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航空被“小红书”用户举报的“歧视事件”，不过是中港民间矛盾的又一次爆发，当然也是日益频发的“中国人被歧视”的又一注脚。事件本身倒是很简单，自2012年香港“蝗狗之争”以后，十多年期间，中港之间这种民间冲突的演进逻辑不仅值得仔细梳理，中国人感到被歧视的阈值越来越低，也是重要原因。 先说事件层面。乘客虽然讲错“毛毯”的英文单词，但空服仍然给了乘客毛毯，随后在后舱私下吐槽。就歧视的场景而言，如果乘客当场没有感觉到冒犯，那显然不算是公开歧视。至于私下吐槽，那是政治正确无法约束的私人场域。空服人员内心有没有歧视——虽然我觉得是有——这不重要。如果没有录音，那是谁也不会知道的。 国泰工会强调的正是这种未经当事人同意的录音录像。录音把同事之间的私下对话公开发布，从而将空服人员内心深处的不满在公共领域呈现出来，形同举报。这当然是这些年中国盛行的“举报文化”的流毒。事件导致三名空服被国泰开除，甚至特首也出来表态，这恐怕是这些年中港民间情绪冲突最严重的一次。 也有人说，那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算私下对话。可是，我们假设这样一种场景，如果录音者在机场厕所或者在宾馆大堂偷录到这段对话，仍然会公布出来，并指称这是歧视，最终的结果并不会有变化。只不过，国泰和港府这次迅速认错，确实堪称是香港政治地位一降再降的明证。 香港内地认知差异鸿沟不断扩大 中港民间冲突由来已久。两地民众接受不同的教育，获取的知识、观点不同，从而在认知上的差异极大。我过去就说过，中国大陆明典判刑的政治犯，在香港是每年纪念的伟大英雄。自称爱国爱港的小粉红，在香港青年眼里基本就是无脑智障。可见这种认知差异不可以道理计，冲突是难免的。 比如说，香港回归已近26年，普通的中国内地人和香港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差异却越来越大，尤其是雨伞到反送中这几年。回归不仅没能带来两地更多的理解和共情，反而造就了更激烈的族群矛盾，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问题说来复杂，暂且按下不表。 中国官媒围剿国泰背后的意图 国泰事件，中国的官媒本不必下场推波助澜的。中国的官媒一向不太在意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如果突然开始关心起来，那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想法。人民日报所属侠客岛的“大陆游客是香港衣食父母”这样的虚假陈述，当然不值一驳，疫情三年香港人也没冻饿至死。但在香港推广普通话，是回归这些年的既定目标。易言之，也就是在香港去英语化、去粤语化。 语言当然是一种征服工具。几年前，一位入境香港的内地游客，理直气壮地指责香港海关人员不讲普通话，也是一个大新闻。他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说中国话。”甚至，在网络上，一些大陆网友上纲上线，指责那些在社交平台上使用粤语文字的香港人是分离主义分子。 这种“北方中心主义”的心态随处可见。十多年前，我的一位领导看我们同事在广东某地拍摄的新闻素材，他请一位香港本地同事帮他翻译粤语的部分。等到了片中人物讲普通话的时候，他说：“这段中文我自己来。”香港同事看着我无奈地轻轻摇头。我大概知道她的内心台词：粤语就不是中文吗？ 中国民众对内外两种“歧视”的不同反应 单就中国大陆的情形而言，这些年，很多中国民众的神经越来越脆弱和敏感。芝麻大的事情里，往往能读出来“歧视”、“辱华”这样的宏大命题。比如几年前的D&G的辱华事件，用筷子吃pizza，即构成辱华，门槛极低，低到了尘埃里。这当然不仅仅是针对外国企业，2021年的“三只松鼠”海报的“小眼睛辱华”事件，针对的就是中国企业。 小眼睛就是辱华吗？钱钟书在很多年前还说过，“单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国徽。”也没有任何日本人表示不满。前一阵的宝马冰淇淋事件也是如此。看到外国人的不同待遇，即是对中国人的严重歧视。 可是，中国内部自身造就的歧视不够多吗？不是不够多，而是视而不见。很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列车从西安到南京，在晚上11点车厢熄灯时，会进入河南境内。这时候列车广播传来温馨提醒：“旅客同志们，现在列车已进入河南境内，请保管好您的随身物品。”几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赤裸裸的、公开的、官方的地域歧视。后来我对地域歧视比较在意，就是因为火车那段广播。 中国一些民众，对来自体制、法律以及来自官方的经常性歧视视而不见，甚至积极配合，比如在几个大城市的“积分户口制”，不仅不认为那是户籍歧视政策，反倒觉得那是一项“德政”。从出生、入学、买车、买房、就医直至焚化，歧视几乎是伴随一生的，可是很多人并不觉得那是一种歧视。他们能够清晰的分辨出，哪些歧视是可以抗议的，哪些歧视是不可以抗议的。或者说，哪些抗议和不满是安全的。 国泰事件：香港问题和中国“巨婴症”的结合 相反，对来自外部、非我族类的歧视或者区别对待，他们却异常敏感。这些年，大陆在WTO体系下的经济崛起，造就了很多人的“大国心态”，比如居高临下的认为是“香港的衣食父母”。但这种大国心态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及价值冲突，让崛起的自信在外部世界那里遭遇硬着陆，凡是与自己世界观不符合的，一概视为错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实是一种巨婴症。 我们看到的场景是，中国留学生可以在京都的清水寺穿汉服，在东京涩谷的人流中展示汉服，但是，在苏州的日本风情街能不能穿和服？嘉兴的日料店的中国籍员工，穿和服去上班都会被认为辱华。这些心态敏感的人，像一个称职的微生物学家，每天都透过放大镜去看眼前的一切，任何蛛丝马迹都可以成为歧视或者辱华的证据。 这种价值冲突在海外的表现也很多，在墨尔本和伦敦，中国留学生和香港青年的街头打架；在东京，中国留学生试图撕毁大学内香港学生的海报，诸如此类。因为他们眼里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些年下来，我们看到“歧视普遍化”、“辱华日常化”，本质就是价值冲突在具体生活里的呈现。 国泰作为服务企业，国内航线自然应该安排讲普通话的员工。但就是这个小问题，经过各方不同目标的推波助澜，滚动成当下的一个大事。在我看来，这是累积已久的香港问题和巨婴症患者眼中“普遍歧视”的双重叠加，既和中港间的民间情绪有关，也和过去多年中国内部的舆论环境有关。 一个内地青年，再也不必像他的上两代人那样仰望香港了。香港在过去一百多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管道，如今正在慢慢退缩到中国的母体之内。可以想见，因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不同”而给中国带来的发展优势，以后会慢慢消失。国泰歧视事件，不过是大江东逝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