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政治,与李森科主义的复活

李森科主义的启示是多面的,有政治凌驾科学、意识形态干涉知识世界的警告;也有机会主义者钻营政治动向、见风使舵扶遥直上的“励志”故事。
撰文 | 张泰格
01/06/2021
本文共4053字,阅读时间约6分钟

“在一个对精神世界和知识生活都被全面掌控的国度,科学亦不可能无拘无束。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不能依其是否能给出政治领袖期望的答案而判定。”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学者Charles A. Leone在其论文中写道。

 

一场肺炎,让人知道“瘟疫”原来没那么单纯,“病”原来可以表现得五花八门。病毒肆虐与否,要看它是否“有政治意识”,绝不可能影响地方“两会”胜利召开;病毒是否人传人,要看地方给不给疾控中心知道;病毒源头在哪,要看中美关系到了什么地步;杀不杀得死病毒,要看钟南山有没有给双黄连、莲花清瘟背书台湾能不能入世卫,要看科学家网路听不听得到记者的问题;方方的日记真实与否,要看作者是否当了汉奸。

 

而早在90年前,这里便上演了政治掌控科学的戏码。

前苏联植物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图:Science 杂志)

 

(网络图片)

前苏联植物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一度叱诧共产国家一时,是上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中遗传学领军人物。曾几何时,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堪比近日我们常谈的“德赛”先生(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李森科生于乌克兰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在育种站工作。1930年代,他以种子“春化处理”研究,步入科学界。所谓“春化”,是种子经低温处理,由“营养生长”过渡到“生殖生长”;而通过后天因素改变先天特征,成了所谓李森科遗传学的关键。

 

李森科认为环境塑造了生物。他宣称,把它们放在适当环境,恰当刺激下,能几乎无限度改造它们。

 

据学术期刊《世界科学》2018年3月的文章介绍,为达目的,李森科开始通过在冰冷的水中浸泡等各种手段,“教育”农作物在不同时间发芽。他宣称,未来几代农作物会记住这些环境暗示,即使没有处理,也能继承特性。这几乎等于我们割掉每一代猫的耳朵,总有一天能养出不长耳朵的猫。李森科甚至称能在饥寒的西伯利亚种橘子树,化枳成橘。他还承诺提高全国农作物产量,将苏联空旷的内陆改造成“塞上江南”。

对大自然的后天改造,意味着苏联人可以用他的方式改变世界,这无疑让斯大林心动。

这些主张是大饥荒时苏联领导人急于听到的。加上李森科阶级出身贫寒,“土地赤子”、“赤脚教授”形象符合宣传口径,很快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模范科学家。他自认能将国家粮产量大幅提高,笃信西方理论的遗传学家只能推测果蝇眼睛颜色。

 

斯大林在李森科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实现苏联农业“现代化”计划,迫使数百万人加入集体农场,导致大面积欠收和饥荒,但领导人认为是未找到“操控环境”的方法。

李森科宣称经过“春化处理”的小麦能增产两三倍。 (网络图片)

 

荒诞理论未能通过科学证明,愤懑只能由苏式笑话宣泄。密歇根国立大学网站上,记录了物理学家朗道在会议中质疑李森科的轶事:“既然不长耳朵的牛可以培育成功,为什么每个女性生下来还有处女膜呢?”

 

苏联民众更创作了伦理笑话:生孩子也讲阶级觉悟,如果长得像父亲,那就是用资产阶级遗传理论生的。照我们无产阶级李森科遗传学,孩子应该像与母亲共同劳动的同事。

 

改造人种的笑话固然夸张,但将民众改造成新社会人,却是李森科理论大行其道的原因。

 

70年代“人定胜天”宣传海报。 (网络图片)

李森科的思想暗合马克思主义“人定胜天”论。内布拉斯加大学学者Edward Megay在论文中提到,据李森科对遗传学的理解,政治家也可建立“正确”环境,几代后人类就会演化为新马克思主义传人。对大自然的后天改造,意味着苏联人可以用他的方式改变世界,这无疑让斯大林心动。

 

李森科得到斯大林支持,1940年担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他将西方遗传学定义为“反动、资产阶级的”,配合苏联70万人遭处决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打击学术对手,据财新网回顾,单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受迫害的生物学家,就比纳粹德国迫害的生物学家总数还多。

 

到1965年,李森科才因粮食短缺下台,令苏联遗传学落后西方数十年,流毒遗祸许多社会主义国家。

 

年轻时的袁隆平。 (网络图片)

比如中国。当年,20多岁的袁隆平就深陷李森科主义,乐此不疲将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番茄嫁接在土豆上,期望将“新物种”的遗传优势传给后代,虚掷数年青春。

 

更痛苦的是留洋的知识分子。李森科在50年代没落,但在苏联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却如火如荼,他们要学习“服务人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维”,纠正“从英美学来的错误观念”。很多学者都被迫放弃正确理论,去些遵守明知是错的说法。

 

对遗传学界来说,意味着要严厉批判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自然选择论,歌颂米丘林理论、李森科主义。一位曾在哈佛研究多年的武汉大学生物学教授,为研究经历感到羞耻,并认识到“只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米丘林理论,才有可能有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植物科学”。基因理论、染色体都成了“禁忌”,正统遗传学派学者成为被围剿对象。

一度成为全国共识的‘文革是悲剧’,现在也开始被重新评价;要是‘大跃进’未来也像李森科主义那样被重新阅读,也不会太令人意外。

最著名的是“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李1932年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修农艺,自认“深受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影响”,有志探索救国路,后赴美攻读遗传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他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成了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

 

50年代,苏联模式“新”遗传学成了必修课。科学史研究学者冯永康的文章记载,1949~1959短短10年,宣传“米丘林学说”、“李森科物种理论”的苏联期刊被大量翻译、刊印、发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出版有关著作、杂志、报纸320多种。“旧遗传学”被批为“唯心、反动、资产阶级”,坚持摩尔根遗传学的李景均也被扣上亲美反苏的政治帽子。

李景均(网络图片)

 

学者叶笃庄在《炎黄春秋》的文章中记载,无奈下,李从北京辗转广州、香港,最终赴美,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临走前,他给校领导留下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

 

厌恶李森科的人,将他冠以“20 世纪杀人最多的科学家”之名,因为他在苏联乘着“大清洗”东风,让学术对手丢饭碗、被放逐、坐牢、被迫害,更导致了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饥荒;也因为他的理论输出中国,形成“反右运动”、“大跃进”的基础,影响深远。

 

很多以为不可复制的历史“意外”,却总不期然地回溯。近年,俄科学界出现对李森科主义历史地位“再思考”,将之重新审视,甚至为其正名。

 

起初,是些与生物学、科学史无关的人撰写支持李森科主义文章,后来有科学家也加入了。李森科的前博士生Petr Kononkov在《两个世界,两种意识形态》一书等文中,把李森科置于西方与苏联意识形态之争背景下,将其称为真正的爱国者、超越时代的伟大科学家。他认为,在国家困难时期,其科学创新是为解决粮食短缺,并将其反对者称为“叛国者”。按Kononkov的说法,李森科主义符合俄地缘政治利益。莫斯科大学教授Anatoly Shatalkin则把其遗传学理论当成政治、意识形态话题讨论。

 

这种说法是不是很眼熟?尤其在当下,叫“给外国势力递刀子”。

 

文革时期宣传海报。 (网络图片)

对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来说,李森科主义的回潮并非意外,他2018年在专栏中提过,在民族主义结合最新科技的中国,“一度成为全国共识的‘文革是悲剧’,现在也开始被重新评价;要是‘大跃进’未来也像李森科主义那样被重新阅读,也不会太令人意外。”

 

疫情似乎成为合适的文本去验证他的观点。

 

就最近疫情下的舆论发展,群起批斗作家方方的浪潮中,卷起的起底文化、“里通外国”指控、假消息泛滥,令沈产生对“文革2.0”的担忧。沈认为,内地在疫情泛滥下,没有任何制衡政体的力量,但人民不满仍需宣泄,当权者通过将群众不满引向某个维稳方向、针对部份精英阶层,以外国势力当作一切“不可解危机”的替罪羊,那么貌似由下而上、其实是由上而下诱发的“文革2.0”,自然会出现。

 

新冠疫情期间上海街头的宣传布旗。 (图:AFP / Nicolas Asfouri)

“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结合了最新资讯科技,创造了一个非常厚的同温层,文革特征不少在网络社会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反过来也制约了政策应有的弹性,自然令人担心。”沈旭辉对笔者表示。

 

沈认为,在未来世界,可能已没有像从前一样对真相的客观定义。在后真相时代,互联网算法配合假新闻,会令同温层受众深信不疑。“由于先进科学不可能为一般人理解,霍金的理论和圣经预言对一般人而言其实没有分别,也很难证伪。”未来充满意识形态对立,世界充满去中心化 的小圈子,或将成为常态。

 

肺炎爆发后,中国官方大力推崇中医药效用,要求“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卫健委从1月22日第三版诊疗方案中,开始加入中医方案;在第五版中为之定性,称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病因是“疫戾之气”。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刊出报导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一时间不但双黄连口服液,连网上兽药黄连素和“双黄莲蓉月饼”都卖光,制造双黄连的药企股价成倍飙升。其后,广东也出现中药"肺炎1号方"治疗病人,后被澄清只适用於轻症患者。近期,瑞典政府禁止了中国力推的“连花清瘟”胶囊入境。

 

新冠疫情,让由来已久的中医之辩上升到国际层面。批评者认为,中医不经西医的临床实验,安全和疗效难以服众。支持者认为,中医历史讲究辩证体系,无法对标美国标准。

 

一般检验药物的方法,是随机双盲试验,讽刺的是,当年在美国推广医药学临床实验双盲机制的,是李景均。在美国,李将研究领域从农学,转向更广阔的遗传学、生物统计学。那是人类尝试用化疗药物杀灭癌细胞的时期,他力推的“双盲实验”,保证了临床实验的客观公正。

 

李景均若在当下中国会怎么说,又会面对什么?湖北医师余向东,便因“诋毁国家防疫政策、攻击中医中药,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丢了工作。他经常发表科普文章,有时质疑中医。余投入防疫工作期间,也发文批评防疫政策,质疑选用的药物缺乏临床实证,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主旋律中格格不入。除科学本身,还有企业利益、传统文化地位、甚至有中美角力、民族复兴的帽子。WHO尚删除了“传统医药”对新冠疗效“可能有害”的表述,区区一个医生又怎消受?

 

李森科主义的启示是多面的,有政治凌驾科学、意识形态干涉知识世界的警告;也有机会主义者钻营政治动向、见风使舵扶遥直上的“励志”故事。如美国科学史学家Helena Sheehan所言,”这是一场反映时代气质,摸索现实问题中发生的运动……而解决大量复杂问题的程序,因为简单口号和强加的行政命令而短路。”

 

这不过是与大时代下其他悲剧平行的其中一场悲剧而已。在民族主义、经济利益、资讯科技这些元素粉墨登场、大行其道的时代,也许,更多悲剧还没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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