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2日结束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连续三日发文论经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外媒普遍以“国安部称唱衰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为题进行报道。第一篇文章《从四方面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13日）并非国安部原创，而是转载自新华社的一篇通稿。第二篇文章《国家安全部党委：以“六个全面把握”学习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陈一新主持并讲话》（14日）是国安部党委于13日召开会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新闻稿，内容与其他部委大同小异。唯独国安部写作组“安平”的第三篇文章《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15日）——按照中共党内关于“说话”的规矩，可以算是讲了一点“有意义的话”。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就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发展和安全关系的一段论述稍加发挥，实质上是回应外界关于“安全压倒发展”的质疑。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应当归咎于过去几年的疫情创伤、局部地缘冲突和西方对华遏制打压这类不可控因素和境外势力，而非“安全取代发展”和外资、民企受到排挤这类内政外交问题。文章不仅否认国家安全的迅速膨胀压缩了经济发展的空间，还反戈一击，称安全和发展之间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纯属炮制出来的虚假叙事：“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不断出现，其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构建‘中国衰败’的‘话语陷阱’‘认知陷阱’，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进行攻击、否定，妄图对中国开展战略上的围堵打压。” 弄清安全和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否子虚乌有，首先需要理清当代中国语境中“安全”和“发展”的意涵，也就要回到“发展”和“安全”的原初语境——中国改革年代的路线分歧当中去。众所周知，中共建党、建政之后长期奉行的路线是“战争与革命”（源自列宁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一次演讲），这使得新中国长期深陷在政治斗争、社会动荡、贫穷落后的泥沼里；直到1985年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才提出“和平与发展”的命题。在中共把方向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之后，国家终于走出了困境。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话语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时受到另一种话语——“安全”话语的阻滞。这个“安全”表面指国家政治安全，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政权安全。 在中共官方的宏大政治叙事中，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开放”二字其实一次未提，即便政治上最敏锐者所能从公报中仅有的两处“改革”联想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柯西金主导的修修补补式苏联经济改革，绝非建立市场经济乃至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这次会议所确立的并非任何“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而是“邓小平取代华国锋”的人事问题。这意味着曾经一度的毛泽东化（接班人由毛泽东指定），如今已经实现了去毛泽东化——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由论资排辈的元老们取代，而且未来接班人也将由元老的“头子”（陈云语）——邓小平指定。在1978年12月的“倒华联盟”内部，并不存在关于改革开放的共识，而围绕改革开放是否应该推进、如何推进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恰恰是此后中共元老和“四化干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纷争的根源。 1984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首次提出“改革开放”这一名词，此时他与保守派元老之间的路线分歧已经公开化。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后，陈云就明确反对地方政府要求兴建更多特区的呼声，此后更是终生未曾到访特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在“1984年南巡”期间肯定既有特区办得好，并点名大连、青岛和海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官员闻风而动，一次性设立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也正是乘着这股春风，后来成为中国新闻自由一面旗帜的《南方周末》在广州呱呱坠地。 围绕兴办特区的分歧是当代中国“发展和安全”之矛盾的早期案例。正如闭关锁国禁止中外经贸文化往来、严防海外革命活动对大清的安全更有利，在特区，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货币安全构成了威胁；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盛行，对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而港台、西方“靡靡之音”渗入内地，对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更有反共谍报势力趁虚而入，对政治安全构成了威胁…… 在中共保守派元老看来，保江山、保自身地位的“安全”才是第一要务，而“发展”只是第二位的副产品。如果将“发展”放在首位，让利于人民、国家和民族，政权的“安全”就沦为可以牺牲的东西了。因此，保守派从一开始反对的就不仅仅是破除权力垄断的政治改革，而且也包括破除财富和资源垄断的经济改革。 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作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将改革开放定性为“总方针”，称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清楚表明改革开放并非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路线，而是其“新发展”。这种“新发展”集中体现在将改革开放与1979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列，一同构成“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中的“两个基本点”。很大程度上，1980年至1987年期间，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一手主导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发展”：1980年地方财政包干、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国企“利改税”、1985年价格双轨制、1986年企业承包制等等，所有这些市场化举措都以削减政权安全——也就是对经济民生的垄断能力为代价，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面临重重阻力，赵紫阳的“新发展”也举步维艰。在围绕中共十三大人事变动和政策方向的激烈交锋中，邓小平和赵紫阳在会见外宾时都不置可否地提及“改革派”和“保守派”，坐实外媒盛传已久的中共党内路线分歧。从八六学潮、胡耀邦下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反和平演变运动、“姓资姓社”论争到邓小平九二南巡，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历次斗争中此消彼长。当改革派如日中天时，悼念胡耀邦的北京大学生围聚新华门，要求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下台。在保守派反攻倒算时，有人主张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应当连同赵紫阳本人一道被否定，并将报告中的“一个中心”更改为“两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与此同时，与中国一山之隔的朝鲜金氏家族作出了后冷战时代的重大抉择——以反和平演变取代经济建设、以安全取代发展，不仅严防政治民主化，而且拒斥经济市场化。对此，邓小平放话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甚嚣尘上“两个中心”也在九二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后偃旗息鼓、湮没无闻。但中国差点走上朝鲜道路的说法，并非虚言。 耄耋之年的资中筠在《谈谈爱国》中说：“要改造的时候就有一大堆既得利益者或者是保守派，要反对这种改造，所以这个改造很艰苦，有人要坐牢的。改到制度的时候，改到触动核心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利益是祸国殃民的利益的时候，那些爱国志士们就要牺牲了，就有很多人坐牢，很多人被杀头。从晚清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人为了爱国，为了要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做出了牺牲。” 其实中国会走向何方，最核心的还是“爱国还是爱朝廷”的问题。 牺牲朝鲜人民福祉和民族前途，金家王朝的政权安全显然是资中筠所言祸国殃民的既得利益。而朝鲜未能避免成为朝鲜的厄运，看来是缺少中国那些有理想有勇气开先河的体制内改革派，和不怕坐牢、牺牲的民间爱国志士。1979年邓小平谈到特区时说“杀出一条血路来”，一语成谶。十年后呼吁民主的年轻爱国志士血洒天安门，改革开放一度停滞，而中国未能推进的政治改革议程也被束之高阁。 习近平执政时期，共产党显著加强了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以修宪打破了邓小平曾经在政治改革中建立的任期限制。在政治体制的倒退下，改革开放的动能也难以为继。疫情后期，当局为坚持清零政策而不顾经济所面临的灭顶之灾时，很多中国人有了幻灭之感：原来这个国家真的能够为了“安全”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关于时下舆论场上中国“朝鲜化”的种种猜测，笔者最近见过这样一段对话——甲说：胡温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乙回复甲：有发展但不安全，丙又回复乙：朝鲜最安全。 将当年的“两个中心”套在如今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话语上，几乎浑然天成——一方面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又说安全是“头等大事”，称两者“并重”须“同步推进”，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等等。实际上，就是让发展不能脱离安全，而安全要管着发展，这又回到保守派试图力挽改开“狂澜”的老路上。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名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答中外记者问，2012年3月14日），尤显先见之明。改革开放的机会曾经是改革派从开国功臣的权柄中争取来的。所谓已经取得的成果全部得而复失的情境，就是中国回到4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原点——普天之下，莫非“开国功臣”的王土。既然经济改革的成果来源于垄断集团的恩赐，那么就随时可以被没收。市场化越是深入，越将触及对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就越将对政权安全构成威胁。政治改革——以国家、公民的合法性取代“江山”、臣民的合法性——这条确保经济改革不可逆转的根本路径，却又正是既得利益集团最核心的安全红线。这就是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矛盾长期反复且难以调和、而中国经济始终摆脱不了政治账的症结所在。 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在这个民生艰难的时期，国安部以“安平”的名义发文谈经济问题，甚至都不再面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历史矛盾，只进行全方位的否认和甩锅；与其说是在讨论安全议题，更像是恐吓和压制社会上的不利言论。无怪乎这区区几篇微信公众号推送引发了一片哗然，而人们为此感到荒谬和绝望——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正是房间里的这头大象。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