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7日（周六）的犹太安息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玛斯（Hamas，即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在清晨6点30分展开对以色列的攻击，揭开了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双方冲突至今不断升级，不少舆论强调，这次的冲突与以往的不同，因整个规模和协调是前所未有的。哈玛斯突袭以色列之时，大部分以色列人仍在睡梦中——“一大早，响起了七次防空警报，我往防空洞跑了七次”，居住在以色列的华人提到，而其实巴以冲突不止于此，双方的冲突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来自台湾的安娜，四年前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工商管理学校毕业，现在于特拉维夫的外贸公司工作。她形容，特拉维夫（被国际社会视为以色列首都）就像“以色列的世外桃源”，“多元、共容，处处都算是外国人友好的社区”，但耶路撒冷就截然不同，“时不时就冲突，特别是老城区，即便是游客，也能体现到宗教、种族冲突。” 冲突就是日常生活 由英国历史学家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撰写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形容，这座圣城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也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揭开圣城神神秘面纱，是不少圣徙的“旅游清单”之一，这也是吸引作为基督徙的安娜，选择到以色列留学的原因，但她很快就遇上文化冲击。 耶路撒冷旧城由狭窄小巷组成，是历史建筑的核心地，分成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和阿美尼亚人四个区。安娜忆述，四年前抵达耶路撒冷不久后，便遇上穆斯林与犹太人发生口角，继而惊动到警察。 “旧城里的气氛其实一直怪怪的，不同的地点都有警察驻守，而且他们都是配上全装备的。有一天，我到旧城里考察，突然有一批警察往同一个方向跑去，原来是一个穆斯林与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小心碰到大家，而发生口角。”初来报到的她就去凑热闹，她挤入人群中，仍看到两人在吵架，但警察很快就来到，“警告两人不要生事，那个穆斯林好像想解释自己没有错，但他迅速的被警察制服，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两人在争吵之间，没有明显的对与错，也没有肢体冲突，他（穆斯林）也没有想袭击警察的行为……我当时就知道这真是文化冲击了，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他（穆斯林）被制服”。 后来，安娜与旧城区里的店主聊天，才被告知这是“很正常、家常”的事，但对当时的她来说却不是。她引述店主的解释：“他们说，警察大多都把穆斯林、阿拉伯人与巴人划上等号，看到犹太人自然就当作是自己的人，也会偏好犹太人，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只把穆斯林制服。” 安娜解释，由于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为逊尼派穆斯林，主要使用巴勒斯坦阿拉伯语，但事实上，许多居住在以色列西部的巴勒斯坦人通晓希伯来语。“即便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加沙（Gaza，或译加萨），仍有极少数的基督徒社群。巴人不一定是穆斯林，穆斯林也不一定是巴人，但（以色列）警察或一些前线人员会简化的把他们当作是同一类人，把他们贴上负面的标签。 “但老实说，一般民众不会这样看待他们……有一些老派一点的犹太人可能会，但新一代的都很友善、也会明白巴以发生什么事。”她补充。 种族封锁：巴人不得入以？ 令安娜感受到强烈种族分隔的不仅于此。她说：“每当我离开巴勒斯坦领土，经过重重由以色列官方设置的关卡，每一个关卡都有武装的以色列军人检查车上有没有巴人‘逃走’，这种安检让我冒冷汗，难以想像巴人的心理压力。” 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几乎完全以陆地、空中和海上封锁了超过200万人的加沙走廊。安娜提到，以色列不仅封锁加沙地区，连位于巴勒斯坦西岸地区、旅游热门城市伯利恒都“封锁了”，“以伯利恒为例，距离耶路撒冷很近，甚至在伯利恒矮矮的山上，也能看到耶路撒冷旧城，但两地有很高、很高的围墙分隔开，（伯利恒里面那一面）围墙上有很多‘解放巴勒斯坦’的涂鸦和标语，围墙间设有军哨站，由以色士兵驻守”。 伯利恒是伯利恒省的首府，也是当地文化和旅游业的中心。对于基督教而言，伯利恒是耶稣的出生地；对犹太教来说，伯利恒也是大卫的出生地和加冕成为以色列国王的地方。现时，伯利恒以穆斯林占多数，但仍然拥有巴勒斯坦最大的基督徒社区，每年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安娜讲述作为外国人，由以色列进入伯利恒，以及由伯利恒进入以色列面对的“关卡”：“踏入伯利恒其实蛮顺利，也没有什么关卡，只会在以色列边境停留一下做安检；但离开的时候就严格得多。持枪的军人会上车搜查每一个座位，确保没有危险物，也要求每一个离开的出示护照，确保没有巴人离开。整个过程可长、可短，有时候能秏上一个小时。”她解释，由于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包括由巴勒斯坦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但巴人又没有以色列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被发现‘逃走’就会被抓，被当作是非法进入以色列”。 巴人有不同的身份证明文件（permit）；有些人拿着蓝色的permit，代表可以自我来往巴以。安娜说，能拿到蓝色证件“不容易”，一般民众拿的是其他多种颜色，不一定能进出以色列。 安娜在以色列待了快十年，她续称：“在日常生活之中，确实能体现到以色列的强权，相对于巴勒斯坦的弱势。” 但是，她也强调，巴勒斯坦政府也有很多贪腐问题，彷佛在巴人“伤口上再撒盐”；自哈马斯上台后，“（内斗、贪腐）问题更是严重”。 因此，她也提到为什么自己在这次的冲突中，难言支持哪一方（以或巴）。“我想巴人得到自由，但我不认同哈马斯的暴力理念（不惜一切解放巴勒斯坦）”。她又指出，目前，舆论和媒体偏向于“以色列VS哈马斯”这样二分化——“这次比较像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对抵，而不是与巴勒斯坦，这样就把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冲突之外，也算是‘好事’吧……” 巴人是外族人？“我也是” 1987年起，在巴勒斯坦内的政治斗争亦不断。 1987年，巴勒斯坦激进伊斯兰政治组织创立了哈玛斯（也即是这次巴以冲突中，突袭以色列的一方），主张以暴力手段解放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并以消灭以色列为目标。哈玛斯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其在2006年才在巴勒斯坦取得实权。 1988年，巴勒斯坦国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也称“法塔赫Fatah”）单方面宣布独立以后，由巴解放组织的巴勒斯坦民族议会选举产生，并未经过民选授权。巴解代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签定了《奥斯陆协议》，惹来哈马斯反对及不满。自此，哈马斯不时对以色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也对平民和以色列军人发动致命袭击。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现任总统阿巴斯领导的巴解是竞争关系。巴勒斯坦上一次选举已经是2006年，当时哈马斯赢得多数席次，取得132席中的74席，票数占44.45%。2006至2007年期间，哈马斯与巴解武装冲突后，哈马斯正式控制加沙地区；而由法塔赫控制的西岸比较和平，巴勒斯坦人能到以色列工作。 当被问到台湾与美国、以色列比较友好，而中国则亲巴勒斯坦，两岸不同的立场对她来说有什么影响，她坦言，在她仍在台湾和刚到以色列的第一年，“立场还是偏好以色列政府，加上我本来是基督徒，那时很天真地以为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圣经》里的以色列，是神圣的。但经过认识、了解和生活体现，我发现两者是完全不同，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政权……我看待事情（巴以冲突）不应该受到宗教影响，更不应该受到台湾官方的立场左右。” 她笑言指，当初的自己很“无知”，以奇异的眼光看待巴人，“好像传统犹太人看待巴人一样，觉得他们是外族人、不被上帝祝福的一群。但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我也是，哈哈，我也不是犹太人。”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安娜体会到巴人的热情：“巴勒斯坦的失业率很高，路上很容易看到坐一旁聊天、无所事事的巴人，他们以中年人为主，看到游客脸孔就很热情的打招呼、欢迎你来，也没有要赚你的钱、坑游客，甚至有卖falafel（油炸鹰嘴豆饼，中东一带的街头小食）的店员多送我几颗！” “政权是丑恶，平民是可爱的。”安娜如此概括现在对冲突的想法，并指出虽然台湾在政治上偏好以色列，但台湾人的身份却成为她与巴人之间的一个小连结。她在以色列西岸遇到一个巴人，当巴人知识她来自台湾后，开始向她娓娓道来巴勒斯坦境内的状况，“我当时很惊讶，他竟然认识台湾这个小岛，他说是因为台湾与巴勒斯坦也是争议之地；现在也有些评论将台湾和巴勒斯坦相比，我是（对此）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反而很庆幸台湾人这个身份让我能与巴人深入对话。” 她坦言，以前的她认为，巴以冲突由于历史、宗教冲突，没想到现化政治的影响力，例如美国、中国的角色，以及中东关系。“就算我在以色列的大学念书，也没有触及很多大国竞争的部分，很多时候都是以了解历史、宗教冲突为主。”她认为，这次冲突让她重新审视现化政治为巴以关系带来的影响。 一如以往的冲突，欧美舆论倾向支持以色列，而一向与巴勒斯坦友好的中国，发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但仍被西方指对以色列缺乏同情。有居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中国人表示，他们在当地从商多年来，需要周旋在多方之间，它们的关系复杂，而且并非选边站就得了。 以色列人的务实：华人友好 因华人身份而获到“特别待遇”的不只是安娜，还有来自上海的小丁（化名）。 小丁在上海从事外贸公司多年，对口是以色列，他在四年前因应公司业务扩展，被调派到以色列。自从哈马斯突袭以色到以来，小丁不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开直播，他把自我介绍直接改成“不谈政治”，“很多（中国）网民在我的直播间对骂，他们要不十分支持以色列，要不只支持巴勒斯坦，所以我不想谈政治。” 自言不懂政治的他拒绝评论事件，但他提到，虽然美国跟以色列比较友好，“但在以色列从商，大家知道我来自中国，对我特别客气，他们（以色列人）特别务实”。那会不会只是因为他们也是商人？“yes and no，很多以色列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即便不是从商，但他们的思维也比较像商人一样，一句形容就是务实派……他们也会崇洋（欧美），但也明白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利可图，对我们客客气气的、挺友好的。”他这样回应。 小丁长时间都待在特拉维夫工作，他说很少在城市里遇见巴人，遇到的次数可能少于10次。但有一次的相遇让他印象很深刻。他有一天在巷弄里休息着，遇到一个大约5、6岁小孩，自己跑过来逗他玩，“看起来不像犹太人，没有小帽子、皮肤也不是超白的，半分钟后他父亲跑来拉着他，很紧张的跟我道歉。” “他（小孩父亲）好奇怪我是哪里人，特拉维夫亚洲面孔比较少，我就说中国啊，他好像立马就松一口气，表示很惊讶为什么中国人会在这，又不像游客的样子。然后他跟我表明他是从巴勒斯坦来特拉维夫做工的，他没有透露很多背景，但我猜他可能有某些‘公务’吧，他的英语说得不错。”他继续说：“跟他聊了一会，他提到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因为公开支持巴人的国家不多，但只限于这个层面。” 小丁形容，特拉维夫就像以色列的一个“特区”，“整座城市火药味很淡，相对共融一点、国际化一点”，生活中体会到的巴以冲突比较少。唯一让他体会到的反而是小孩的童言，也是让他感到最惊讶的一次，“一群看起来是犹太人的小孩，在小街的一角霸凌着一个穆斯林小孩，他们没有动手，但那群犹太人小孩不断指骂穆斯林小孩，说着一些不好的话，什么‘我们的神才是真的’之类”。 “这好像是一件小事，旁人也不会敏感到说是什么冲突。但大的冲突不是就是从小事起吗？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学校、家庭从小到大的教育，可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感叹。 “撤侨”难不难 自哈玛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北京表示，到目前为止有4名中国公民在冲突中遇难，另2人失联，6人受伤。中国外交部尚未派出专机帮助公民撤离，并表示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运行，建议当地中国公民搭乘商业航班尽快回国。 小丁目前仍未有计划回国，但他身边的中国人朋友，大部分都在上周回国了。 小丁朋友自行乘坐商务客机回国，就如外交部的建议一样。他引述其中一名朋友所指，“他曾经向大使馆查询（撤侨安排），但联络不上、也没有回复，再拜托有关系人员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自己坐飞机。”所以，他的朋友只好自行寻找航班回国，他发现一张回国的机票已经升价到接近一万元人民币，觉得有点不划算，加上“特拉维夫现况算是安全”，就打消了回国念头。 小丁又指，他是在以中国人学习希伯来文的微信群组成员之一，成员不算太多，而且互相本来不认识，只是一个语言交流群组。“有成员问到撤侨安排，竟然被另一些（在以中国学生”组织成员警告‘不要说无关信息’、‘不要乱说’。”他说，“有趣的是，群里有人说政治信息，把台湾与巴勒斯坦相比，暗示台湾会被取缔，却没有被警告。”这也是小丁把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直接改成“不谈政治”的原因，他不想回国，也不想“被警告”。 与中国一样，台湾政府并未为在以台人安排专机，呼吁人民自行买机票。台湾外交部表示，曾洽获当地航空公司规划以包机方式载送国人离开以国，但愿意搭专机人数仅约10多人，加上目前战事集中在以色列西南部的加萨地区，其他地区交通及通往约旦陆路仍然畅通，现阶段暂无安排包机的需要。 现在身处特拉维夫的安娜暂时不考虑回台湾，“在这里工作或定居的外国人或配偶，都没有听说有谁要离开的，整个气氛也不是逃难的。”只是大部分的人没必要不会出门，“毕竟现在是战争的气氛”。然而，她也有向台湾在以办事处查询过相关信息，免得情况恶化、逼着要离开，“（台湾办事处）职员有回答到我的查询和疑惑，但他们也很老实告诉我，如果要离开，政府能提供到的官方协助不多，他建议我多想几条路线，包括先从陆路到约旦去，再转飞机回台湾。” 她提及一名正计划离开以色列、回台湾的朋友经历：“十分混乱，航班信息、政府说法不清楚……也说不住‘保证我们安全’……他先从特拉维夫北方的一个小镇再往北走，因为他身处的小镇不太安全，一直往北走就有国际人道救援营地，他本来打算跟随政府建议，想办法先到约旦。但中国朋友那边说，跟住他们走比较安全，而且中国比较有能力和愿意协助台湾人离开。” 在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以方的屯垦区不断扩张，巴以双方一直有冲突。以色列在4月的时候，攻入阿克萨清真寺，被视为今次冲突的导火线。 回顾历史，巴以冲突持续多年。1948年，以色列在多国支援下，扩大控制的土地，并正式宣布建国。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随即逃离或被逼离开家园，沦为难民，并称为“大灾难（Al Nakba）”。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胜，再次扩大控制的土地，完全掌控巴人地区；在2005年以前曾一度占领加沙走廊。 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的和平协议；其后，双方在美国见证下，于白宫签署了《奥斯陆协议》（The Oslo Accord），确立在五年的转型期里拥有加沙走廊与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有限的自治权；以色列则维持对该区的整体安全控制。惟双方激进分子继续冲突，结果协议并未能真正执行。目前，以色列于10月8日正式向哈玛斯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