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岁末年初走出“疫情时代”后，人们预期中的经济复苏仍姗姗来迟；但在二十大和两会接连召开，外交体系全面换将的“不稳定”条件下，中国却在外交领域取得相当多成功，其中不少更是习近平2012年执政以来达到的顶峰。 中国的外交中兴 调停沙伊矛盾 3月10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外交代表，在北京结束4天的秘密会晤后各自发表声明，表态将在两个月内恢复外交关系和旧有的安全经贸合作。早在2016年，沙特处决了本国的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引发伊朗震怒，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洗劫后，两国便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其后沙特更亲自派兵进入邻国也门，支持政府军对抗伊朗扶持的反政府胡塞武装，两国事实进入“准战争状态”。 沙特伊朗的迅速和解，超出所有人预期；在此之前两国已在阿曼斡旋下进行四轮谈判，但并未取得显著成就。去年12月，习近平出访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后，伊朗亲政府媒体还对中国“背叛伊朗”大加挞伐。至于沙特一侧，过去几年则贯彻“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铁腕政策，2017年对有意在沙特伊朗间游走的卡塔尔，不仅联合盟友实施禁运，甚至物理上挖断了两国陆路联系，让卡塔尔成为彻底的“孤岛”。 令龃龉已久的两国和解，对中国来说是莫大的外交成就。中国自千禧年后开始改变邓小平时代绝对的“不出头”作风，试图扮演大国调解员的角色。但2007年，试图调停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随着朝鲜退出恢复核试验无疾而终。去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后，外界期望中国劝服俄国开战争的努力也最终落空。今次调解沙伊关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成功的重大调停，也意味着中国取得和其他常任理事国类似的“外交软实力”。 调停沙伊矛盾，也令中国获得实质上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尽管中国本身严重依赖进口能源，但目前同主要能源输出国都保持较好的关系：一方面可以从俄罗斯和伊朗手中购入低于市场价的原油，也通过维持和海湾国家的原油贸易，丰富能源来源多样性。中东诸国的和解也利于北京向这一地区输出过剩基建和工业生产力，填补俄罗斯和美国“撤出”（减少投入资源）后的势力真空。 马克龙的疑美论 另外让人跌破眼镜的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马克龙在中国境内的几天，表现仍算是中规中矩：为空客拉到160架飞机的大订单，属于法国总统访华的例行操作；在中山大学演讲出尽风头，也算是马克龙例行展现克里斯马；至于行前爱丽舍宫仿佛强调的，马克龙将“劝说习近平不要越过支援俄罗斯武器的红线”，也属于马克龙对自身“外交能力”一贯的自信。 引爆舆论的是马克龙在回程专机上接受著名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访问时的言论。他表示“矛盾的是，我们被恐惧限制，认为自己只是美国的跟班。”，“欧洲人需要回答的是……加速台湾的（危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并不是。更糟糕的是欧洲人自认在这个话题必须成为附庸，随美国制造的议题和中国的过度反应起舞。” Politco在编辑后记中特别强调，马克龙对“欧洲战略自主”和“台湾问题”还有更坦率的发言，但由于爱丽舍宫要求审查发言内容，最后被迫删除。笔者个人相信，相关内容很快会从其他渠道流出。 马克龙对台湾问题的观点和北京几乎完全一致：认为目前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和蔡英文政府，中国只是“过度反应方”。路透社援引一位法国外交官发言称“马克龙总统认为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周的会面是挑衅”，更和国台办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与此同时，马克龙的表态也意味着他所领导的法国政府，在台海发生战事时，不会像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一样，同美国协调制裁北京和军援台湾政策。如此一来，也大大强化北京利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 但更令北京欣喜的，可能还不是马克龙在“台湾问题”单一议题的表态，而是马克龙赤裸裸展示了对美法同盟关系的怀疑。在对华科技封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等对中国来说“更现实”的问题上，法国都成为了北京在欧盟和整个西方世界可能的突破口。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最近接受访问时说：他认为一些欧洲领导人越来越认同马克龙的“战略自主论”，但未必宣之于口。试想倘若2024年主张孤立主义，同欧洲关系不佳的特朗普再次上台，马克龙的“战略想象”未必没有成真的可能。 中俄关系重定位 相比前两项“预期外”的外交大礼，习近平上月中旬访俄则显得相对平淡。外界在北京成功调停中国中东矛盾后，曾期待北京也能斡旋普京和泽连斯基走上谈判轨道，但俄乌两国对北京的“和平倡议”都相对冷淡。但北京依然完成了次级目标：说服俄罗斯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利用中国企业填补俄国原本由西方企业主导的精密工业和消费品市场；加块中俄间陆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以便中国在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时，获得更稳定的能源供应。 失败后的外交转型 “中兴”的意思是衰败后重新兴盛。 笔者之所以将近期中国的外交表现形容为“中兴”，是因为2012年习近平上台，尤其是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一系列外交尝试、挑战乃至挑衅最后均告效果不佳。 而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年代，在笔者看来，尽管中国外交路线有过调整，但在5-10年的区间内都有明确目标。 1978-1989年：事实上同美国共组“反苏联盟”，强化同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 1989-2001年：尽力弥补“六四”后同西方国家的裂痕，尽一切力量争取加入世贸组织。 2001-2008年：借小布什政府将注意力转向中东和反恐战争，进一步改善同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加入WTO后的发展机遇期被巩固，台湾外交空间被史无前例孤立。 2008-2012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先后爆发，结合2008北京奥运成功。中国在国际上软实力和中共对自身体制自信都达高点。中国开始加强和东盟、日韩等区域国家关系，同华府矛盾增多，但都维持密切沟通。 但回看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十年，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可用不现实、被动和混乱三个词形容。 “不现实”指的是2014年起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的逻辑是将国内过剩的基础建设产能输出到临近国家，并建立起连通欧亚的“陆上走廊”和共同市场，避免过于依赖海上运输和同美国间的双边贸易。 但计划根本没有考虑到沿路国家的经济现实和地缘政治环境，也无视海洋运输体量和成本远胜过陆路运输的现实。 截止2022年，南线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将汉班托塔和瓜达尔港运营权交给中国，设施使用率也极为低落。在缅甸的基建项目也因为2021年军政府政变严重滞后。至于旨在绕过马六甲海峡，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计划的皇京港、克拉运河等项目也无疾而终。 而在北线，2020年之前连接中国、中亚、俄罗斯直到欧洲“欧亚铁路桥”也因俄乌战争爆发无限期停摆。 过去10年，中国应付日渐警惕自己的美国时则十分“被动”。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军事和外交资源重新投入到“限制中国”，美中关系正式进入“下行通道”。北京对奥巴马百般“羞辱”，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时要求奥巴马从飞机尾部小楼梯下机，且在所有到访国中唯一不予铺设红地毯。但到更为强硬的特朗普上台后，中方却愿意主动在故宫设宴高规格接待特朗普伉俪，极尽示好之能事。 而随后的美中贸易冲突中，中方几乎无法把握议题主导权：从最早的要求增购美国商品减少逆差，到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从封杀中兴华为，到禁止Tik Tok；以至于后来的新冠溯源问题，几乎都由特朗普政府一方提出。 以上问题尚不足以威胁中国外交大局，最致命的是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始终无法拿出一套别人听得明白的外交论述，只会重复“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未有大变局”之类的空话。具体外交实践中，更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战狼外交”和180度立场转变。 美中贸易战爆发初期，中国试图打造“自由贸易捍卫者”的人设，并借特朗普在西方世界的“人厌狗嫌”，维持和欧盟、日韩等“非美西方国家关系”，避免被孤立。 2018年开始，中国成功催生“上海进博会”，引入了特斯拉超级工厂，并加速中日韩自贸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但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北京官方口径却转向“内循环为主题的经济双循环”，内宣也以“进口替代获成就、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为主。短时间内180度转弯，令试图拉拢的“非美西方国家”十分困惑。至于2022年的“全国大清零”则进一步恶化国内的营商环境。 同时出现的还有所谓“战狼外交”。2021年3月，中国因涉疆问题，制裁包括5名欧洲议会成员在内10人和4个机构，这5人涵盖欧洲议会从左到右全部五个主要党团。已谈判完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就这样被永久搁置在欧洲议会。2022年2月，随着中国“策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过去20多年以温家宝-默克尔私人友谊为代表的中欧黄金岁月，彻底报销，直到这次马克龙访华才出现些许转机。 可能令“非美西方国家”最不满的，是北京在和美国沟通时专出胡萝卜，和“西方小国”沟通时专出大棒。孟晚舟在美国要求下被逮捕后，北京的反应是拘捕两名在华加拿大公民；北京对澳洲经济制裁的烈度和比例，都远高过美国，更有研究指控北京借由华裔商人和政客渗透澳洲国内政治。至于更早时北京在“萨德入韩”问题上集中对韩国乃至乐天等韩国企业施压，对美国则轻轻放下，都为后来“非美西方国家”回流美国埋下伏笔。 当然，决定国际关系的不仅是“姿态”。伴随中国产业升级，这些“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的互补性渐消，竞争性渐强。以汽车行业为例：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54.4%，数量上已赶超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中国与德国、韩国长期的贸易逆差也转为顺差。 但无论如何，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试图借由最不发达国家开拓外交空间的努力，随着一个个债务地雷爆炸宣告失败。而几乎所有非美的西方国家都向美国倾斜。于是急需支援的俄罗斯，和极具战略价值的海湾国家，便成为北京外交突破的希望。 与此同时，北京似乎也认定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无法化解，和美国直接沟通或释放善意无法再取得成果。于是战略从施压美国盟友转为拉拢包括法国在内的美国盟友；而对华府的态度则转趋强硬，甚至要毫不避讳挑战美国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经营已久的霸权。 调停和平是表象 扶持保守势力是实质 回到中国刚刚取得外交成就的中东。沙特和伊朗妥协的本质是中东势力重新组合并进行新的对抗，并非铸剑为犁。两国妥协只意味着两国间的和平，不意味着整个区域的和平。 目前中东地区活跃四股势力。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神权，盟友包括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沙特代表的海湾王权国家，盟友包括巴林、阿联酋、阿曼等海合会国家；另外两个则是选举民主制的土耳其以及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以色列。四方势力在历史上分分合合，如同《1984》的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一样结盟对抗。 2016年沙特和伊朗断交后，便带领海合会国家改善和以色列关系，最大成就莫过于2020年以色列同巴林和阿联酋建交；沙特也破天荒开放领空给前往以色列航班。但在沙伊关系正常化后，很快有消息称阿联酋计划降级在以色列的外交机构。而在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1976年之前，伊朗王国则事实上同以色列结盟，并加入美国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王国一道协助后者对抗当时亲苏的阿拉伯国家。 另一方面，沙特和伊朗两国减少对抗，意味着中东两个最保守专制的国家，有能力腾出资源应付国内反对势力对政权的挑战。 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2022年共获得3260亿美元石油收入。但和临近的卡塔尔、阿联酋等国不同：沙特国内贫富差距极为悬殊，高达25%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月收入低于530美元，并不存在所谓“人人狗大户”的现象；与之相对，沙特王室则坐拥高达1.4万亿美元资产。沙特人权状况同样极为恶劣，除了众所周知的异议人士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被杀害肢解，沙特平均每年执行超过150起死刑，理由包括通奸、性交易和同性性行为等。 和平和进步或福祉未必总是相向而行。1815年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在滑铁卢战役中败给反法同盟。在制定战后秩序时，欧洲各国王权都对法国大革命代表的民族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潮心有余悸，担心彼此征战会让国内的民族主义者趁机壮大夺权。在时任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推动下，欧洲协调机制应运而生：各国保持均势，通过大国间平衡和调解避免战争；与此同时，各国团结镇压革命势力，互不“包庇”彼此的民族主义者。 某种程度上说，沙特和伊朗的握手言和就像是欧洲协调机制的重现：两个极端保守的神权国家，在自身统治安定时，自然会思考为本教派扩大势力范围；但在内部反对力量，真的有可能冲击政权安危时，就有了握手言和的动机。而中国则承担了当年梅特涅的角色：对中国来说，无论是沙特王室还是伊朗神权政府，都比可能替代他们的进步派势力更警惕西方；一个威权和稳定的政府，也比民选政府在执行对华外交策略上更稳定。如果说过去中国尚忌惮沙特输出的极端宗教教义，可能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稳定；如今中国已通过所谓“去极端化”和“去泛伊斯兰化”措施稳定新疆和回族聚居区的局势，更有理由欢迎一个保守的中东。 至于随着习近平访俄升温的中俄关系，也夹带着中国刻意扶持保守势力的逻辑。习近平这次访俄，在国家层面对俄罗斯的支持大多是“长远”的：例如增加企业对俄罗斯的投资，加紧跨境管道建设，都需要5-10年以上时间才能有成果。至于“短期”的军需和物资支持明面上并未提及。但习近平对普京掌权的支持却十分明确：“俄罗斯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在你坚强领导下……我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给予你坚定支持。” 这句话并非两人私下寒暄，而是载入新华社通稿中，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中国一贯的外交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只会在他国选举尘埃落定，或者发生政变等突发状况时，才会表达对执政者支持，从来没有在选前“钦点”的先例。这样的反常也表明：中国未必会冒着受连带制裁的风险支持俄罗斯打赢战争，但会尽一切力量保证俄罗斯不会出现一个亲西方的政权。 或许是过去三年大部分西方国家愈发靠拢美国，令中国启示到：如果争取西方国家中立的难度大，成本高；就尽可能避免更多国家转型为“西方国家”。两会后一个月的中国外交，在笔者看来并非什么“不讲求意识形态才能调停他国矛盾”，而是有极为明确的意识形态支持：尽可能支持保守的政治势力，避免出现更多亲西方政权或民主政体。 马克龙和普京谁更重要：谈中共的“底线思维” 二十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共和中国的绝对核心，北京的外交路线也紧跟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底线思维。 官方宣传部门对底线思维的解释是“设定最低目标，从最坏处做准备，并在此基础上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法”。以中-俄-欧三边关系来说，如果北京执意向俄罗斯输出武器，或者支持普京以非正常手段维持政权，同欧盟的关系自然会损害甚至可能破裂。假如俄罗斯尚能维持战局，或普京像现在一样权力尚属稳定，中国自然会“争取最好结果”，继续拉拢马克龙这样的西方国家政要或马斯克这样的商界人物；但当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中国就会“回归最低目标”，维持普京政权。 即使排除从意识形态出发，拉拢威权国家的考虑。中国优先发展和中东及俄罗斯的关系，也符合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国，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需求主要依赖进口。2022年中国接近七成的石油进口自中东，来自俄罗斯的管道运输只占17.3%。 由于在战争爆发时，美国有能力通过控制波斯湾和马六甲海峡航运，切断中国海上能源供应；因此过去数年北京一直想加速同俄国的陆路石油管道建设。但由于俄罗斯和西欧能源贸易过去十分密切，因此并未积极响应中国号召，直达仅此习近平访华才加速推进。但对北京来说，来自俄罗斯的原油是战争爆发时唯一安全的来源，因此必须极力防止莫斯科出现亲西方政府。 另一方面，虽然在全面战争爆发时，中国无法获得海上能源供给；但北京也要确保中东国家在美国仅仅是威胁或发起制裁时，仍愿意继续向中国输送原油。这样的情况包括：中国夺取台湾在南海和金马的离岛、军舰军机或飞弹落在台湾周边领海，或者最严重的封锁台湾对外航运。这些情况下，台海热战尚未爆发，美国不大可能用军事手段切段往返中国航运；北京要做的便是削弱美方对中东的政治影响力，令手中对台施压工具尽可能的丰富，避免走向全面开战。 从“底线思维”思考中国对外关系：尽管欧盟、美国、日韩以及东盟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俄罗斯只占外贸出口的3%。但外贸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和国内就业始终属于“争取最好的结果”；但在可能的台海战争爆发时，维持稳定能源供应则是“威胁国家和政权存亡”的底线。正因如此，当中共在二十大报告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放在核心地位，宁可牺牲和欧洲国家关系，也要捆绑俄罗斯，就已成为定局。 马克龙访华时，海外媒体有这样的评论：“马克龙试图分化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习近平试图分化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如今，中俄关系依然“坚如磐石”，而美法关系已出现裂痕，这样的结局是结构性且几乎必然会发生的。 至于马克龙，似乎还继续沉浸在中国的美好回忆中：想念那法国民众给不了他的总统权威，那美国和其他欧盟领袖给不了他的“尊重”……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