近日中港两地网民骂战不断。随后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中国网民批评她抗疫不力，连累大陆，她回应指“不要看，不要听，不要信”，再度于中国网络引起热议。 而香港的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则很快回应微博网民情绪，宣布即将关闭所有泳滩。这一举措令外界思考，又是否意味着“左报治后”后，新添“微博治港”？ 种种纷争背后折射出，中港两地在同一个疫情下，有不同的防疫措拖及短板，也因此两地人民所面对的困境以及怎样回应、自处，皆有显著差异。 “浮城”防疫：指令混乱、自相矛盾 截至发稿，政府最新数字指出，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累计确诊个案为1,004,313宗，有5,188人逝世，死亡率约0.5%。此次疫情爆发，香港社会几乎停摆。 首先是公立医院系统崩溃，由于长期以来，本港医护人手分布不均，有四成五的人手属于公立医院，五成五则属于私立医院，但公立医院的人手，却要应付全港病人的九成，长期负担沉重。而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有不少支持运动的公立医护人员面临医管局追究责任，导致部份人决定移民离开香港。医管局也承认近年人手严重流失（医生流失率为6.7%，护士为7.7%），并预测一旦爆发第五波疫情，公营医院系统难以应对。 早于2019年，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在《明报》撰文，批评医管局资源长期错配，管理层墨守成规，新增资源甚至有部份变成“管理层花红”，但急症室、内科病院则长期人手紧张，部份专科市民往往花数年时间轮候，才可以接受治疗，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 而2月25日，香港首次录得单日过万宗确诊病例，但由于政府坚持清零政策，不容许在家隔离治疗，确诊者及紧密接触者都必须被送到医院或隔离设施，导致公立医院病房爆满，不少病人被迫安置在露天病床，即使气温急跌，但病人也只能等待医院腾空病房，才有望挤进室内。疫情至今已经两年，政府一方面采取清零政策，一方面却迟迟不针对公立医院系统的困境加以改善，只不断祭出限制市民日常生活的防疫措拖。 到底在两年之间，第五波疫情爆发前的平静期，香港政府做了什么？从种种出入境限制、本地日常生活场所封禁等措施来看，香港政府固然紧跟中国的清零国策，这确实与世界各国逐步走向共存的策略不同，而特首林郑月娥过去多次对外强调，香港必须达到零确诊，以便与中国大陆通关；其陈述重点，既非理顺香港人在疫情下的困境，也非为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好准备，如加强社区接种疫苗，反而一再威胁市民，再不接种疫苗，政府或不再购入。换言之，政府关心的是确诊数字清零，忽视疫苗接种率。整体防疫政策欠奉，令之前香港确诊数字低落时，政府更加自满，不去为疫情做好准备。 第五波疫情爆发，暴增确诊个案令香港百业萧条，多个机构、食肆都因为人手不足，开业又要遵从愈来愈收紧的防疫措施，乾脆自行暂停营业。而政府取态并未对症下药，反而一面倒地要求中央政府援助，多个高官接连北上，与中国防疫专家开会，中央亦组织志愿者及物资援港，继续过去中港关系之间其中一项大叙事：“香港无能致局势失控，中央政府热心援助有求必应”。 然而在一般港人看来，政府如同自废武功毫不作为，更为反感这套大叙事，很多人更认为必须继续自救。因此这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想法：政府没有说明不能做的事，为了可以继续正常生活，我们有权去做。 这种逻辑，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便深植在市民心中。面对疫情及《国安法》双重压力，香港人对政府的信任已经完全崩溃，而政府也因为中央祭出《国安法》，自以为民间再无反对声音，在大小政策制订及推行上，更加雷厉风行，几乎不知市民感受为何物。 如此，我们勾勒出疫情两年间香港的图景是，上层政策混乱矛盾，下层则消极应对。以被戏称为“传闻检测”的全民检测为例，由2月下旬起政府各高官陆续吹风，透露香港有可能颁布“禁足令”，安排全民检测，阳性者强制送往方舱医院及隔离营，达致清零。然而政府却似为了留有转弯余地，一直打“开口牌”，迟迟未有确实时间表和安排，反而令不少香港人陷入恐慌，一再疯狂抢购粮食及药物。从一开始，政府命令全港中小学停课，提早放暑假，不少人以为此举为安排全民检测，征用学校为检测站铺路，到3月21日，林郑月娥却宣布“暂缓”全民检测。而“暂缓”也是一个意义不明的词汇，做还是不做，政府始终没有给一个明确说法。 《端传媒》的一篇访问中，有受访者表示，她抢购粮食出于不信任政府，生活所需都是民间互助自救，政府没有任何举动澄清，安抚市民情绪。另一受访者更形容政府作为如同“弹弓手”，即政府去年曾说不会全民检测，现在却打算推行，换言之，当政府说不会封城，市民便认为政府真的打算封城。 一个月内政府举措自相矛盾，除了体现政府毫无章法，一味依赖中央支援、欠缺意志外，也加深了政府与市民间互不信任，作为小市民，既然政府举措如此混乱不堪，又谈何配合？而两年间种种限制日常生活的措施，加上《国安法》阴影，港人自觉犹如囚犯，除了可以上班与吃饭外，其他娱乐一律禁止，与之相反的是，接连有高官出席过百人聚会，违反限聚令，那么小市民又为何不能在明言的限制下，找寻一些出口调剂心情？ 香港人所坚持的自由，在他们眼中是为了可以保持正常过活，不过是假日出一出门，远足或到沙滩嬉水。为甚么在中国网民眼中，那却是破坏政府抗疫工作，并将此挂勾到近日中国疫情升温的困境？ “大国”子民：交出所有换抗疫大业 中港关系往往成为一种对立的情绪，当中国网民纷纷痛骂港人放任自由，连累中国疫情升温，形容是“为了逆子，搭进长子”，香港人则觉得中国长期以来“没事称兄道弟，有事当你‘契弟’（编者注：冤大头）”。远因，是近10年香港爆发多场社会运动，尤其是反送中运动，中国网民长期认为香港人都是支持港独，迫害爱国人士，处处与政府对着干。 相对“逆子”这一意象的，是中国人自比乖巧孝顺的长子。当疫情首次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人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虽说有政府强力指令，但大多数人也自愿交出自由及其他权利，以便中央政府顺利防控疫情。当外国人为了防疫命令发起示威的同时，中国人相信他们必须交出一切权利，令政府完成抗疫大业，赢得这场战争。政府赢得疫战，也就意味着中国人与有荣焉，继续中国的大国意识型态。一比较下，便不难看出中国人是主动积极地交出权利，换取成就抗疫大业，这一逻辑行之经年，过去在不同场域，如网络，网民皆相信交出言论自由达致“守法”，政府会得以保持强劲经济发展，大家生活无虞；容让自己及他人放任，则与社会整体发展背道而驰。香港人却是完全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主动实践自由，是容让自己得以在香港喘一口气的最后防线，而且在国安法下，香港人自觉已经被动地封口，无法发表意见如初。 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国家的一部份，交出权利不是一种牺牲，而是共产党合作的筹码，祈戈因为目的相同而主动与国家合作。“自由”是经政府规划后，让人民安全地实践的状态，所以面对疫情，人民愿意在紧急状态下交出更多，配合更多，也因此作为对立面的香港，在其眼中便是一种与整体发展情势相违背的存在，令“逆子害了长子”一说显得更加有说服力。 3月21日，香港政府宣布4月下旬后逐步解除防疫限制，但此举是否意味香港将走入共存？就如同“暂缓”一词般，一切都是暧昧而留有转弯余地，要是更上层的意志举棋不定，没有执政意志的香港政府，尤其是林郑月娥，将会继续成为中国网民的眼中钉。而眼中钉之外，是中国与香港两地人民长久无法拉近的鸿沟。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