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意大利大选，为欧洲政坛投下了一颗震撼弹——虽然它的来到，其实多少已在预期之内。 由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一如选前民调预测，成为了最大党，由其牵头的右翼联盟夺下国会多数，梅洛尼将出任总理。兄弟党于2012年成立，主要成员以及党徽都来自1995年解散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这是一个由二次世界大战时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残部重建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 至于梅洛尼本人，她曾发表反移民、反犹、种族主义的极右言论，年轻时甚至曾宣称崇拜墨索里尼。不过，梅洛尼当选后已公开否认自己是新法西斯主义者，称年少轻狂的说话不能作准，并承诺执政联盟的方针将与欧洲中间偏右的保守派政党无异。 意大利是欧盟发起国之一，如今却选出了一位与法西斯主义有直接渊源的总理，也是首次有被视为极右的政党在欧盟国家的全国政府主政。2019年，极右的奥地利自由党 (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因通俄丑闻而在选举大败，被迫退出执政联盟；今年四月，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大选中击败极右的候选人勒庞 (Marine Le Pen)；这些都被视为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极右崛起的退潮。 然而，梅洛尼的当选，是否可以被视为极右政治力量的“回朝”？在地缘政治急速转变的今天，梅洛尼的当选，是否指向极右的政治主张，将在欧盟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意大利在2019年起就是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重要欧洲伙伴，但迫于欧美对中制裁的压力，才放弃亲中政策。因此，值得华文世界关注的是，梅洛尼的当选，会不会为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对华政策，带来转向？ “亲中”的意大利如何转向“对华强硬”？ 今次梅洛尼胜选，华文媒体关注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她在接受传媒专访时，曾声言会加强跟台湾的合作，以及不会考虑继续参与“一带一路”的计划。 在大选之前，梅洛尼破天荒接受了台湾中央社的书面专访，是首次有意大利政坛人士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在访问中，梅洛尼表示台湾是意大利及欧盟的战略贸易夥伴，又谴责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指欧盟应用一切方法全力施压以避免台海发生冲突。梅洛尼又在访问中指出，若果她执政之后，将会与台湾推动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访问中，她形容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是“由亲中政党五星运动所铸下的巨大错误”。另一方面，她也在大选前接受《路透社》访问，指无意继续参与“一带一路”计划，亦会限制中国在欧洲及意大利的扩张。梅洛尼展示出对华强硬的姿态深受外界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被记者问及中意关系未来走向时，表示“中意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意大利新政府继续坚持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又称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前提和基础。 2019年的时候，意大利是第一个、亦是唯一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G7国家，故一直给予外界“亲中”的印象。事实上，2019年的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中，很多都是早已开始的项目。 意大利过往几任政府都和中国交好，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约十年前的欧债危机。当时，意大利作为受债务困扰的国家，对内不得不推行紧缩政策，亦需要对外开拓商机重振经济。来自中国的投资当然会备受青睐。 2018年，“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执政，作为反建制疑欧政党，更是希望借着发展和中国的更紧密合作，以制衡欧盟（尤其是德国）对意大利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是2019年后地缘政治型势因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罗斯侵乌而急变，意大利不论政治光谱位置，都各有其亲中的策略理由。 事实上，在前任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卡2021年上任之后，就开始改变了外交上的亲中政策了。例如在2021年4月时，就曾向传媒表示政府曾动用“黄金权力”否决了中资收购一间意大利的半导体公司；并在佩洛西访台而引起台海局势升温的时候，曾经两度公开提及对于台海安全的关切。 梅洛尼与意大利兄弟党是如何崛起的？ 意大利兄弟党的胜出，到底应该被视为极右主张的胜利，还是不过是因缘际会下的“虚火”呢？ 这就得先回到意大利近年的政况，尤其是兄弟党这次胜选的选民基础之中。意大利上一次的国会大选在 2018年举行，当时意大利兄弟党得票不过约4%。2018年大选的主角是声称不左不右、“后意识型态”、强调直接民主的反建制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当时一举取得逾三分一选票，独力就可以和中间偏右及中间偏左的两个政党联盟分庭抗礼。 意大利是最早被新冠肺炎波及的欧洲国家。2020年底，因为防疫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分歧，包括五星运动在内的执政联盟政府瓦解。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曾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德拉吉获得各大政党支持，组成大联合政府应对危机。可是，为了是否支持德拉吉，五星运动却陷入分歧，并在 2021年地方选举失利，最终在今年七月宣布退出大联合政府，促成大选提前举行。 但选民明显不打算卖五星运动的账，五星运动的得票率在这次大选大跌一半以上。 虽然执笔之时还未有详细的选后票站调查，不过，这次大选各政党的得票率大略合符选前民调的预期。如果细看选前民调的话，则会发现意大利兄弟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本来投向中间偏右政党联盟的选民：44%的联盟党 (Lega Nord) 和38%的由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力量党 (Forza Italia) 支持者，在选前民调表示将会转投给意大利兄弟党，最终两党的得票率亦由 2018 年的17%和14%双双跌至今年只得个位数的不足 9%。 中间偏左政党联盟的得票率则和2018年大选相约。意大利兄弟党这次选举的得票率是26%，显然也成功吸引了不少五星运动的支持者。考虑到五星运动支持者意识型态本来就相对模煳，意大利兄弟党的成功，似乎更是在右倾保守支持者之间的重新洗牌。而无论如何，有五星运动骤起骤落的先例，不难见到意大利政党体系并不稳定，政党支持者忠诚度不高，意大利兄弟党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 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深入细看意大利兄弟党支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佈。根据政治学者 Adam Tooze 整理的选前民调数据，在年轻和年老选民之中，中左政党的支持度都比传统中右政党和意大利兄弟党高。在拥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之中，中左政党的支持度更是比中右政党和意大利兄弟党加起来还高。白领职业和教师是中间偏左的票仓；蓝领、低学历和失业人士则主要支持传统中右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支持者则似乎是来自不同职业，惟独是对年轻学生缺乏吸引力。如果以收入来划分的话，低收入的选民则主要支持五星运动，意大利兄弟党的支持者则颇为平均分佈于不同的收入群组。 Tooze 把意大利兄弟党的胜利归于文化认同：意大利兄弟党甚至比传统的保守中右政党更能吸引反移民、对欧洲文化多元有疑虑、对社会福利接受者有敌意 (anti-welfarists) 的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换句话说，如果意大利真的有新法西主义的话，这些传统主义者就是其基础，这亦和一般对极右支持者的文化取向的描述符合。 我不反对 Tooze 的分析，但略嫌他没有考虑到意大利政党体制的松散，以及疫情、欧洲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新动态。加入这些角度的话，相比起视梅洛尼和意大利兄弟党为极右法西斯的登堂入室，极右威权意识在欧洲的常态化，才是更值得担忧的问题。 欧洲极右政治势力抬头成为新常态 回到2018年，当时的五星运动不能独自组阁，但最后和中右政党联盟达成的执政协议却颇不寻常：由当时无政党背景、甚至不是政治人物的法学教授孔特(Giuseppe Conte)组阁，各部部长由五星运动和中右联盟分派人手出任。2019年，五星运动和中右联盟决裂，转而和中左政党联盟合作执政，孔特依然留任。直到 2021 年五星运动又和中左联盟决裂，孔特辞职后，他才正式加入五星运动。 孔特的“两次”执政（事实上还未足够一次任期），比较能视为有延续性的立场，在于对接收中东难民上的强硬抗拒立场，以及反对欧盟共同财政预算中的紧缩政策。这在2020年前，勉强可以被归类为“疑欧”(Eurosceptic) 立场。新冠肺炎爆发后，欧盟决定推出庞大的刺激经济復甦方案 (Next Generation EU)，孔特则乐于支持。 有趣地，接任大联合政府总理的德拉吉长期担任欧洲央行行长 (2011-2019)，是针对受金融海啸冲击而债台高筑、包括意大利的所谓欧猪四国 (PIGS，即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 的紧缩政策的推手，更难说得上是疑欧派。 事实上，不论孔特还是德拉吉，他们都可以视为在领导“技术官僚政府”。意大利近代历史上，每当国家政治出现危机时，往往都会委任无政党背景，很多时候是技术官僚或学者的“素人”来领导政府，从而平息争议。吊诡的是，孔特和德拉吉都得到打着民粹、反精英旗号的五星运动支持，而当五星运动拖跨德拉吉政府时，选民惩罚的却是五星运动。 这个或许可称为“技术官僚民粹主义”(techno-populism) 的意大利现象，似乎有向欧洲其他国家输出的情况，而且和威权管治手段有天然的亲和力。 马克龙在四月法国总统大选中击败勒庞，不少人额手称庆，认为极右力量终于稍受抑制。不过，其实马克龙就很有由民粹支持的技术官僚的影子：他本来是投资银行家，曾出任社会党政府的经济部长，2017年另组新党 “前进！”参选总统，以标榜不左不右的新政治姿态胜出。马克龙虽然亲欧盟，但其他政策却反复不一，例如他曾主张收容难民，但又在任期后段收紧移民政策；新冠期间，他曾说口罩和接种疫苗都不必要，却旋即强制戴口罩和打疫苗。但更值得忧虑的是，马克龙在2019年纵容警察暴力对待黄背心运动的示威者，之后又推动《整体安全法》，扩大警方对人民的监控权力；在他当选连任改组内阁后，又更特别强调“数码主权”，以推动智能城市的旗号，力主科研发展个体数据中央化和人脸识别等技术。 作为对照，在孔特任内，意大利也是欧洲首个为了防疫而全国封城的国家，并在德吉拉任内，率先引入适用于所有工作场所的疫苗通行症要求。诚然，新冠肺炎大流行是紧急的公共卫生事故，为此而收紧公民自由、加强监控，也许无可厚非。但这裡值得深思的是，大型的公共危机，正是威权手段收割民众支持的最佳时机，毕竟在这些时候，人们会寄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障安全和秩序。 从这个脉络来看，五星运动失势、梅洛尼和意大利兄弟党的得势，也许恰好曝露了“技术官僚民粹主义”的威权逻辑：在动盪不安的年代，至少在相对传统保守、在社经地位上欠缺安全感的人眼中，国家的巨灵不失为可以倚靠的救命草，公民自由和监控的考虑，反而却是不急之务。毕竟，当年墨索里尼的正牌法西斯主义运动崛起，就是因为意大利正值阶级冲突尖锐、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他能够“让火车按时开动”，带来秩序和安全。 自由民主的倒退，欧洲未来会继续向右走吗？ 极右政治常态化最为成功的欧盟国家，其实是匈牙利和波兰。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 (PiS) 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Viktor Orban) 的“青民盟” (Fidesz)，都在执政时大削司法的独立性、监控公民社会、打压少数族群的权利和自由，并将国有媒体牢牢掌控在执政党手上，堵塞异议者发声的渠道。这些都被视为是民主上的倒退，并逐渐走向威权的社会。 欧尔班自2010起至今更在大选中连选连胜，他曾在2014年的一个集会中豪言匈牙利模式是“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并主张更亲近中国、俄罗斯，向两国的管治学习。 事实上，欧洲的极右政客——包括梅洛尼，往往都会向俄罗斯示好，既是羡慕普京的强人政治，也是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威胁来牵制欧盟。 不过，自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后，则将极右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完全改变。 波兰因为历史原因对俄罗斯一贯持强硬敌对态度，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更是大大刺激起波兰人的反俄情绪。事实上，在欧洲诸国之中，波兰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军事和社会支援是最为公开、强硬与持续。反之，匈牙利的欧尔班则态度暖昧，既不能公开支持俄罗斯（毕竟苏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入侵匈牙利），但亦对介入态度消极，即使明明乌克兰就在国境毗邻。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主的姿态领导欧洲诸国支援乌克兰，突显了在军事安全方面，欧洲毕竟不得不依赖美国。更何况侵乌战事暴露了俄罗斯的军力多少是虚有其表。这样一来，一旦美国不乐见欧盟解体，极右的亲俄反欧盟路线就只能瓦解。 这裡亦可见今天欧洲的极右政治和当年的正牌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分别：无论在内政和意识型态上多麽的仇外与威权，今天的欧洲极右政客，因为手上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相比微不足道，都不可能像当年的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挑起世界大战。如果俄罗斯的威胁持续，梅洛尼和她的意大利兄弟党，都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欲，不在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上，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站队美国。 当然，俄乌战事旷日持久，已经开始引爆欧洲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一旦这触动欧洲民众情绪的转向，由抗俄热情转向厌战，那梅洛尼作为民粹政客，自然可能导致她在外交上转向俄罗斯；但至少在执笔之时，这还是一个难以想像会出现的势头。按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预期，一旦美国仍然持续对华的强硬态度，仍然需要仰赖北约保护伞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意大利，也不见得会轻易掉队，和中国走得太亲近。 不过，我们不得不诘问的是，当欧洲的极右政治常态化——无论上台当政的是否被标籤为极右或新法西斯的政党也好——波兰和俄罗斯的确是敌对阵营的两边，但在对待公民社会、移民、难民、多元文化的态度和手法上，其实相去不远的时候。 欧盟虽然声称以“自由民主”作为欧洲团结基础，但其意义会不会正被慢慢掏空？抗俄的统一战线，是重新活化欧洲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的契机，还是让地缘政治掩盖了对极右常态化的警剔？甚至还引发了不少人对强人保障安全与秩序的想望？ 当然，今天的意大利或法国，无论在内政和外交上，都远远不及俄罗斯的极右威权化的程度。但“我们与恶的距离”拉得够远吗？诚然，如梅洛尼在一个集会上所言，当年将意大利捲入扩张主义和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已死；但它的幽灵，或许还在撩动很多人心底的恐惧与欲望。这或许才是梅洛尼和意大利兄弟党胜出大选，我们最应该读到的教训。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