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热门项目游泳却爆出巨大争议：4月20日，纽约时报与德国公共广播电台共同报道，在2021年7月举行的日本东京奥运会前几个月，中国游泳队23名成员在兴奋剂检测中出现阳性结果。这本可能让多名中国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下简称WADA）在未亲赴现场核实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国反兴奋剂组织的裁定：这些运动员是因为酒店的饮食污染，无意间摄入了极低量的违禁药物。 药检阳性的运动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不仅照常参赛，WADA也未将此事公开。而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发挥出色，获得包括三枚金牌在内的六枚奖牌。如今在东京奥运会过去快三年的当下，因为美德媒体的爆光，这些奖牌是否干净却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王顺与张雨霏这两位金牌得主均在尿检阳性名单里。他们还是巴黎奥运会的夺牌热门，这无疑也给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会蒙上阴影。 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了一些国外运动员的愤怒，美国反兴奋剂组织CEO特拉维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 公开指责WADA没有履行职责，而WADA则强烈反对欧美等国的批评，称没有可信的证据质疑中国方面的说法，己方的处置妥当。中国更是以最快的速度反击，不仅官媒迅速发文强调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背书，称报道具有“误导性和潜在诽谤性”，连外交部都下场批判外媒报道失实，“涉及的中国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然而，4月25日，WADA在继续斥责媒体无根据的同时，也委托第三方对中国游泳队药检阳性一事的处置流程做检查。据纽约时报报道，受到委托的独立检察官试图厘清的问题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为运动员洗清禁药嫌疑，以及WADA不干预的决定是否‘合理’，以及中国是否受到WADA优待。” 在这多方的口水战中，中国游泳队“误服”禁药的可能性有多大？WADA是否失职？西方对中国竞技体育中的问题一点就炸的敏感体质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断送孙杨与俄罗斯天才少女瓦利耶娃的禁药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尿检阳性的禁药名为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相比类固醇、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这些更为人所熟知的兴奋剂，曲美他嗪不仅“资历”还是知名度都小得多，但却击中了两位著名的运动员：中国游泳史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孙杨，以及曾有望成为花样滑冰历史最佳的俄罗斯天才少女卡米拉·瓦利耶娃（Kamila Valieva）。 类固醇与EPO作为兴奋剂的作用非常明显，前者可以促进肌肉生成，后者则大幅增加血液红细胞，提高人体携氧量，都能明确地让运动员的表现更高、更快、更强。因此，这两类禁药曾是最为泛滥，也是最早被严厉打击的兴奋剂。 而曲美他嗪作为兴奋剂，在作用上更不确定一些。它是1970年代法国科学家最早发现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心绞痛，原理是在心肌缺氧的情况下优化细胞的能量代谢选择，缓解缺氧问题。理论上，在一些耗氧量极高的运动项目里，曲美他嗪或许可以优化运动员的供氧情况，提升耐力。但是曲美他嗪提升耐力的效用只在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身上观察到过，在健康年轻人中的有效性并不确定，甚至非常可疑。 WADA考虑到曲美他嗪是潜在的代谢调节药物，在2014年1月将其列入禁药名单。而曲美他嗪刚刚被列入兴奋剂行列后，当时中国水军灵魂人物孙杨便因此中招了。2014年5月，孙杨在中国游泳锦标赛中尿检出曲美他嗪阳性。但中国反兴奋剂组织采信了孙杨的解释：由于心脏不好，队医给他开了这种药，不清楚几个月前该药纳入到了更新的禁药名单内，于是决定不做处罚。2014年12月，在国际泳联（World Aquatics ，2023年更名为世界泳联）的坚持下，中国泳协回溯禁赛孙杨三个月。由于是回溯，孙杨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禁赛处罚（中国游泳竞标赛上的成绩被剥夺），相比一般违反兴奋剂条例的初犯禁赛2到4年（主观故意为4年），禁赛期也是非常短。 在中国泳协的象征性惩戒后，WADA并未介入。但2014年的兴奋剂阳性事件后，孙杨在后续国际比赛上与澳大利亚等国运动员屡次发生口角，形象逐渐从天才泳将转变为行为乖张的“麻烦制造者”。2018年闹出拒绝配合药检的丑闻后，2020年孙杨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简称CAS）重罚8年禁赛（后经申诉缩短为4年），算上2014年曲美他嗪阳性，他已是二犯。 不过真正让曲美他嗪成为全球焦点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俄罗斯花滑运动员瓦利耶娃的兴奋剂丑闻。瓦利耶娃在2021年12月递交的尿检样本被检出曲美他嗪，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了相关实验室运转，该结果直到冬奥会开始后才出来，而此时瓦利耶娃已经帮助俄罗斯获得了花滑团体赛冠军。随后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与WADA、奥组委就瓦利耶娃是否应该被禁赛分歧严重。经CAS紧急决议，允许瓦利耶娃继续参赛，但所有成绩的有效性都要视最终是否违反兴奋剂条例的裁决。2024年1月，CAS裁决瓦利耶娃违反了兴奋剂条例，禁赛4年（从药检药性样本的采样时间2021年12月算起）。 为什么曲美他嗪总是容易“误服”？ 根据公开的信息，这次中国游泳队检出曲美他嗪，样本取自2021年1月的中国全国游泳锦标赛。200多名参赛运动员中，23人检出阳性。这23人均住在同一个酒店，体内检出曲美他嗪含量很低。由于是赛事过程中的尿检，部分运动员有多次检测样本，出现了阴性与阳性反复的情况，因此中国反兴奋剂组织怀疑是误服或是饮食污染，而非故意使用禁药。后在公卫部门协助的检查中，阳性运动员下榻的酒店厨房检测到曲美他嗪痕迹，于是中国反兴奋剂组织最终确定是污染，且不对涉事运动员做任何处罚。 涉及曲美他嗪兴奋剂丑闻里，“误服”是运动员极为普遍的回应。这或许和曲美他嗪并不明确的有效性以及进入违禁药品名单时间较短有关。一旦检查出类固醇、EPO这些作用简单明了的禁药，运动员很难辩解不是故意为之，而且它们还是注射药物，说不小心吃错东西了或许有人信，说不小心给自己打错针了，恐怕运动员本人也开不了口。 随着兴奋剂检查越来越严，能加速其它药物代谢的利尿剂成了掩盖服药的方法。但被WADA列入禁药后，利尿剂不仅成了很多运动员栽倒的地方，也因其作用明确，很难辩解。毕竟查出利尿剂阳性只有两个解释：要么是加速代谢，隐藏其它服用的禁药，要么是造成脱水减轻体重，在举重等部分项目中获取优势。2016年中国游泳队陈欣怡就因尿检利尿剂阳性被取消参赛资格，中国奥运代表团当即表示接受处罚，并责成中国泳协严查，没有任何推脱。陈欣怡后被国际泳联禁赛两年。 相较之下，曲美他嗪是口服药，再加上作为心血管疾病药物，在部分国家地区使用较为普遍，“误服”一说听上去不属于明显的谎言。瓦利耶娃药检阳性后的回应也是误服，还提出是误服了爷爷的药物。 孙杨药检阳性的解释是队医没注意到禁药名单更新，自己是正常医疗需要服用。而且当时曲美他嗪属于赛内禁药，即赛事期间检出阳性须接受处罚，赛事外则可以使用。只要检出量不是特别高，运动员可以辩解检查出来的部分是代谢残余，其未在参赛期间服用。这些是孙杨获罚较轻的部分因素。 但孙杨药检阳性后不久，WADA一方面将曲美他嗪从最初的兴奋剂降级为心脏代谢调节剂，另一方面将其从赛内禁药扩展为赛事内外均禁止。前者反映了曲美他嗪对运动员机能提升有限的事实，可后者却在实际操作上更加明确了禁止的力度与范围。 由于曲美他嗪的效果不明确，运动员的粉丝容易采信吃这个药“没有用”，相信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是无辜的。可竞技体育里的顶级运动员处于分毫必争的状态，若没有相应的法规限制，会倾向于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提升成绩。服用兴奋剂并不需要遵循严格的“科学道理”，但这种行为本身是需要被杜绝的。 从反兴奋剂的处置原则看，要让“误服”曲美他嗪的说法成立并不容易。兴奋剂检查与处罚是遵循运动员负有无过错责任。这意味着一旦查出药检阳性，对运动员会疑罪从有，不能说因为有可能误服就脱罪，而是必须提供完善的证据，证明确实是误服。就算误服，也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能否减轻处罚，不等于立刻就避免处罚。 以瓦利耶娃的“误服”为例，竞技运动员的饮食保健都极为严格，她表示“不小心吃了爷爷的药”，若根据疑罪从无原则，那确实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可依据反兴奋剂原则，这理由明显不够充分。瓦利耶娃团队后来提出可能与爷爷共用一个水杯导致污染的说法，更是有些荒谬，也反映了其希望通过提供“误服”的具体情景细节来证明误服。 曲美他嗪坐实“误服”的例子是美国游泳运动员玛迪辛·考克斯（Madisyn Cox）。2018年，根据考克斯提供的开封与未开封的一款维生素保健品，经检测确认含有曲美他嗪，也是考克斯之前检测阳性的来源，因此CAS将国际泳联规定的2年禁赛缩短为了6个月。相比之下，中国游泳队23人检测出阳性的“误服”事件，却没有一人被处罚，自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不服。 WADA的处置遭非议，其自身责任几何？ 从公开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信息看，确实存在意外污染的可能性：这些阳性的运动员来自全国各地，交集就是共同居住的酒店。中国不同地方的运动员都服同一个药，碰巧还在一个酒店碰头，而其它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运动员，恰好都不服这个药，这似乎非常小概率。根据WADA的信息，瓦利耶娃检测阳性时的曲美他嗪含量计算是1微克每毫升，而这些中国运动员是1纳克每毫升，相差1000倍。这也让饮食中微量污染有了合理的可能性。 因此，WADA接受中方的结论不能说毫无道理。可是另一方面，WADA的作为也有多个疑点。 首先是误服的来源不确定。中国反兴奋剂组织指出厨房检测出曲美他嗪，但这种片剂形式的处方药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厨房？这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美国反兴奋剂组织CEO嘲讽WADA是随便找了个没人能信的理由。 其次，整个调查都是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完成，WADA所谓的“独立调查”，只是要来了中方的完整调查文件，再咨询相关专家。WADA没有对涉事地点做实地考察，也没有做独立的复检、质询相关人员。其中有当时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让WADA难以进入中国的客观原因，可也导致所谓的“调查”成了中国反兴奋剂组织的一家之言。 再者，中国当时的防疫政策让中国反兴奋剂组织也很难展开工作，进一步让调查偏离常规。例如这个关键的误服证据：酒店厨房检测出曲美他嗪，是由隶属中国政府的公卫部门完成。这个操作让存在利害关系的政府介入过多，也缺乏国际监督。 最后，运动员尿检样本是2021年1月获得的，接下来几个月都是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在负责调查，6月才将最终报告递交给WADA。整个过程中，不仅中国反兴奋剂组织没有在最初发现尿检阳性后提出暂时禁赛的处理，此后无论中国反兴奋剂组织还是WADA也都没有公开相关调查。这些做法虽然没有直接违反反兴奋剂的规定，但确实违背了许多先例。 很多类似案例受到过更严厉的处置。瓦利耶娃在北京冬奥会上爆出药检阳性后就被暂时禁赛，通过紧急申诉才被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允许继续比赛。这种暂时禁赛虽不是必须，可确实已经成为常规处理方案。此外，根据反兴奋剂条例，在调查期间，反兴奋剂组织没有义务公开相关调查，调查完成后若是确认运动员无辜也没有公开的义务。但考虑到这次涉事人员之多，中国反兴奋剂组织与WADA的不公开，很难说是负责任的。 面对中国方面给出的“误服”结论，WADA有自己的困境：不仅没有太多实质证据能反驳中方结论，在处于疫情严控状态下的中国寻求重新调查实际可行性也存疑。按WADA解释，当时咨询的律师告知，如果去CAS申诉反对中方结论，成功率是零。可如今在西方社会为代表的全球舆论哗然中，变成其“支持”中方结论且“洗清”、“掩盖”相关事件，必然威胁到WADA的信誉，以及从公众到运动员对赛事公平性的信心。 包括这次中国游泳队禁药风波在内，一次次的药检丑闻也让如今竞技体育反兴奋剂的运作模式困境显露无疑。WADA的工作方式是一种荣誉制度：各国有自己的反兴奋剂组织，运动员的检查、处分首先由这些地方性质的反兴奋剂组织完成。WADA若不认可某个国家的反兴奋剂组织的调查结果或处分决定，才会“接手”，而且需申诉要求CAS仲裁，不是直接推翻初始调查决定。由于一线检查、处置权不在WADA，该机制能完善运作的前提便是各国遵守荣誉制度：如实上报违规行为，且以较为一致的标准处罚违规行为。 尽管奥运五环象征五大洲团结，但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竞技赛事早已被很多国家当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80年代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转头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以示报复。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取得的成绩是国家荣誉，在集体主义、举国体制的导向下，本国的反兴奋剂组织很难遵守查处兴奋剂所需要的荣誉制度：把自己人抓了，奖牌不就让外人拿去了？ 威权国家的反兴奋剂组织更是容易掉入不作为甚至是作恶的陷阱。对于这些国家，奥运会等赛事往往是国家赢得荣誉的渠道、执政者彰显政绩的窗口，当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成为政治任务时，兴奋剂也会变成必要的工具。在非威权国家，反兴奋剂组织面对的更多是运动员个体，或是签下多位运动员的商业机构，即使著名运动员或大型体育机构可能也很有权势，但毕竟不是政府权力能比拟的，更不用说威权政府的广泛权力。 这也意味着威权国家容易出现政府主导的群体违反兴奋剂管理的风险。历史上，前苏联曾有过大量政府支持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案例。东德则从1968年到80年代末，有超过9000名运动员在国家体制下使用兴奋剂。很多东德运动员是在不知情或是被迫的情况下使用禁药，以达到为国争光的目的。而2010-2014俄罗斯运动员的群体兴奋剂违规事件，更是主要靠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的掩护得以完成，足见WADA荣誉制度的缺陷。 当下反兴奋剂制度的缺陷众所周知，又促成许多国家间的相互猜疑。这次中国游泳队尿检阳性事件曝光后，WADA反击美国反兴奋剂组织CEO的指责是出于“政治原因”，也反映出了这种相互猜疑的背景。西方民主国家看到中国等威权国家运动员“犯事”，很容易联想到反兴奋剂管理在这些国家受到强权左右的可能性，总有真相被掩盖或被避重就轻的担忧。而被猜忌的国家，包括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会认为这是针对性的有罪推定。 中国游泳队难以摆脱的历史污点：系统性使用兴奋剂嫌疑 23名运动员药检阳性曝光后，西方多位运动员指责中国运动员作弊，中国方面不仅是官方带头反击，民众也普遍认为西方人故意刁难，这种中西方舆论的强烈反差背后还有一段被悄悄隐去的历史：中国游泳队曾经很有可能系统性地使用兴奋剂。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庄泳等5名中国游泳队员获得4金5银的惊人成绩，成就了家喻户晓的“5朵金花”的美名。如今，5朵金花时代仍在中国境内被描述为中国体育的历史性突破。但这几名运动员过于男性化的形象，她们魁梧的身形，甚至隐约有喉结，在国外早就被怀疑使用了禁药。另外一个重要线索是教练组的变动：1986年中国与东德通过人员交流的形式，为游泳队引入一位东德教练。而出身于举国使用兴奋剂体制里的东德教练，也开启了中国游泳队的突然爆发。 奥运会后5朵金花相继退役，但中国游泳队集体使用兴奋剂的传闻在两年后的广岛亚运会上就被坐实：11名游泳运动员检出使用类固醇。1998年澳大利亚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队队员原媛在机场被发现携带13瓶生长激素，直接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另外四名运动员则被检查出利尿剂阳性。 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系统性使用兴奋剂，中国游泳队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国内也不被声张。但当年中国运动员是各地方运动队选拔管理，不是西方商业化的个人团队，很难想象这种大规模使用禁药没有管理者和体制的支持。不仅是游泳队，田径也是重灾区，同样涉此争议的，还有在不少国人心目中仍是东方奇迹的“马家军”。1998年，赵瑜发表《马家军调查》，原书有披露马俊仁逼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内容，但出版时禁药部分被全章删除，2015年再版才得以恢复。 西方体育界人士，尤其是那些90年代亲眼见证中国队兴奋剂丑闻的教练员们或体育运动管理者，听到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很难不联想起这些前尘往事，怀疑这是否在延续当年的系统性作弊。毕竟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问题，这种隐匿不光彩历史的行为也使得中国难以摆脱过去。 偶然的时候，中国游泳乃至中国体育这段被掩去的过去也会在不经意间被人揭开一丝缝隙。2001年，当时代表中国游泳复兴希望的新生代罗雪娟在全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身后的泳池不干净”，但自己是“干干净净出来的”。在指涉对中国游泳存在兴奋剂使用问题，后来罗雪娟质疑，部分运动员在国内比赛成绩优良，却总能在国际比赛前稳定退步到落选（避免了国际赛事更严格的药检），显然是暗示某些地方的运动员靠系统性用药在国内竞赛中给自己的省市政府“长脸”。 中国可以在国内遮掩掉过去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现象，可中国运动员走上国际赛场时却要面对很多不公平的质疑。例如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表现出色，却被毫无依据地质疑“成绩反常”。对于当年只有16岁的叶诗文来说，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均不被承认，这非常残酷。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也必然将面临更多敌意。如果中国反兴奋剂组织与WADA能更早与国际社会沟通、更透明地进行调查，是可以尽力避免的。 北京冬奥会上最令人难过的一幕，无疑是未满16岁的瓦利耶娃背负药检阳性的重压参加个人赛，结果失误频频，当场失态哭泣又被教练训斥。而前苏联与东德系统性使用兴奋剂之后，受损的也不仅是国家信誉和体育赛事的公平性，大量运动员长期需要承受禁药带来的身心影响才是最直接最无法补救的伤害。 中国游泳队最需要的恐怕既不是外交部的帮腔，也不是WADA的背书，而是那些被为国争光的口号压抑得无比微小的运动员，可以不再是国家荣誉的附属品，既能正视前辈们违背体育精神的过去，也能自由追寻属于一个运动员的未来。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