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一轮反封控“白纸”抗议潮后，中国官方会否改变清零政策，顺应名义逐步开放，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错过了一个个以较小代价步入“共存”的窗口后，中国如今的疫苗、免疫、配套等均没有准备好，步入共存很可能付出较大的生命代价；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今年1月3日，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上载了《2022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清零政策”，报告说： 成功的“清零成果”和习近平的个人执念，让北京在疫情防控上没有转向的余地。中国现行的政策无法遏制病毒，会导致Omicron毒株大规模爆发，反过来需要更严厉的封控；这会导致经济混乱、国家干预加剧，以及民众对媒体上“战胜疫情”的宣传愈发不满。在中国成功研发自己的mRNA疫苗并给民众广泛接种前，中国会一直陷入这种混乱。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引擎来说，这会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期。 如今看来，年初的这段预测准过保加利亚巫婆和玛雅预言。但在报告发出之前，全国经历过“封城”的只有武汉、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云南瑞丽、广西东兴等边境城市，“全民核酸”更是闻所未闻。除了人流密集场合，市民更普遍不戴口罩。与之相比，当时遭遇Delta和Omicron双重袭击的欧美，防疫要求极为严苛。笔者所在的德国，取消了圣诞集市，乘火车需要佩戴PPF2（N95）口罩，就连进入空无一人的博物馆，也要48小时内抗体测试结果…… 为什么欧亚集团料事如神 “防疫成功”也让中国成为当时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2021年，中国外贸出口金额增长21.2%，PMI长期维持在荣枯线以上，从中国发往北美的海运价格是疫情前的12倍。2021年冬和2022年春两个季度，国内经济年化成长率达到5.88%，远超实行共存的欧美各国。于是，官媒《中国日报》颇有信心地用漫画嘲讽欧亚集团的唱衰。 说着这么多，并不是为了嘲讽中国政府，而是想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欧亚集团在1月份就能如此准确地判断，清零政策无以为继？” 原因是全球公共卫生界，已计算出的两个数字：1）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也就是一个感染者能将病毒传播给几个人。 2）病毒的代际间隔时间，也就是平均传播一代需要多久的时间。 表1 毒株 流行时间 R0 代际传播速度（天） 原始毒株 2019年末至2020年中 2-3 6.0 Alpha 2020年中至2021年初 4-5 4.5 Delta 2021年初至2021年末 6-8 3.0 Omicron BA.2 2021年末至2022年初 11-12 2.1 Omicron BA.5 2022年中至今 16-18 1.5 2022年之前，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清零，依靠的是“早发现，早隔离”。由于Delta变异株传染平均需要三天时间，疾控部门可以“花一天时间验核酸，一天时间查密接，还剩下一天时间找到密接把他关起来”，虽然紧张但还算合理。 但到了Omicron年代，2.1天的平均传播速度，已突破了流调部门的能力极限。4月份，依靠“精准防控”的“上海模式”由于流调能力崩溃而破灭，全市被迫重新封城。此后，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在不部分或全城封控的情况下，控制50人以上规模的疫情。 另一个变化的则是病毒基本传染数（R0）：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假设不采取任何“封控”措施，不同毒株的患者18天内会传染的人数目如下： 表2（不采取封控措施下，不同毒株患者18天内传染人数） 原始毒株 Alpha Delta BA.1 BA.5 8 17 63 521 3712 上海流行的BA.2毒株，每半个月会传播给500人左右；到了新疆流行的BA.5毒株，每半个月就会传播给3700人。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能依靠“全城静默”控制疫情；而新疆封了108天，本地依然每日新增近千宗个案的原因。 回看“香港经验”：《20条》会导致怎样的灾难 进入秋冬季节后，在BA.5病毒的助攻下，全国疫情如星火燎原。截止11月11日，全国已有超过14个省份，过百个地级市出现本土疫情。各地普遍封城，引发经济震荡、民怨沸腾之时，中央政治局出台了《20条》的“防疫优化措施”，要求各地在保持“动态清零”原则的情况下：减少核酸检测规模，收缩隔离人士范围，并缩减隔离期限。 正如上文所说，在BA.5平均1.5天的代际传播速度面前，现有的流调系统已被彻底“击穿”；加上群聚核酸加大了病毒传播几率，从技术上看，“20条”的措施都是合理的。但核心问题是，一旦落实了“20条”中的大部分内容，清零便根本不可能实现，没有“既要又要”的可能。后果便是地方政府自行揣摩上意：以石家庄为首的城市和海外投行认为“上意”是要转向共存，于是停止封控和全民核酸；以重庆、乌鲁木齐为首的一派则认为“20条”就是安抚民心用的，核酸封控一刻也不能停。于是在“20条”实施两周后，全国防疫格局史无前例地混乱，所有省份都出现“本土疫情”：京、广两大城市疫情发展速度更接近春季的上海。 关于“20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央仍想坚持动态清零措施，只是想要纠正“过度防疫、层层加码”的问题。然而各大城市在过去14天的经历已证明，想要实现“清零”，哪怕只是像新疆一样维持疫情规模，不要在短期内出现指数型暴增，都需要用尽“封城”在内的所有办法。“不层层加码”的后果便是疫情迅速扩散。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央在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能清零便清零，如果真的防不住了就顺势放开。 一季度的香港便用了这样“且战且退”的方法应对Omicron，和同期走向共存的国家相比，香港的死亡数据如下表： 表3 香港 台湾 新西兰 新加坡 每千人床位数 5.4 6.9 2.7 2.3 新冠死亡病例 10731 14297 2212 1703 死亡率（每万人） 14.48 6.07 4.32 3.12 透过数据对比可看出，香港的医疗资源相对新西兰和新加坡相对充裕，但死亡率却高得离谱。其死亡率高的两个主要原因：老人疫苗接种质量低、疫情初期发生严重医疗挤兑，都是“边清零，边放开”的后果。 首先，香港在2022年之前长期执行清零政策，本土疫情往往在短时间内被压制，导致民间缺乏危机感，不愿意第一时间接种疫苗。加上老年人受关于疫苗危害的错误消息引导，注射率比年轻人还低。而港府则一直将资源倾倒在“追踪入境病例”上，直到疫情全面爆发后才加快疫苗注射，但已为时已晚。 其次，由于港府在Omicron疫情爆发初期明确表态“动态清零”，因此在媒体上频繁教育民众：在出现相关症状时，应及时求诊或检测，以便“尽早发现病例”。结果疫情暴发时，大量根本不需要接受治疗的轻症患者，或例行检测出阳性的无症状患者，都涌向公立医院急症室，造成急症体系崩溃。大量长者因为无法进入医院，在寒冬下被晾在医院门口的空地上，只靠医院提供的锡纸保暖。 由于清零政策，人为制造的“医疗挤兑”，也体现在当局的资源分配上。香港疫情爆发初期，港府效法内地建设“方舱医院”，意图将所有患者全部隔离，结果方舱根本无法配备足够的医疗人员。直到香港疫情告一段落，大部分的“方舱”都从未投入使用，大量资源在最需要救治病人时，被投入到毫无用处的检测和隔离设施中。 换而言之，“清零”政策下建立的公共卫生配套，不仅在“共存”时毫无用处，还会产生反效果：前者要求配备天量的检测和隔离设施，后着则要求建立稳健的分级诊疗体系、扩大病床数目。在转向“共存”时，核酸检测的规模要尽可能压缩，避免产生过多轻症或无症状的“患者”涌向医疗机构。更重要的是，在政策转向“共存”之前，需要长时间的“再教育”，舒缓民众对患病的恐惧。而“且打且退走向共存”只会和香港一样，制造公共卫生灾难。 中国惨烈的“阵痛期”：疫苗 那么假设中国官方已下定决心走向共存，目前是合适的时机吗？ 和Delta等之前毒株不同，Omicron的致病性较弱，但传播速度极快，各国经验都表明其只有在近半人口被感染后，传播速度才会减慢。因此理论上减少伤害的办法有二： 1）加强注射疫苗，使人患病时不至于演变至重症，占用医疗资源； 2）加强社交距离措施，尽量使病例增长曲线变得平缓，拉长医疗系统的“作战周期”。（但各国的实践都表明，社交距离措施对压平曲线收效甚微） 先谈疫苗问题，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说：当全国公共卫生资源忙于搞流调，做核酸的“清零”功夫时，注射疫苗必然被耽搁。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截止11月30日，全国疫苗注射共344355万剂；而在9个月前的3月1日，总疫苗注射量为312984万剂。过去9个月时间内，只注射了3亿剂，占总人口数的25%不到。 之所以强调“9个月”，是因为当下新冠疫苗的有效保护期普遍为9个月到1年，此后抗体数量衰减严重，保护力也将大为降低。目前美国CDC建议普通人应在第三针mRNA疫苗注射后4个月，注射第四针；而50岁以上人士及免疫功能障碍者更要注射第五针。加拿大也发出指引，建议民众每年需注射一次加强剂，方满足保护要求。换而言之，即使过去9个月时间的3亿剂疫苗全部都是“第三针”，目前中国大陆符合“全程接种要求”的人口只占25%。 由于香港绝大部分患者感染的都是Omicron毒株，因此其数据格外具分析价值 表4：长者不同注射情况死亡率统计 未注射疫苗 不完整注射国产疫苗 完整注射国产疫苗 完整注射mRNA疫苗 60-69岁 1.73% 0.19% 0.06% 0.04% 70-79岁 4.55% 0.70% 0.27% 0.15% 80岁以上 14.70% 4.17% 1.78% 0.98% 我国长者接种情况 13.77% 64.23% 22% 0% 在目前的情况下，假设所有中国老人所接受的医疗照护水平，和早前的香港相同。在疫苗注射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假设全国60%老人感染在“共存”后的第一波感染潮感染新冠病毒（已相对低估），死亡人数将达到： 未注射 不完整注射 完整注射 总死亡人数 80岁以上 295万（13.77%） 1380万（4.17%） 472万（1.78%） 106.57万 70-79岁 667万（4.55%） 3114万（0.70%） 1067万（0.27%） 55.1万 60-69岁 1218万（1.73%） 5680万（0.19%） 1946万（0.06%） 33.0万 小计 194.67万 其中80岁以上长者死亡人数将高达106.57，平均每30名高龄老人就会有一人死亡。 新加坡、新西兰等死亡率较低国家，都有一特点。其走向“共存”的节奏是由当局主动把握的。在疫苗注射率较高，全民年初都打完“第三针”的时间点，趁着疫苗保护力最强时，迎接Omicron的挑战。至于英国、美国等早已结束“清零”政策的国家，也因为普遍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注射第三针疫苗，同Omicron“生逢其时”。 如今的中国若想降低伤亡，就必须用过去“全民核酸”百倍的力度，在最短时间内推动注射疫苗加强剂。而引入mRNA疫苗，则能将全国死亡人数缩减1/3到一半不等。 中国惨烈的“阵痛期”：毒株 回到文章开头的部分，笔者在介绍新冠不同毒株的传染效率时，引入了这样一张表格： 表2（不采取封控措施下，不同毒株患者18天内传染人数） 原始毒株 Alpha Delta BA.1 BA.5 8 17 63 521 3712 年初Omicron毒株在欧美肆虐时，新闻上突出的最大副作用并非Delta时期拥挤的医院和ICU，反而是各行业由于感染Omicron的人太多，劳动力密集的工业和服务业都因为缺乏人手减产甚至瘫痪，以至于进一步推高本就严重的通胀水平。 之所以“感染潮”会影响社会基本运作，原因是短时间内大量人口感染。以香港为例，最严重一天本地确诊人数高达7.5万人，占总人口数1.1%。假定每位患者需要休息7日，短时间就有接近10%的劳动力退出。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封闭环境，又会让同事间传染变得严重，一铺全完蛋。 短时间大量人感染的罪魁祸首，便是BA.1毒株的快速传播速度，其两周内理论可传染人数是Delta的9倍，到一个月时，便扩大到50倍。而如今的BA.5毒株理论传播速度又是BA.1的五倍，造成的“短时大量人口感染”状况势必更严重。 有人或许会好奇，为何本轮BA.5在海外各国引发的感染潮，并未有年初的BA.1恐怖。这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口都已感染过BA.1，在接触BA.5时仍保有相当的免疫力。而BA.5的实际威力，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剩下中国一个测试场。 换而言之，中国从年初坚持动态清零，到如今似乎被迫放开。不仅白交了一整年的经济账，就连健康账，也要连本带高利贷还回去。 小结 写到这里，我想稍作总结。笔者的本意并非为了煽动恐惧，也并非鼓吹中国在当下还要继续坚持清零。无论是年初全民普遍注射第三剂疫苗的契机；致病率低，但传播速度也没有如今BA.5那么高的BA.1进入中国时的契机；又或是上海疫情爆发，正值夏季呼吸道疾病传播效率较低的契机。这些契机错过就是错过，再也无法回来。 当下中国大陆面对的情况是，北京、石家庄、广州等大城市病例全面爆发，早已突破了清零能力的阈值，重走回头路已不可能，且势必因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封控造成民怨集中爆发，经济陷入崩溃。但相比过去的时机，此时走入共存的代价和风险都非常巨大。可我们仍被逼走上这条道理，因为我们已失去选择权。 去年1月，彭博的“新冠韧性排名”，将排行榜中确诊和死亡人数的权重调低，把疫苗注射率和重开放比例调高，反应“后新冠时代”趋势，结果因为美国的排名高被国内舆论群嘲，主导排行的华裔记者也遭到内地网民的肉搜和网络暴力。而当局为了突出自身的“道路正确”，借用了“躺平”一词：一个不负责任的西方政府的形象跃然纸上，把防疫的策略问题扭曲成了态度问题。 但宣传是会反噬的。除了一部份公卫专家脑子清醒，上上下下还真的信了“国外躺平”的鬼话：我们就先坚持清零嘛，大不了学他们放开，躺平还不容易么？ 于是当自己真要“躺平”的时候：我们既没有完善的分诊体系，又没有高效率的疫苗，有的只是扎根于无数民众心中，对新冠恐惧的“心魔”。 接下来的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只不过付出代价的，不会那些打着“生命至上”，却罔顾科学，视生命如草芥的上位者。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