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演娱乐行业的台前幕后不好过。今年尤其,台前更惨过幕后:从郑爽开始,吴亦凡、张哲瀚、赵薇、赵丽颖、高晓松先后被传出各种花边,各有轻重,伴随着网信办发文掀起的“清朗行动”,明星突然从以往人气高涨的宠儿,变成了众矢之的。一边是在行业经营模式上受到规管。
最新影视行业的消息相传,不允许流量明星担任影视剧的男一号和女一号主角。这几个月来墙内的新闻推送文章极多,统观下来,定义流量明星的大概有三点:是否组织过集资和非法应援;是否模仿日韩的包装和审美;是否没有具艺术价值的作品。
一边是明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被放在显微镜下展示,网友整理出加入外国国籍的艺人名单,竟然也形成了声浪。谢霆锋立刻在一个访问中表示,自己正在申请放弃加拿大国籍,葡澳混血的肥妈也要放弃自己的葡萄牙国籍,为以后在中山退休铺路。以大陆市场为事业重心的明星们,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明星与大陆官方的关系,只是历史的一再重演
明星与大陆官方的关系历来充满波折,很多时候它甚至是历史的一再重演。松动的情况下,是禁止某些作品在大陆流通,严重的会有内部禁令。这些禁令并不会公开,只供传媒内部审阅,有时甚至只是一个口头招呼,但却因为各种原因,非常严格地执行,有时候是重点关注的对象,有时候是下级的自我审查。在影视实体发行年代,民间可以通过各种外国流入的影音制品悄悄欣赏,这些在数字年代已经逐渐不可循。现今一位艺人如果被禁,很可能真的在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消失。
公权力和民众对艺人的检阅,大概分为三种。一是形象,一是意识形态,一是金融税务等。对艺人形象的批评久已有之,且不只是那些后来最广为人知的严苛年代。演员唐国强在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奶油小生”这个称呼事业陷入低谷,直到1994年在《三国演义》中扮演诸葛亮才扭转形象。再比如对当红艺人的收入监察,在范冰冰之前,也有刘晓庆、毛阿敏等先例。而明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更是一直都备受关注,前有邓丽君、梅艳芳,后有张惠妹都曾被禁。
邓丽君的唱片经由私下渠道进入大陆,成为地下巨星。她是一个极特殊的个案,堪称哺育了大部分大陆人对流行文化的最初感知,又被大陆官方禁止,她自己也坚拒前往大陆演出,遑论发展,即便是八十年代两岸三地的交流极度繁荣时她也不为所动。梅艳芳在广州高唱《坏女孩》被称为黄歌,也被封杀,这两位的遭遇少不得令不少人却步。
文化部和广电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消除文娱和学界的顾虑,一是文革之后,一是八九之后。两次都由官方释出开放友好善意。在2000年之后,大陆迅速开放演出市场,拓展电影院规模,终於令华语文娱工业北移。在这个语境中,当时的华语艺人通常认为,自己只要不踩红线,政治便与自己无关,由此形成了华语文化产业独特的“去政治化”风景。即便不少欧美艺人如比约克、Maroon 5因与达赖喇嘛互动或亲西藏言行被大陆禁止,华语艺人仍深信,他们熟知禁忌的内容,因而前仆后继北上发展。
“清朗”行动在港台地区有不少曝光。这次行动看似突然,实则官方对演艺行业的制约是一步步部署的。十年前微博发展最迅速时,正好也是中国演出市场最蓬勃的时候,这阶段被举报或发现的欧美乐队,大多并非特别以政治立场先行的艺人,他们的作品也并非大张旗鼓的宣讲,因而非常熟悉欧美娱乐新闻的网友才会全面了解他们的观点。如上述比约克、Maroon 5等,在华的演出因为相关言论取消。这些演出或事件令审查部门意识到,他们对演艺行业的标准已经被社媒时代远远抛在了后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吸纳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人,或者是纳入B站,豆瓣等熟悉文艺作品的机构,强化曾经的审查程序。于是当2018年,《中国有嘻哈》走红,说唱这种极度叛逆的表演形式在中国引爆热潮后,审查部门很快就下达了关于纹身,饰物,和歌词内容等多个范畴的禁令。说唱形式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却迅速被删去了叛逆和个性,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包装,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沦为一种残缺的风格,很快就沉寂了下去。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现在管制流量艺人的一次预演,为之后管制青少年崇拜的次文化提供了示范。
不是针对某一个明显,是监管在座各位的所有资产
在娱乐产业化的初期,官方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业会涉及如此大的资产。2012年中国国内票房增长爆发之后,演艺界再吸纳源源不断的资金,慢慢建筑起了庞大的链条。也因为这个行业的封闭性,很多事长久以来只是坊间的谈资,未上升到政策层面。
而最先敲起警钟的是2015年逐渐盛行的虚假票房。这种票房运作很快吸引了金融公司的参与,将其变为了金融运作。华谊兄弟在同年收购了冯小刚的东阳美拉传媒,“票房对赌”成为一时热话。《叶问3》上映时,上海一家名为快鹿投资(集团)的有限公司用了一系列金融手段运作票房,通过许多P2P平台募集资金。冯小刚不断的对赌失败和《叶问3》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最后通过2018年范冰冰的“阴阳合同”事件,官方正式开始介入影视行业的资本运作。明星们逃税的“圣地”霍尔果斯市曝光了,两个月之内,有超过100家明星注册的工作室和公司争抢注销,传媒甚至为此制造出“霍尔果斯大逃离”这个词。而在此半年之前,赵薇和黄有龙就已经被中国证监处处罚,为她后来的“消失”埋下了种子。
正如官方常用的措辞“没有法外之地”一般,政府不断尝试对曾经真空的行业收回控制权。
演艺行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动作的背后不是针对某一个明星,而是整个行业的运作模式。产业于是迅速地调整。开始的阴阳合同,变为隐形合同,或是以更隐晦的方式,由明星控股的工作室或影视公司收取盈利。资本盘据的传统影视行业被介入了,那么行业就通过参考韩国的选秀模式筛选出更多偶像占领市场。赞助商通过频繁用流量和选秀明星代言,通过发行搭配投票的商品盈利,甚至直播带货以打赏的方式,建立了点对点的收入。
这种模式在今年迅速崩塌了,因为选秀投票的“倒奶”事件,因为郑爽,吴亦凡,张哲瀚一系列流量艺人的负面新闻,“清朗”行动变得“名正言顺”,这一种模式也被监管了。
中国市场是全世界中最政治化的市场之一
艺人们和幕后创作者们总是充满自信,认为只要避开政治议题,就能明哲保身。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中国国内舆论的汹涌,以及官方对禁忌的收紧,对曾经缺席监管的暴利行业的决绝。
中国市场也是全世界中最政治化的市场之一。演艺圈的台前幕后,其实身处在被高度检视的显微镜下。2014年房祖名和柯震东吸食大麻的事件爆出之后,这种政治检视立刻变得公开。令人深思的细节是,柯震东小休之后,在台湾有参与不同的影视拍摄,甚至很快就照常出现在娱乐版。但大陆他一直无法解禁。且翻开台湾的娱乐史,过往涉药的艺人不少,事后都可以道歉再出发,大陆地区却在几年内反覆指示,要求私德有污点的艺人禁止从业,慢慢从内部的指令变成了行业规范,写进了演艺人协会等组织的公告里。
曾经的容错余地也消失了。中国官方曾经对港台和海外华人有明确的怀柔政策,宽松地定义“爱国人士”,也在很多议题上有“不问不说”的暧昧。梅艳芳在八九学运时的言行几年之后被“冷处理”,她后来不仅可以和内地的同行互动与合作,还登上了春晚演唱新歌,这几乎可说是官方的一种放行。台湾艺人多年在大陆都可以回避“归属”话题,与如今动辄被逼表态的情形大相径庭。徐熙娣等台湾艺人观看奥运的感想被放大,立刻失去大量的工作机会。所有出版和登载的文字中,出现的港澳台地名前面都必须加上中国字样,这令所有的港台艺人每一次露面都满是政治意味。他们的语言,动作,生活习惯,都是政治。
当然中国籍艺人并不能独善其身,张哲瀚就令业内见识到,所有在国内沾染政治议题边角的背景和元素,都会令同场的艺人本身变成政治化的符号。他当初共演的搭档龚俊,在买雪糕的路上经过日本当地的神宫,照片同样被挖出来声讨,旅行的路线从此也是政治的范畴。可见演艺行业的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充满政治。更不用说,在中国如今经济大环境的变幻之下,明星身为高收入的特定阶层,任何将自身知名度和号召力“变现”的举动,都可以被官方监察和处罚。
演艺行业的处境在香港与台湾都引起大量讨论。多数民众无法理解行业现状,因为即便在艺人被严惩的时候,仍然有大量台湾艺人前往大陆检验隔离,等待参加大陆综艺节目和巡演。墙内的文娱市场彷佛从曾经的美好新世界变成了冒险者乐园,危险万分也不会令人却步。
香港的位置更加微妙。这里曾经彷佛一个避风港,毛阿敏卷入税务风波时,她签约了华星唱片,在香港推出过一张专辑,甚至登上TVB台庆,与香港艺人共襄盛举。赵薇爆出军旗事件后,也到香港拍起了港产电影,那时候CEPA甚至没有正式签署。更早前,这里曾是南来文人的圣地,众人拾柴建造了辉煌一时的娱乐帝国。在社交媒体并不发达时,香港为演艺人为明星提供了一座安全屋。
随港区国安法实施,香港与大陆愈加一体化,过去的景况绝难重现。艺人面对窘境再无处可出走。从谢霆锋的选择我们可见一斑——虽是个人行为,但他在香港中生代艺人中代表性很强,很可能会成为行业参考的标准。因作品名声大噪的《无依之地》导演赵婷和《尚气》主演刘思慕对故土的点评让他们绝迹大陆市场,相比之下谢贤对当年为何移民的回复,则为“政治正确”的移民理由提供了“标准答案”:他怕谢霆锋在一个知名度太高的地方成长会被宠坏。
这个绝妙的答案大有“孟母三迁”的意思,面对高度政治化的市场,它会有说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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