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男子足球世界杯在卡塔尔开幕。世界杯期间，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一股足球热潮。但今届的世界杯决赛周仍然只有32个名额，而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国家队都跟决赛周无缘，所以世人看世界杯时，可能当中大部分人是无法为“自己”的国家队打气的。 在印度，足球在全国的普及程度无法与其国技板球相比，所以印度队未能出线世界杯未必会引来太多回响。在中国，情况却有点不一样。足球在中国未能称得上是国球，但男女子国足的表现和成绩却是能牵动人心。但除了2002年的赛事外，中国队从未试过晋级男足世界杯决赛周；而今届的外围赛，中国队在十二强赛又踢出了令球迷气馁的结果，一胜三平六负的成绩实是非常难看。如此劣绩也令人相信，即使国足没有因为防疫政策而缺少主场之利，中国队也无法成为有力挑战出线权的队伍。而且国足今年年初在世界杯外围赛曾不敌越南队，更令名宿范志毅九年前那句“再下去要输越南”成为神预言。 到底为何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找十一个高水准的男子足球员是如此困难？这个问题应该困扰着不少中国人多年。 由盛转衰这些年 中国男足在近十多年一直未能予球迷惊喜，但中超联赛也曾盛极一时，当时大量资本的投入，所谓“金元足球”确实令不少世界名将来华效力，而赛事得到的关注度也因而提高。广州恒大不但曾靠华丽的阵容两夺亚洲冠军联赛冠军，该队全盛时期的门票，更是一票难求。然而，中国俱乐部联赛赛事兴盛的年代也已过去。宏观经济环境转趋恶劣，和这三年的防疫政策，无疑是令“金元足球”无以为继的因素。但即使没有新冠病毒出现，2020年底实行的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政策，使得俱乐部名称中不再会含有商标、股东等的名字，也打击了民营企业、私人资本投资国内职业足球的意欲。而这政策的来源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的近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民间因此有理由质疑，是政府对足球的不当政策，令中国足球发展（尤其是男子足至）要面对更多的障碍。 这些年来，常有外界舆论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其足球梦，或许能够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些影响。但就发展足球在中国层面的意义来说，习近平个人是否真的对足球情有独钟，其实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在官方层面，足球是跟成为体育强国、体育大国的宏愿挂鈎的。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期盼，官方和一般群众球迷应该是有着共同的目标。不过，对不少中国球迷来说，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甚至更高层次的干预，是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足球自身规律的事。这几年中超的情况急转直下，男足国家队依然踢不出佳绩，使得这种观点更普及。 不仅限于足球，由于近年官方在社会多个层面加强控制的手段，使得质疑党和政府的足球政策的声音更明显，从俱乐部名称的问题开始，背后也折射出舆论对国家市场化改革是否开倒车、官方是否要重新扩张其权力的忧虑。而不难联想到的是，这种态度的背后，是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理想的模式，因为透过禁止企业利用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名字作宣传的平台，正是侵犯市场自由的表现。既然市场逻辑受到国家行为的压制，私人资本理所当然地减少对足球的投入，终酿成中国男子职业足球这两年走向崩盘的恶劣形势。 足球的市场化与政府干预之争 不过，纵使球迷们将中超的急剧退潮归咎于政策不无道理，但对全面市场化的向往的态度却是有盲点的。2002年打进世界杯这丰功伟绩，故然有运气的帮助，但范志毅、祈宏、不幸已成敏感词的郝海东的实力，是后来者望尘莫及的。而2002年的一代球员，在受惠于中国足球职业化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前，基本上都是举国体制下业余体校的产物。 在那个时间前后，足球成为中国体育运动市场化的先锋，国家力量在男子球员培训上的重要性很快就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职业俱乐部自身的青训系统、民办的足球学校；近年更见流行的，是将年轻中国球员运作到欧洲先进足球国家浸淫学习的产业链。 青训模式的巨变跟球员普遍水平下降是否有关系，需要深入的调研与论证。但一个大胆假设可以是：业余体校透过大范围的选材和低廉的费用，可以令不同背景的具潜质青少年球员进入当时中国最好的青训系统。但进入民办的足球学校，甚至要年少时留洋学法，却往往是普通工农家庭难以负担得起的。今天中国肯定有比上世纪好得多的青训硬件，外国教练甚至是著名欧洲俱乐部所带来的知识，也可以大大改善青训软件。但如果选才范围因为市场化而变得比前狭窄，很可能有大量潜质媲美郑智的少年，一早就因经济条件无法接受正规训练。我不是指穷家子弟全无足球界冒出头机会。但全国是否真的没有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男生，在前锋线上冲锋陷阵的潜力及得上荷甲球员、富二代张玉宁？事实上，近年获得政府大力支持推动的校园足球，或可被理解为对青训系统市场化的弊端作出纠正的尝试。 有趣的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列明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足球改革发展新路”的同时，文件其实却也有盲目参考西方的内容。例如对俱乐部名字中性化的要求，很可能就是要学习西欧联赛那些百年俱乐部。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如果认为中性化的要求是无理打压资本和市场化原则的错误举措，不知他们会如何评价去年的欧洲超级联赛风波。 去年年初，有消息传出12家欧洲豪门俱乐部要另起炉灶成立欧洲超级联赛，结果该计划很快就因为球迷（尤其是英格兰球迷）的强烈反对而被搁置。欧超联的构思其实很符合资本逐利的逻辑，但欧洲不少地方的球迷对足球商业化仍然是抱着警惕的态度，要他们接受俱乐部出售球队冠名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英格兰球迷的行动更促成了英国政府表态反对欧超联。各支参加欧超联的英格兰俱乐部亦随即在压力下退出该计划。球迷的力量和政府的介入，成功煞停了西欧顶尖职业男子足球的进一步商业化大计。由此可见，商业化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但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拒资本的力量是存在的。 提出这个观察，并不是说要求中性化名称的命令是合理的。我想指出的是，单纯以“国家对市场/资本”的框架去理解足球以至是宏观政策的方向，是有很大局限的。 围绕着资本主义香港足球的争论，更能勾勒这一观点。香港曾经号称远东足球王国。已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能拿下1954和1958年两届亚运男足金牌，所倚靠的就是香港华人球员。到1968年，香港联赛更成为亚洲首个公开容许职业球员参加的联赛。但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足球的水平显然已大不如前。1985年港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击败中国队的“五一九”之役，仅是昙花一现的成绩而已。与此同时，香港联赛亦愈见低迷。球队解散退出可谓常态，观众人数也每况愈下。后来到英格兰超级联赛（英超）的资讯在香港变得更加普及，年轻的香港足球迷大多是“天然”的英超球队支持者，对本地联赛兴趣缺缺。现时如果一场香港超级联赛有逾3000名现场观众，已算是很了不起的场面。 由于足球在香港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辉煌的历史，不少人都希望香港足球可以走出低谷。在政治高度撕裂的香港，抱怨政府对足球以至各项体育运动发展的忽视，是少有可以获得两大阵营认同的事。大家显然都不认为没有政府干预，任由足球界“自流放任”地发展，就可以令香港足球复兴。 即使最近十多年，特区政府已在分配公共资源上向足球倾斜，为香港足球总会提供额外资金，但“政府不重视足球”的说法仍成为社会共识。老实说，对于政府应该如何令香港足球发展得更好，香港的讨论多数只停留在抱怨政府不重视的层次，具体的政策建议不算有很成熟的讨论。其中一个例外的诉求，是希望政府提供给企业税务优惠，以增加企业赞助职业球队的诱因。这意见之所以出现，一来因为香港的职业球队在寻求资金上往往面临困难；二来也因为政府向来对直接支持名义上可以是牟利机构的职业球队有所顾忌。而提供税务优惠的建议，其逻辑并非将政府和资本市场对立过来，而是希望政府透过政策将资本透渡往特定的市场。 换句话说，争论政府应否介入或退场，很可能是问错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政府应该做什么，当然要视乎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况。例如在一个儿童足球本就普及的地方，政府可能根本没有必要去投放公共资源搞青训。但如果一个地方本身就没有基层的足球文化，甚至连场地也不多的话，那么如果真的要将足球运动搞上去，政府的适当投资大概是不可或缺。 到底为什么要把足球搞好呢 我们讨论政府怎样完成目标，更多是手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目标应该是什么？将一个地方的足球搞好，应该是政策目标吗？所谓搞好足球，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绝对跟意识形态和理念想关。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目标，包括要女足重返世界一流，男足则要成为“世界强队”。而香港足总在前年发布了新的五年策略计划，以向政府申请额外资源，该份文件也有男足打入2034年世界杯决赛周的愿景。连足球不算是主流运动的台湾，20年前当男足世界杯首次在亚洲举行时，时任总统的陈水扁先喊出了台湾“足球元年”的口号，后来又说要用公费保送20位儿童到巴西学法10年，以让中华台北在2018年打进世界杯。这鸿图大计最后当然不了了之。但四年前蔡英文政府也提出了“足球六年计划”，总目标为“6年内我国足球世界排名达到100名以内”。“足球元年”和“足球六年计划”都在世界杯年提出，大概并非巧合，而是台湾响应世界杯热潮的产物。 但到底国家队或代表队在国际赛有优异成绩，跟民众的福祉有何关系？要做体育强国，男子足球位居世界一流是必要的吗？将额外的资源倾注在这目标中，是为了迎合世界主流舆论，还是自己的民众真有这样的诉求？ 另一个问题是，两岸三地的足球政策文件都有普及足球的元素，但到底普及足球的目的是什么？尽管普及足球跟精英足球不必然有矛盾，但在分配有限资源时，理念是精英优先还是普及优先，还是可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普及足球是纯粹为了令精英队伍的选材对象更广，那么到青年阶段就没有表现出足够实力的人，就可被政策淘汰。如果普及足球是全民健身以至是促进身心健康的手段之一，让非精英的足球爱好者，到中年甚至是老年仍然享受踢球的乐趣，则是相关机关、部门要关心的事情。 一个地方的荣誉是否要由精英（男子）足球员的实力来印证？过去两、三年，两岸三地都以非常严谨的手段去对付新冠病毒，以保障人民健康。假如健康是如此重要，我们判断足球搞得好不好，是否也应该有世界排名和能否打进世界杯以外的准则？就以上的问题，我也没有标准答案可以提供。但或者在世界杯热潮期间，不因为全球都似在为赛事而疯狂就自动觉得我们要不惜一切参与盛会，而是保持冷静去反思足球运动在自己身处的社会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才是更合理的取态。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