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于2019年暴发，中国的防疫或许从来没有像2022年下半年以来这样如此与世界脱轨。当全世界逐渐恢复正常人员流动、社会活动时，中国依然会因为新冠疫情的反复做静态管理。当全世界不再简单关注感染病例时，中国仍然出于动态清零的基本方针，对每一例感染严加防范。但当我们置身简体中文网络环境中，我们又会看到各种对新冠恐慌的言论，甚至连决意徒步离开富士康的员工们，也有表达了对疫情的恐惧。这种普遍的恐惧为极端的防疫提供了民意支持的土壤。可当我们在看到一例又一例因极端的防疫措施酿成的悲剧或险情时，比如一个煤气中毒的幼童家长求救屡遭推诿，又比如心梗手术中途检测核酸确保绿码，我们也不难在中文舆论中看到对极端防疫的焦虑。为什么中国的防疫与世界越来越脱轨？或许我们可以追溯这恐惧与焦虑的产生过程，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疫情初期对SARS的记忆和严防措施奠定“成功”起点 中国与国际社会目前在看待新冠的态度、防范疫情的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陷入对错之争前，我们需要考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当然，中国大陆严格的舆论管制，防疫成功与国家制度优势挂钩的思考模式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居民的经历，从起点开始就与西方社会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也促成了如今的“渐行渐远”。 就西方社会而言，第一次听到新冠会是陌生的，而中国以及东亚地区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2002-2004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SARS疫情，虽然事隔20年，但其冲击对中国社会来说是极为深刻的，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对此心有余悸。因此当听说另一个未知的冠状病毒出现时，中国民众的起始恐惧程度就已经与国际社会有了一定差别。 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的遗产可以说极为特殊。当年疫情初期的隐瞒让民众对疫情的一切信息都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谨慎心态。而中国当下的公卫防疫部门其实也是建立在对SARS的反思背景之下，他们对通过严格的物理防疫措施消灭病毒有着天然的信念，对一时放松将导致严重后果也有深刻的警觉。相比而言，美国当下公卫部门官员的集体记忆不少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HIV暴发，对歧视、边缘化感染者的危害反而有更强的敏感度。 不仅是起点不同，疫情后续的发展也让中国有了完全不同的经历。 仰赖于严格的物理防疫措施，中国的疫情在2022年以前，仅有最初的武汉算得上“爆发”。2020年3月以后一直到2022年奥密克戎疫情以前，中国大陆的感染病例集中于境外输入，普通民众基本感受不到病毒影响。 中国如何做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本土疫情？原理谈不上先进，却很科学：及时发现感染者或被感染者暴露过的人（即密切接触者）并执行严格的隔离政策。武汉疫情暴发后，一定程度上由于前文提到的SARS记忆，中国公卫部门极为高效地在全国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或许也有一定的幸运因素，从事后看来，当时除湖北外，大陆其它地区新冠的社区传播不算严重。这使得中国的防疫行动在不久后就只需严防境外输入即可。 而在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后，国际旅行市场大幅缩水，各种旅行限制在全球成为主流。严防境外输入的方法对经济民生的影响谈不上突兀——国际旅行本来就因为疫情而不可实现。其实中国大陆在2020-2021的防疫方法绝非独一无二，香港、台湾、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甚至越南都有类似的通过物理防疫维持本土零疫情举措。在具体方法上也颇为类似：严格的边境管控拦住绝大部分感染病例，再通过及时检测、跟踪病例防止偶然的漏网之鱼导致扩散。 这种防疫方式在当时对本土居民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本土疫情几乎为零，防疫措施自然也不会干扰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对比欧美大部分国家不断反复的疫情，节节攀升的死亡人数，采取这类严格防疫举措，相比更容易获得民众支持。不仅是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而且与当时其它执行严格防疫国家不同，中国还有另一重优势：地域辽阔且经济发达，即使局部地区受疫情影响需采取防控措施，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在全球诸多国家因为疫情焦头烂额之际——新西兰、新加坡等虽为零疫情，但面临着显著的经济压力，中国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居民个人层面，都过着相对平稳的日子，说是极具优越感也不为过。 疫情政治化之后，被“大国博弈”绑架的中国防疫叙事 但在2020-2021两年成功的中国式防疫背后，中国对疫情、对病毒的认知却开始脱离现实。而这才是2022年开始后，中国防疫与世界脱轨的主要因素。 新冠疫情蔓延到全球之后，疫情非常不幸地被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很难说是中国挑起的——一开始中国或许还是受害一方，例如西方部分政客在被疫情冲击得手足无措之时，开始寻求通过指责中国导致了新冠疫情来转移焦点，怀疑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阴谋论也在此时进入了舆论视野。 可2020年的中国不再是2002年时遭遇SARS的中国。中国仍然高度希望得到西方的尊重，对任何批评质疑都非常敏感，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经济、科技乃至军事资本。不想再被指指点点、希望凭实力赢得尊重成了中国的重要诉求，但这与依靠实力迫使对手屈从在很多时候只是一念之差。新冠疫情政治化时期，恰恰遇到了一个开始热衷于展示实力的中国，一个更愿意通过争锋相对的方式获得国际社会尊重或者说妥协的中国。 于是当川普大谈中国病毒时，指责新冠来自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成了中国舆论战的一个选择。在笔者看来，当中国的官方媒体在2020年允许此类阴谋论上台那一刻，就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这些舆论操盘手自己恐怕也无法预见的新冠信息混乱时代。 防疫不再是单纯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是大国博弈版图下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考量之下，中文舆论，特别是简体中文的互联网世界开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冠信息茧房。对于病毒、药物、疫情的信息，不再是以科学与否、真实与否来区分甄别，而是考量其是否证明中国是对的。 从病毒来看，当新冠主流病毒株不断变异，传播力越来越强，到如今奥密克戎突变株，潜伏期短又具有极强的免疫逃逸，再以严格的物理防疫措施清零意味着极高的代价。可是“动态清零”彰显了与西方不同的防疫措施，在2020-2021年间，中国靠此不仅防住了病毒，还维持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因此，动态清零政策在舆论中的讨论空间极小。也形成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怪圈——每当一地暴发奥密克戎疫情，当局往往会发布消息称新病毒株传播速度极强，带来的新的挑战，防疫形势严峻，但这些消息永远止于通过更大的努力争取早日完成动态清零任务，却回避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每个新出现的病毒株都极具传染性，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什么时候这种挑战让动态清零不可行呢？ 从药物来看，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在中国大陆的讨论空间不仅是受限的问题，还存在各种矛盾。中国主要使用的灭活疫苗，有效性显然低于欧美作为主流的mRNA疫苗。可这种本是基于科学数据的分析讨论在中文世界很难光明正大的进行。而国外的疫苗阴谋论，因为怀疑对象往往是mRNA疫苗，反倒在中文互联网甚至主流媒体得以广泛传播。一些对国产疫苗有效性明显夸大的描述，却也不会受到足够的事实核查。疫苗安全性更是此类双标的重灾区，挪威老人院接种mRNA疫苗后多人死亡——此类惊悚的新闻更符合西方世界防疫失败的叙事，在中国媒体、自媒体广为流传，而国产疫苗的安全性数据却极少公开。 从疫情来看，2020-2021年，中国的防疫措施非常有效，这没有太大争议。可是在大国博弈、中西方道路之争的宏大叙事构架下，仅仅说中国防疫做得很好是不够的，更不能说中国防疫的成功是过去时。欧美大量感染导致医疗崩溃，美国大量康复者饱受新冠后遗症折磨等等新闻，更能彰显西方防疫政策的错误，得以在中文传媒间不断扩散。 中国舆论在防疫上的叙事，不仅要突显中国道路的正确，还得努力塑造中国的“独一无二”。笔者提到过，港台、日韩、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等，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过与中国类似的清零政策，也都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如果仅仅为了证明中国大陆做的对，这些类似的案例大可拿来佐证。但为了突出中国的独特性，这些国家地区的经历在中文舆论中是缺失的。而当这些地方纷纷选择放弃清零政策时，又成了需要证明其错误的对象。于是日韩台湾医疗崩溃等传言大行其道。 在这一系列的选择性信息传播之下，尽管中国在2020-2021成功地防下了疫情，却在对疫情的认知上与世界脱轨，为2022年的极端防疫埋下了伏笔。 难以走出的新冠恐惧，难以动摇的清零路线 由于SARS的记忆，中国民众对新冠从开始就更为惧怕。而在政治宣传导致的疫情认知脱节后，这种恐惧变得更为极端，特别令人诧异的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在2022年初，吉林省比上海更早遭遇奥密克戎。尽管当时已有大量研究显示新冠在年轻人中威胁较小，接种疫苗后更是重症概率极低；而且奥密克戎虽然因为免疫逃逸难防感染，但重症风险比以往病毒株还低一些。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一所大学的学生们听说学校有了感染病例，不少人崩溃大哭。类似的，一些选择徒步逃离的郑州富士康的年轻工人也表达了对病毒的恐惧——听说感染了会死人，即使不死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也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在这种极端的恐惧之中，很难指望民众能理性面对新冠病毒。而这种不理性也未必只局限于普通百姓之中。参与防疫的人，从基层志愿者到负责管理的官员，谁能免于近三年的整体宣传和舆论引导所导致的新冠恐惧？虽然新冠传染性很强，但它仍是一个主要在近距离接触时通过飞沫、气溶胶传播的呼吸道病毒，可中国的防疫人员即使在盛夏也坚持穿着从头包到脚的防护服。我们甚至看到，贵州失事的转运大巴的驾驶员也是穿着如此不便的防护服在开车。这种行为在中国很少有人质疑，包括防疫人员自己，反倒是担心防护不足会被感染的人不少。 失去理性的极端恐惧不仅是针对病毒和疫情，即便国产疫苗的安全性作为敏感话题被高度保护，人们对国产疫苗的安全性也存在着毫无依据的恐惧——例如接种新冠疫苗是否会导致白血病，是否会导致肺结节，都曾引起广泛热议。这些谣言能被迅速传播，恐怕也有赖于舆论宣传偏好夸大国外疫苗的不良反应，甚至放任国外疫苗阴谋论的散播。 这就是基于论证东西方道路正确性之争的新冠舆论宣传恶果：当宣传机器选择性地扩散虚假和偏颇信息时，没人可以控制这些信息的扩散范围、影响程度以及是否存在误伤。当舆论宣传大量美国人因新冠后遗症痛不欲生时，民众不会仅仅觉得这是美国要“完了”，也会担心自己如果感染后会怎么样。当舆论宣传接种mRNA疫苗后容易面瘫时，民众很容易联想到自己要接种的新冠疫苗是不是也不安全。 这些恐惧在大陆能将病毒阻拦在外、基本维持零疫情时实际危害尚小——如果不考虑对民众理性的侵蚀的话。但当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席卷全球，让全世界的感染病例数一直居于高位后，中国的防疫因为认知脱节、普遍的恐惧心理，走上了与世界完全背离的逆行路线，也诱发了一个又一个次生灾难。 在西方防疫“彻底失败”、中国清零政策才是对人民负责的舆论导向下，突然说我们要和西方一样，不再纠结于感染病例数一个指标，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当民众对新冠已经形成严重的恐惧心理，继续维持清零政策才是有广泛民意支持的选择，也才能让中国道路的正确性自圆其说。 此外，中国过去的防疫政策都是建立在清零的方针之下，对如何走出清零只有少许理论上的探讨，没有太多实际准备——这与新西兰、新加坡等其它采用过“清零政策”的国家不同。比如最关键的疫苗接种策略，中国要求年轻人先接种，而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在清零时代问题不大，可如果要走出清零，高危人群没有足够的接种率，免疫防护低，很容易出现年初香港那种高病死率的灾难。新西兰、新加坡等在清零时是盼着不用清零，因此大力推广疫苗接种，特别是对老年人的接种，这也使得在奥密克戎时期转换政策（新加坡则在德尔塔时期开始转换）顺理成章。而以今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时为例，60岁以上老人接种率仅为60%，而且年龄越高，接种率越低，80岁以上仅为15%。这种情况，即使想不清零，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选项。 奥密克戎时期要继续清零谈何容易？奥密克戎各亚株传播速度都很快，免疫逃逸明显，无论何种疫苗，防护感染的能力都很短暂也很有限。这使得全世界长期处在感染病例极高的状态。而且随着国际社会转变防疫思路，开始依赖疫苗接种与自然感染获得的免疫基础防护重症，不再追求控制感染病例，中国面临的疫情输入压力只增不减。将感染源堵在边境海关不再现实，平民百姓更有可能要面对病毒，更会被清零政策的影响所波及。 虽然在2022年，中国发明了多种基于清零的概念，如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等等——但这些新名词只是将可以宣布清零成功的标准挪了一挪，没有改变意在彻底阻断病毒传播，防范一切感染的清零政策本质。为了把一个极难被清零的病毒清零，各地只有展开近乎于比拼极端性的防疫措施加码竞赛。在2022年以前，全民核酸是一个相对少见的现象，毕竟当时控制感染相对容易，从入境关口外溢也是少数；像上海还能以精准管理避免全民核酸。但到了2022年，不仅全民核酸无法避免，核酸检测还不得不常态化——只有大量的常规检测，才有希望阻止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在社区大范围扩散。武汉解封后，封城等措施在2022年前只有少数中缅、中朝边境地带的经验，而如今，封城被美化为静态、静默后离任何一个中国百姓都不再遥远。 当强力的防疫措施迫近每个人的时候，巨大的不确定性又让很多中国人陷入焦虑。如果封城，会封多久？工作收入还能不能保证？如何出行才是安全的？如何才能避免弹窗？有了弹窗该怎么办？万一成为密接了，是不是就要被拉去方舱？方舱条件有没有保障？这些成了很多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徒步离开富士康的人群里，也有工人表示并不害怕病毒，而是想逃避厂内混乱的防疫管理，以及封控之下难以保障的正常工作、生活环境。 因此，既恐惧被病毒感染，又焦虑被防疫措施影响，成了2022年中国民众的主旋律。 中国清零政策的出路在哪里？ 转眼2022即将来到尾声，全世界都开始盘算着走出大流行——不要误会，新冠仍然在造成不可忽视的健康负担，包括每周全球近万人的死亡。可是通过推广疫苗接种、抗病毒药等降低重症风险，尝试与新冠共存，将它当做一个普通呼吸道传染病，已经是国际主流思维。这让中国的防疫方式愈发显得突兀。 包括WHO总干事谭德赛、美国首席医学顾问兼首席传染病学家福奇在内，很多专业人士都表示过中国的防疫方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但是在恐惧与焦虑之下，中国的清零政策出路在哪里？ 恐怕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放弃动态清零政策，转向与国际接轨的共存，必然会带来感染病例的激增。且不说中国尚有不少高危人群未接种疫苗，接种的疫苗也以较低效的灭活疫苗为主。仅凭目前民众对病毒的恐慌，就可以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若人们仍然认为新冠是极严重的疾病，当出现大量感染时，患者可能涌入医院导致医疗挤兑——即使绝大部分人并不需要去医院；对新冠传染性的长期妖魔化也让居家隔离变得困难，邻居会怀疑阳性感染者能通过下水道将病毒传染给自己；没有人想被拉去方舱，但估计很多人希望自己的阳性邻居去方舱。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民众很难真的接受不再清零后要面对的疫情现实。但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极端防疫措施也让民众对清零政策越来越焦虑。 如果不能更新中国的防疫叙事和中国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认知，民众将难以走出恐惧与焦虑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恰恰继续让不可持续的清零现状成了唯一的解。但中国的舆论宣传机器愿意放弃三年来建立的中国道路正确、西方无能失败的口径，回归真实的新冠疫情解读吗？这或许是让中国再度接轨国际前必须要解除的心魔。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