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教育部培养“阳刚之气”:狙击“小鲜肉”的刻板印象背后,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树立

通过对体育教学系统的改革,培养更多的“阳刚之气”,可能是北京再次希望通过体育和榜样教育的结合,为年轻人甚至是整个社会注入民族主义的强心针。
撰文 | 夏念梓
03/11/2021
本文共4440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此前提出一项名为《关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的法案,引起了广泛讨论。斯泽夫在提案中表示,他观察发现中国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追求小鲜肉式的“奶油小生”,他称其为男孩子“女性气质化”。他担忧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资料图片: AFP)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资料图片: AFP)


这名同时担任国企董事长的委员表示,教育环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大多数中国男孩是由他们的母亲或祖母抚养的,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也多半是女性。他还指出,很多影视剧里“奶油小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许多孩子不想当“战斗英雄”。


这封法案时隔半年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回复。教育部1月28日在官网公布答复,表明当局计划尽快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提升体育教育质量,让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措施将集中在体育教育层面,包括鼓励退役运动员、有体育特长的志愿人员兼任体育教师,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发展校园足球,将体育达标作为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等。


北京两会前夕,教育部再次发文,表示“阳刚之气”不分男女。提倡“阳刚之气”的初衷是想通过体育锻炼,培养学生的意志。

 

2017年9月27日,上海一所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体育锻炼。(图:AFP)
2017年9月27日,上海一所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体育锻炼。(图:AFP)


刻板印象背后的弦外之音

事件很快激起民间的议论声音。许多批评认为,男孩子必须“阳刚”,不可以“女性化”,是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将男生的“柔弱、自卑、胆怯”归咎于女性长辈的抚养,更是一种性别歧视。而对一部分支持提案的人来说,当前的“00后”和“10后”喜欢的韩国明星,甚至是国内新兴的偶像歌手,都是偏向斯文和温柔的“小鲜肉”。以往充斥荧幕的硬汉形象,几乎绝迹。这对斯泽夫这类以崇尚英雄为荣、在榜样教学熏陶下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原本由官方树立和吹捧的“学榜样”运动,敌不过市场开放带来的娱乐产业和偶像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让官方感到失落和难以控制;而面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未来世代 “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恐惧,这恐怕才是事件中除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印象以外的弦外之音。

正在网络上热播的男团选秀节目《创造营4》。(网络截图)
正在网络上热播的男团选秀节目《创造营4》。(网络截图)


最能说明这一逻辑的前后矛盾的,应该是2014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期间刷起的一波操作,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称习年轻时很像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的主人公都敏俊。各大中国官媒及网络平台争相将习近平年轻时的照片和男主角金秀贤的照片并列摆在一起。为了宣传和显示习近平的亲民,那时候的中国政府,或是任何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未提出“韩国明星太过女性化”的抗议,也不认为将国家主席和韩国“小鲜肉”放在一起对比,有任何不妥。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曾称习年轻时很像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的主人公都敏俊(左)。(左图:法新社;右图:网络资料)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曾称习年轻时很像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的主人公都敏俊(左)。(左图:法新社;右图:网络资料)

 

狼牙山五壮士(网络图片)
狼牙山五壮士(网络图片)

事实上,斯泽夫这一提案可视为是复兴中国年轻人榜样教育的呼求。70年来,透过国家宣传机器的渲染,各种英雄榜样人物不断翻新。中国的年轻人习惯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学习榜样和新的学习事迹。从方志敏、 “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这一类战斗英雄,再到“学雷锋做好事”、“女排精神”、顽强不息的张海迪、攻克难题的陈景润,当权者热衷为青少年儿童“树典型”,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在港台明星还未大举打入中国内地市场的90年代初期,青少年的偶像市场基本被官方垄断。即便当前“榜样教育”的向心力大不如前,但学习奥运冠军的拼搏精神,学习宇航员的献身精神,学军和学农等主题教学活动,仍然是中国各大院校不可或缺的教学任务。


与斯泽夫的提案如出一辙,《人民教育》杂志在2020年10月撰文,强调当前应更为重视榜样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儿童的意识形态教育。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为英雄榜样教育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强大的环境基础,并引用习近平的发言,“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英雄榜样教育应再次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80年代“女排精神”:建立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
 
回溯榜样教育的历史,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八十年代的“女排精神”。文革结束后,国际奥委会在1979年恢复了中国的席位,同年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首夺亚锦赛冠军,成为“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中最先“冲出亚洲”的球队。1981年中国女排又7战7胜夺得世界杯赛冠军。接着在1982年秘鲁的世锦赛和1984年奥运会上获得冠军,实现了“三连冠”。在其后几年里,中国女排创下的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的纪录,一时风光无两,可谓是巅峰时期。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女排的胜利为整个社会增添了信心。1981年女排首夺世界冠军之后,“女排精神”的提法开始出现。夺冠次日,《人民日报》刊登邓颖超文章《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女排精神》,其后更开辟“学女排,见行动”专栏,要求全国掀起学习女排精神的高潮。当时官方媒体有许多关于在“女排精神”感召下,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报道。全国中小学生也举行学习“女排精神”的征文活动,突出要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科学求实、为国争光等内容。“五连冠”的金牌效应同时带动了国内排球事业的发展。体育政策也为排球大开绿灯,各高校不断出现排球队和举行排球联赛,各省市女排队伍形成多强相抗的格局。全民关注的氛围中,青少年中掀起“排球热”,女排运动员被称为“铁玫瑰”,成为精神偶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80年代, “女排精神”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这对改革开放初期受西方经济文化冲击的中国社会来说,国家身份认同感的建立和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服从,正是所需。40年后的今天,“女排精神”依旧出现在中国的中小学课本中,成为了“精神常青树”。与以往只宣传自律、拼搏和协作的体育精神并不相同,贯穿“女排精神”的爱国主义迎合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价值观,因此得到中国官方的青睐,毕竟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意识形态教育永远的“主旋律”。

 

80年代的“女排精神”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图为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女排世界杯上,中日两队在决赛中相遇。(图: AFP)
80年代的“女排精神”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图为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女排世界杯上,中日两队在决赛中相遇。(图: AFP)

 

“体育外交”对内塑造的是国家身份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著作《奥林匹克梦》曾经阐述过中国体育、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现代体育在中国不仅仅是一项娱乐,中国人民还认为其对国家的未来及在世界的地位至关重要。中国通过参加西方体育竞赛来重建国家身份的努力是为了达至一个更严肃的目标:在世界新秩序的外交层面上挑战自身的旧制度和现存的国际体系。”


所谓的“小球影响大球”,说的就是毛泽东如何运用“乒乓外交”,打破中美两国在1949年后的疏离。至此之后,“体育外交”浮出水面。毛时代强调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体育政策是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改革开放后,体育是国家登上国际关系舞台后如何增加出场率和争夺话语权的工具。

1971年,毛泽东运用“乒乓外交”打破美中僵局。图为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期间,美中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一起训练。(图:AFP)
1971年,毛泽东运用“乒乓外交”打破美中僵局。图为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期间,美中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一起训练。(图:AFP)


不仅如此。许多学者都在观察中国政治后,得出北京运用体育对外影响外交、对内塑造国家身份的结论。中国国民在国家机器的宣传之下,认同“举国体制”,将中国队所取得的奖牌数量简单等同于综合国力的多少,这等于默认了体育服务政治的原则,延续了冷战思维,把体育比赛运用在国际关系的角力中。体育和体能投射于意识形态教育中代表的是国力,官方以此凝聚“国家荣誉感”,塑造“国家身份”和推行爱国主义教育。


“女排精神”之后的例子包括篮球运动员姚明。姚明是第二位到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打球的中国选手,他在2002年加盟休斯顿火箭队(Houston Rockets)后的表现,不但为中国运动员和国人带来信心,也令西方媒体逐渐关注中国选手。国内也继“女排热”后,掀起另一场“篮球热”。

姚明登陆NBA后曾在中国国内掀起“篮球热”。图为2012年10月16日,代表休斯敦火箭队出战NBA中国赛的姚明在比赛中。(图: AFP)
姚明登陆NBA后曾在中国国内掀起“篮球热”。图为2012年10月16日,代表休斯敦火箭队出战NBA中国赛的姚明在比赛中。(图: AFP)


迈入千禧年后,热衷于“榜样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发现,学习战斗英雄不如学习体育健儿,宣传抗日战争胜利不如宣传中国队胜利;中国的金牌榜排名等于现代军功章。官方将体育、国家、民族主义糅合在一起,做出意识形态教育的超级大饼,新时代青少年应人人在脖子上挂一个饼,当感觉到失落与不足,就大快朵颐,喊一句“中国加油”,再喊一句“中华崛起”。


这种情绪的狂欢在2008年达至高潮。北京奥运的举行让许多中国的年轻一代极大程度的满足了民族自信心,坚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让中国人挥别“东亚病夫”的蔑称,终于“站起来了”。不少高校甚至在北京奥运结束12年后的今天,仍会开展学习奥运精神,学习奥运健儿的主题活动,乐此不疲。
 

寻找阳刚榜样的背后 希望青年“勇于斗争”
 
自2012年上台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未掩饰过自己对体育的热爱。他也多次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体育联系在一起,因为“体育……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特别是“从娃娃抓起……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为了迎合酷爱体育的习近平,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然而却苦于毫无头绪。港台明星、欧美文化以及日韩风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逐渐垄断了中国青少年的偶像市场。哪怕是中国本土的新兴偶像,例如TF Boys和他们的后继者,也是清一色的清秀少年,对着镜头用手指比心。官方几乎无法寻找到一个与曾经的战斗英雄、或者体育健儿那样充满男子气概的人物,并把他塑造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男性榜样。民间开始有声音提出“少年娘则中国娘”的批评,要求进一步限制“娘派”偶像的曝光度。有消息称,中国广电监管部门早前下发了“限娘令”。中国媒体开始给男明星戴着的耳环进行马赛克处理,除此之外,与嘻哈文化相关的元素、纹身和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符号在节目中也受到审查。

中国媒体对男明星佩戴的耳环进行马赛克处理。(网络截图)
中国媒体对男明星佩戴的耳环进行马赛克处理。(网络截图)


中国官方近期为年轻人推出的榜样包括疫情下涌现的一线女性医务工作者、24岁的火箭发射女指挥周承钰,以及拥有纯真笑颜的藏族男孩丁真。但正如斯泽夫暗示的那样,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成为英勇的军人或警察,甚至英雄的吸引力正在减弱;中国需要的是充满荷尔蒙的男性榜样。


对阴柔型偶像突如其来的批评,和对“阳刚气质”偶像的渴求,若从意识形态政策的角度思考,可能要归因于国际关系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自中美贸易战展开以来,国际局势急速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不少国内学者都已经指出,中美关系的恶化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围堵的形成,令中国面对空前恶劣的国际关系环境。


这不可避免的令当权者着眼于“内循环”和“外循环”,强调内部与外部的对立,要求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问题上能团结一致、一致对外。通过对体育教学系统的改革,培养更多的“阳刚之气”,可能是北京再次希望通过体育和榜样教育的结合,为年轻人甚至是整个社会注入民族主义的强心针。


很明显,官方开始鼓励年轻人变得更有攻击性,用官方语言来讲叫“勇于斗争”,例如推动“帝吧出征”,赞赏“粉圈女孩出征”,要求中国青少年利用网络,将意识形态当成一场战争,“打倒”和“征服”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公众人物,其中包括且不限于中国大陆、港台、欧美和全世界的异见者。
 

这大概就是他们崇尚“武德”和“战斗英雄”的原因,期望培养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下一代。至于要把谁树立成“典型”,应该很快会见分晓。毕竟在近期发布的另一份独立文件中,中国教育部已要求高中学生了解武术功法和武德,“树立习武强身、保家卫国的国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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