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过了六十多年，但Michael Laing还记得，那天和父亲在墨尔本的唐人街吃面的经过。 从小到大，Michael知道爸爸是个来自广东的华人，却从来没听过他讲粤语。他每次用英文问，父亲就会用英文答。他曾好奇地问过父亲这个问题，但他却告诉他：他来澳洲太久了，粤语已经忘光了。 直到这年圣诞节，父亲带着Michael和Michael的哥哥下馆子，他才意识到，文化和语言一旦在记忆中烙印，无论时间如何冲刷，都刷不走那个印记。 父子三人坐在唐人街的粤菜馆，看着狭窄街道上来往的白人，街道两边的杂货店和餐馆林立，华人伙计招呼着客人，商店楼上的窗户大开，可以隐约看到私人住宅的家具。 餐馆的伙计走向父子仨，问他们要吃什么。Michael的父亲流利地用英文点餐，伙计做着笔记，却突然用中文向Michael的父亲问话确认。Michael的父亲想都没想，就用中文回话。 听到父亲突然说不熟悉的语言，Michael惊讶地看向父亲，父亲自己也愣了愣。 一花甲过去，Michael也已在墨尔本千里之外的阿德莱德成家扎根，但想起当年父亲的轶事，仍露出笑容。他身材高瘦，有着华人面孔的轮廓，虽有白发，但声音仍清朗，看上去才刚过中年，而他心态上也不服老：“请不要在文章里提到我的年龄，因为我不想被当老年人看。” 除去他的华裔背景，Michael更为人知的是他的原住民身份：他的母亲是来自南澳州西南地区的Mirning部落的原住民，外祖父Gordon Naley是曾参加过一战的原住民老兵，在西澳州的一家老兵纪念中心，其照片和生平“在原住民老兵”一栏展出。 Michael Laing和他的祖父Gordon Naley的照片和他的战争勋章。(转载至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 Aleisha Orr) Michael对他的华裔和原住民背景感到非常自豪。他一方面热心原住民部落事务，常作为代表之一参与部落权益与政府之间的会议；另一方面，他每逢过节就会拾起华人过节习俗，组织家人一起去中餐厅庆祝；他的双重身份与文化背景不仅是他的家族故事，也是澳大利亚20世纪那段被澳洲宪法掩盖的种族与国家的历史。 JCF Johnson的《Euchre in the Bush》描绘了1860年代澳洲金矿区小屋中一起打纸牌游戏的原住民、华人矿工。 （巴拉瑞特美术馆） 华人与原住民通婚并非少数 实际上，像Michael这样具有原住民与华裔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并非少数。19世纪，华人矿工移民到澳大利亚淘金，然而由于男多女少，许多华裔男子选择与原住民女子结为夫妇，建立家庭。 来自昆士兰北部、来自当地的Conclurry原住民部落的Sally Woufe就是当年的华人矿工移民后代之一。今年45岁的她笑称家里人都自称“blakanese”，这个词由原住民的“blak”和代表亚裔的“nese”后缀组成，意指他们有华裔与原住民血统。“你可以从外表看出我们家里人有亚裔血统，哪怕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我们的基因很强。” 来自当地的Conclurry原住民部落的Sally Woufe就是当年的华人矿工移民后代之一。(Mildura Council's Aboriginal Action Committee / Youtube) Sally甚至还在两年前做了DNA测试，验出自己除了原住民与爱尔兰裔基因外，有23%的华裔基因。她的华裔血统来自母亲，她的外太曾祖父是广东人，在上世纪到澳洲贸易，在昆士兰与Sally的原住民外太曾祖母结婚。 在Sally长大的北部昆士兰原住民社区，像Sally这样的华人与原住民后代并非少数。”在我长大的那一区，基本上每两个原住民家族中就会有一个华裔与原住民的后代，”她说。 然而，目前澳大利亚仍未有具体数据显示目前华裔原住民的人口。一方面，经过数代通婚后，人们不一定能直接从外貌上看出自己的种族文化背景，需要自行做家谱研究调查；另一方面，这也与澳大利亚在20世纪针对原住民与华人移民的黑暗历史有关。 1901年，澳大利亚从英国独立，新建立的宪法保障了殖民者及其后代的民主与自由权利，却明文将针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写入法律。其第51条表明，除了原住民以外的所有种族可因需制定特别法律；第127条指，原住民不被计入联邦人口普查。 同一时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通过《移民限制法》，规定所有移民澳洲的人士必须会讲欧洲语言，言下之意，即亚裔移民不当成“人”。这部法律也标志着著名的”白澳政策“的开始。 在法律的支持下，许多原住民遭受惨痛压迫，或被迫迁离家乡，或被迫与儿女分开，目睹孩子被送走到白人家庭寄养，造成一代原住民成“被偷走的一代”，也无从得知亲生父母的去向。有学者曾指如今中共對新疆的措施，靈感就是來源澳大利亞當年對原住民的政策。 2021年的澳洲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相比2016年，在澳大利亚认为自己有原住民背景的人口多了一百万。这当中既有时代进步、越来越多原住民后代敢于承认自己血统的原因，也与DNA测试技术普及，像Sally一家通过做测试了解自己的族裔背景的人数增加有关。 从小到大，Sally就知道自己是一名华裔原住民，但直到做了DNA测试，才意识到自己的“华裔成分”有这么高。她外太曾祖父在1861年来到昆士兰，与在Normanton的原住民女子Maggie Maggie结婚后，育有三女一子，包括Sally的外曾祖母Jessie Ah Gow。 Sally印象中的外曾祖母能做一手中式好菜，能讲流利粤语，她还曾目睹过jessie用粤语斥责Sally的外祖母。她也收藏了一张外曾祖母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留着短发，皮肤黝黑，有着广东女子的轮廓。 Sally回忆，家里的饭桌上，总是有米饭配原住民菜肴，不时外曾祖母还是加点姜葱到菜中调味；每逢华人节庆，Sally一家会去看舞龙舞狮表演。双重文化背景也让Sally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目前，她正在制作和研究自己的家谱，希望能追溯到原住民与华裔的跟与祖籍地；她也加入了脸书上的华裔原住民群组，这一群组有过百成员，当中既有像她这样的华裔原住民，也有历史学者，成员不时在群组中分享调查来的华人与原住民社区的交往故事、上世纪的文件档案，并帮助成员追溯自己的华裔祖先。 在时代的压迫中生存 作为原住民，Sally时常参与居住地组织的原住民文化活动，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历史与文化、争取原住民权益；她有时会想到自己的外太曾祖父，想起他在19世紀来到澳大利亞谋生，在那个英国殖民者当立、排挤华人的时代下，他是如何立身的？ Michael也清楚当年父亲作为一代华人移民经历过的心酸苦楚。Michael的父亲生于1919年，祖籍广东鹤山，19岁时经香港坐着“太平号”来到澳洲。他的祖父是一名中药师，当时在广州经营一家中药房。他的父亲有四名兄弟姐妹，而他当时也与一名女子订婚，但最终却来到了墨尔本，并开始了躲避被驱逐的一生。 当时，Michael的父亲没有护照，为了留在澳洲，他加入了澳洲军队，后来当局察觉他的无证身份时，也因为他在军队服役，无法将他驱逐出境。二战结束后，Michael的父亲在军队从事文职工作，然而尽管他辛勤工作，又曾为澳洲服役，他仍再一次收到了澳洲政府的驱逐令。 幸好在这期间，他遇到一对好心的澳洲夫妇，他们同情Michael父亲的遭遇，就带他离开墨尔本到郊区躲避政府的驱逐。他在一间家具公司找到工作，并在那儿等来移民政策改革，等到了申请入籍的机会。他也在那儿认识了Michael的原住民母亲，两人结婚，育有Michael和他的哥哥。 后来，Michael的父母离婚，当时仍年幼的Michael跟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因工作繁忙，将他送到托儿所。12岁时，Michael的母亲坚持要抚养他，而Michael最终也被送回母亲身边。 不过在Michael看来，父亲的华裔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童年在中餐馆学习用筷子的快乐，还赠予了他和那些素未谋面、在大洋彼岸的华裔家人的缘分。他拿着父亲的政府文件和照片，找到了父亲在香港的兄弟姐妹，每逢过节，Michael会致电香港的亲戚。“我不会中文，所以我就在那儿喊，Michael Michael，他们就知道是我，然后我们来回喊几次，也没说什么话，但是彼此知道对方想说出的祝福。” Michael也听说，除了留在香港，父亲的一些兄弟姐妹移民到了旧金山。他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和他们见上面，“也希望你的这篇报道出来后，我能找到旧金山的亲戚，”Michael对歪脑记者笑着说。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与活动人士的呼声，在1967年，澳洲举行修宪公投，将宪法第127条移除，并修正第51条为“所有种族可因需制定特别法律”，予以原住民相关权利。联邦政府也在20世纪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未能保障种族歧视的根除，针对原住民与亚裔移民的歧视，仍层出不穷：距离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爆发已有两年之久，但据洛伊研究所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华人曾因自己的华裔背景受到相对不平等的待遇；九月，著名澳式足球俱乐部霍桑鹰队的队内种族歧视调查发布，显示其前教练曾强行要求队员与家人断绝来往，甚至要求其伴侣堕胎，与上世纪原住民的悲惨经历如出一辙。 除了通婚和同为种族歧视政策的受害者，华人与原住民社区的来往甚至可以追溯至17世纪。墨尔本大学教授Peter Botsman告诉歪脑记者，当时来自中国和印尼的商人向在如今北领地的原住民购买海参。 但在二战后的移民潮之后，两社区的来往大幅减少。澳华博物馆馆长Mark Wang是第四代澳洲华人，今年69岁的他，见证了白澳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结束的时刻。 他回忆，“以前读书的时候我都是和白人小孩一起学习活动，成长过程中也没有意识到，要去了解原住民。”而他读书的课本也是以白人视角阐述历史为主，甚少讲到原住民。 Mark Wang认为，这也与当时七十年代的华人移民处于“同温层”有关：当时新移民忙着扎根澳洲，从小受到白澳政策打压的老华人迎来“新社会”，忙于打拼，于是久而久之，整个社区原住民且行且远。他们对原住民议题并不熟悉，甚至可能存在偏见，认为当今原住民得到多项政府福利补贴，是社会“好吃懒做”的代表。 在创造历史的时刻重温过去 尽管两个社区似乎越走越远，但当中也有华人一头钻进了原住民的历史和艺术中，常驻墨尔本的画家周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周小平移民澳洲，在一次举办展览时接触了原住民的岩画艺术，顿时迷住了。 此后，他带着相机，捎上两三件衣服和洗漱用品，拎着旅行包走遍全国，探访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又获准在北领地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生活，见证原住民文化中的深与浅，表与里，光与影。 在这三十多年研究原住民的文化历史与艺术中，周小平见闻了华人与原住民社区之间百年来的交集：从19世纪与原住民交易的中国商队，到华人矿工与原住民女子的爱恋；从领地所有权的打斗与纷争，到同为殖民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受害者。 期间，周小平也认识了不少有华裔背景的原住民。“在身份认同方面，他们有的会叫自己做Aboriginal-Chinese，有的叫自己是Chinese-Aboriginal，”周小平说。“这个‘Chinese’和‘Aboriginal’谁先谁后，不同人有不同意见。” 有人担心与原住民社区有隔阂，为此不敢与原住民社区对话，令隔阂加深，而在原住民社区生活多年的周小平道出相处之道：“原住民其实很简单的，真心对待，真诚地和他们打交道就好。” 目前，周小平正在和位于墨尔本的澳华博物馆合作，举办名为《我们的故事：澳洲原住民华裔》展览，展出多位有华裔背景的原住民的故事，目前博物馆已推出线上展览，而实体展览将会在来年推出。 周小平从两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展览。他希望讲述华人与原住民两大种族之间的来往，展现两个社区之间的联系。“也希望这个展览将来在中国举办的时候，可以帮助到（原住民）寻亲。” 而新世代的的年轻华人们也重拾起自家社区与原住民的链接与友谊。2020年，受到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游行的启发，澳洲年轻一代组织了抗议原住民遭受警察暴力致死的同名游行，上万抗议者聚集墨尔本街头，当中不发亚裔面孔，有华裔的示威者甚至制作了中文标牌，希望能引起更多华人关注原住民权益。在某些做法上，周小平和这些年轻人意见不一，但他觉得，”这些年轻人挺好的”。 在Mark看来，若将澳洲比作人，那么原住民历史就是澳洲的心脏，是澳洲灵魂的核心，而澳洲作为移民国家，移民的历史也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华裔原住民的历史与故事对澳洲如此重要，目前却仍存在大片空白。 而澳洲政府也终于开始正视宪法中对原住民的不公。今年五月，在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新一届总理后，工党党魁安东尼·艾尔巴尼斯表示，将会致力达成《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推动修宪公投。 2017年，来自澳洲各地的原住民领袖相聚圣地乌鲁鲁，提出《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寻求澳洲宪法改革，建立“原住民之声”机构，让机构作为原住民社区与联邦政府及议会的沟通桥梁，并将其写入宪法。 尽管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澳洲会进行修宪公投，但目前仍未确定最终日期，公投的问题也未最终出炉。目前，联邦政府也在与原住民社区商谈细节。 在原住民社区内，就“原住民之声”是否合理，也存在不一的声音。Michael曾参与过原住民土地业权（native title）的谈判，在他看来，目前有太多官僚繁琐，它们成为推动原住民事务时的阻力，他担心再设计一个机构来推动原住民事务，将会更难推动政策。 在Sally看来，公投和实行《乌鲁鲁宣言》对澳洲社会至关重要：“澳洲的历史并不只是白人的历史，我们需要去讲述历史，而不是隐藏它。除了原住民的历史，澳洲还有其他（族裔）的历史，比如华人，他们来澳洲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为家人赚钱，而他们经历了非常糟糕的（白澳政策）的历史。”她说。 尽管目前如何达成“原住民之声”，各方仍在争论中，但澳大利亚走到历史十字路口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九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作为英联邦的澳洲也宣布，9月22日为举行全国哀悼日，全国放假一日。英女王的逝世象征着时代的终结，而澳洲的殖民历史、对原住民和移民曾经的压迫的事实再次走入人民的视线。 在哀悼日当天，悉尼与墨尔本均有反对君主制、声援原住民的游行，而澳洲总督David Hurley也在堪培拉的哀悼礼上表示，他明白多方对女王逝世的不同反应。 “我意识到并尊重许多原住民裔澳洲人尽管遭受了殖民的历史，但仍（为澳洲）提供（与原住民）和解的机会，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旅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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