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个9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推行了十年。 十年前的9月，才出任国家主席没多久的习近平，在外访哈萨克时，第一次提出了属于他的版本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历史版本相比，新的“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有着史无前例的地理跨度。一个月后，习近平又在印尼一场国会演讲上，向东盟的领袖们倡议了他重新诠释后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凭借一前一后两次演说，习近平正式启动了他执政以来这个最具标志性的宏大计划。 紧接着，那年11月，中共的年度政治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一带一路”被升格成国家战略。此后，中共高官们便开始在各种国际场合不遗余力地推介这个旗舰投资项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像那些共产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样，“一带一路”这个名词，也反复且持续地出现在北京对内、对外的各种大政方针当中。2017年，“一带一路”更被写入中共党章，习近平更毫无保留地称它是“世纪工程”。 到今年的6月，北京已经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陆续签署了共200多份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作为回报，中国迄今向这些国家投资了总计3000多个项目，当中，近1000个项目正在进行。尽管官方从来没有透露过，囿于投资结构和贷款协议性质，外界也可能很难得出确切数字，但一些研究表明，迄今为止，中国已为“一带一路”花费了接近1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也在连年增加，光是今年前八个月，就达到了5856.1亿元人民币。 重金下迅速落成的基建项目 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开支，大部分是用在了为参与国的交通、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融资上，以及向各地的房地产、旅游项目和数字科技等领域注入资金。重金投入下，很多铁路、港口、桥梁、工业园等实体设施，几年时间在沿线国家迅速落成。 而其中最昂贵的项目，无疑是已耗资数百亿美元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作为“一带一路”对外宣传的一个早期范例，中巴经济走廊被设想成可将中国西部与新丝绸之路直接连接起来，也被北京用来证明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达到了顶峰。迄今为止，价值25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完成。 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重心，是打造各种能源类型的发电设施。CPEC迄今已成功建设了13个电力项目和一条4000兆瓦输电线路，大大缓解了经常发生停电的巴基斯坦的能源短缺困境和引起损失的GDP总值。CPEC还刺激了巴基斯坦的炼油、银行、汽车、保险等领域的经济，卡拉奇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至2018年间市值翻了一倍。 CPEC还使中国通过陆路，进入到了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的深水港——瓜达尔港（Gwadar）。经过多年的施工，瓜达尔港已被打造成一个重要海港，使中国的船只和装载的大量进口石油更容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还让瓜达尔从一个小渔村，逐步变成了约有200万人口的城市。 总体来看，大多数始于2013年、截止日期在2020年的CPEC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目前基本已经完工。尽管近年投资和施工进度有所放缓，但中国资金和公司仍在继续建设九个未完成的经济特区和工业区。 东南亚最贫弱国之一的老挝，最近几年也通过“一带一路”，获得了基建的发展。连接中国西南城市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早在今年4月已经开行国际旅客列车。这条总长逾1000公里、耗资59亿美元、桥隧比相当之高的铁路，使得从万象到中老边境的旅行时间缩短到3小时，实现了朝发夕至。 中老铁路是北京在“一带一路”下，加强与东南亚联系的另一个标志项目，未来还被规划将延伸到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也是老挝迄今为止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将这个对外联通有限的国家进一步接入中国的市场，两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和旅游联系因而得到强化，沿线地区也可能会获得投资机遇。 其他类似的“一带一路”大型项目也有不少，包括进入中亚的天然气管道，在印尼、马来西亚和肯尼亚的宏大铁路工程，以及对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大桥和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的重金投入等。 尽管基建设施建设占据了注入资金的主要权重，但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在数字化和通讯领域的扩张也逐渐明显。2017年，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全新分支——“数字丝绸之路”。此后几年，这毫无悬念地开始成为北京经济外交政策的新方向。 复旦大学曾有研究显示，2018至2019年，中国数字领域企业实施境外投资合作项目有1334个，其中57%与“数字丝绸之路”有关。像是非洲一些国家，也乐见中国向它们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以便能够相对廉价地享用以往极其缺乏的网络通信服务。 北京“另立门户”的野心 透过多面向的投资和大量铺设基础设施，“一带一路”过去十年已在亚洲、中东欧、非洲、甚至更远的南美洲和全球南方，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陆路和海路通联，扩大了北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这个倡议本身，如今也早已脱离了最初“带”、“路”的标签，已经颇具规模地笼络到那些对西方感到沮丧或是存有敌意的国家，搭建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出资者与受益者网络。 从登场那刻，这个雄心壮志的倡议就背负有北京想要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新主导历史叙事的野心，它一度是外界眼中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确，自马歇尔计划后，世界还没见到过如此宏大的雄心。 “一带一路”如今的面貌，很大程度在于它成为了北京“另立门户”、在全球推动联盟体系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台面上的工具。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倡议也是伴随“中国崛起”的叙事，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一个声量极高的例证。随着北京与西方世界的矛盾越来越难调和，用“一带一路”砸重金换来的对区域性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主导权，可以有机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秩序愿景的一个替代选择，让自己变成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一带一路”退潮 留下怎样的风险危机 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与口碑，也在十年间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初，世界各地的多数国家都在急切加入，以取得中国赞助的经济效益和满足自身的基建需求。如今，这股热情却在退去。很多国家已意识到所谓投资，底色更像是利率不断上涨的贷款，越滚越多的债务，令到很多国家政府已无法有效应对财政上潜在的长期风险。一些借款国已经出现难以偿还中国债务的困境，即便是在抵押境内的土地或是以其他生产资源作为交换的情况下。 有印度学者曾经直言，这种投资模式更像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出于对自身财政担忧和对收益是否大过风险的权衡，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国家，开始选择搁置或取消对“一带一路”的继续参与。该倡议招致的民情反弹，也让很多国家难再与北京走近。而借助债台高筑换取不同地区国家战略设施的开放或使用权，也被外界猜测为北京经济援助背后的真实战略部署。 作为较早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斯里兰卡使用中国拨出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贷款，建设了深水港、国际机场、电视塔、高速公路和高档的会议中心等基础设施。这些庞大的工程后来都成为了斯里兰卡难以负担的外债。为了抵债，斯里兰卡2017年被迫将南部运作不佳的汉班托塔深水港（Hambantota Port）及其周边15000英亩的土地，租让给中国的国企长达99年。自此，这里变成了中国的港口。该交易最终清除了大约10亿美元的债务，但由于其他贷款仍在继续且高利率的关系，斯里兰卡目前对中国的负债仍在滚动增长。 由于贷款规模无法遏制地膨胀，2022年，斯里兰卡爆发了自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上物价飞涨、货币暴跌，政治上陷入动荡、总统在大规模抗议期间逃离。尽管从债权人结构看，国际主权债券与来自中国贷款的规模，在斯里兰卡外债里和还本息额中的占比可说“不相伯仲”，但像斯里兰卡这种陡增的债务压力，间接反映了中国在全球投资和借贷项目中的“大手笔”，可能会对弱小发展中国家带去怎样的债务灾难。 类似的情形，也在其他的债务国上演。耗资59亿美元的中老铁路，几乎占到了老挝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后者财政上的不堪，甚至令其无法承担哪怕小部分的费用。最终，中老两国在2015年达成协议，老挝方面实质出资17.9亿美元，包括10.6亿美元贷款和7.3亿资金，其中7.3亿由老挝再单独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4.8亿加上政府预算出资2.5亿凑成。老挝最终不得不用该国为数不多的收益来源之一钾肥矿产，来偿还这笔巨额贷款。2020年，经济日渐不景的老挝，又以6亿美元价格，向中国出售了部分能源网络，以寻求债务减免。 还有希腊、吉布提、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这些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如今都面临着要偿付北京大额债务的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持续上升，中国的海外过度借贷，和为了保持战略优势而资助亏损项目的做法，也为自己招致了麻烦。随着对外债务规模激增，为避免坏账而要坐上谈判桌的“大债主”中国，恐怕也在为收款问题而烦恼。 对于那些难以偿还“一带一路”债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它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债务领域无疑已是体量庞大的债权大户。随着而来的，是如今“一带一路”的救助贷款也水涨船高，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在国内经济放缓下，如何与经济情况同样不济的低收入国家就债务违约进行减债博弈，成为了困扰北京的难题。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和世界银行等多间机构共同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近年显著扩大了对陷入财务困境或完全违约的主权借贷者的紧急救助贷款。在2008年至2021年间，中国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国，提供了2400亿美元融资的128次救助贷款业务。 研究指出，中国在2010年的海外贷款组合中，只有不到5%用于支持陷入困境的借款国，但是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60%。中国有近80%的紧急救助贷款是在2016年至2021之间发放。而中等收入国家占中国海外贷款总额的80%，也即超过了5000亿美元，这构成重大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20年，非洲整体外债增加了五倍多，达到6960亿美元，其中12%、对应835.2亿美元是欠中国债权人。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记录，低收入国家的2000多亿美元外债中，中国占比超过了五成，而专门处理债务危机的老牌富国联盟“巴黎俱乐部”仅占约三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73个符合“暂缓债务偿付倡议”（DSSI）条件的国家中，中国是半数以上国家的主要债权国，债权占比的中位数在54%，最高达72%。 一边是国内的财政压力，一边是外债累累的现实，如何平衡内部经济放缓和外部旗舰项目的前途，成了北京当下的抉择两难。“一带一路”走到十周年这刻，或许也是北京对这个计划重新平衡和更灵活对待的时候了。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