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中国政府承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大概不会想到这场历时半个月的会议对中国妇女运动和民间社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场大会不仅滋养了后来的中国初代女权行动者，更有评论认为这场会议是中国NGO从0到1的重要历史节点。

 

今年的9月4日，是北京世妇会26周年。中国女权活动家冯媛是九五世妇会的亲历者，她从八十年代开始便涉足中国女权议题，而世妇会则极大地影响了她的运动生涯。这些年，从推动反家暴的立法司法，到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培训，从农村妇女的领导力建设，到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赋权，都有她的身影。世妇会26周年前夕，歪脑专访冯媛，与她一起回望这些年中国女权和她的个人的历程。 

 

 

成为女权主义者

虽然80年代就开始为女权话题发声，但冯媛最初并没轻易接纳“女权主义者”称号。与今天“女权”被污名让许多人不敢自称“女权主义者”不尽相同，当时她困扰的不是“女权“，而是“主义”。在当时的她看来，“‘主义’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应承的称号”。

 

冯媛生在四川仪陇县，因父母践行“平等”约定，她这个女孩子随了母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父母由于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对冯媛的要求首先是“夹着尾巴做人”。冯媛从学初年级就近视，却一直没有配戴眼镜，几乎全靠听课到高中毕业。“那个时代，眼镜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化的象征，‘不够革命’，戴眼镜的小孩时总常会受到嘲笑。”她回忆。

 

作为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后的“新三届”，1979年冯媛如愿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那时中国处在“拨乱反正“的转折年代，一方面是官方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生们崇尚独立思考，有思想是对人的最高评价”；另一方面，西单民主墙、基层人大代表竞选等运动忽兴忽灭，仍有人因“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时代在两股力量的相互牵制和羁绊中行进。

 

大学里，冯媛最享受的是图书馆的数十万藏书。“从前，家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被要求父母订阅的《红旗》杂志，再其他书籍都在文革初期就被父母忍痛 ‘处理’了。”大学里冯媛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典文学、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但对当时很多大学生热衷的尼采、叔本华不太感冒，他们对女人的论述让人不忍卒读。

 

沈端先（夏衍）30年代翻译的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今名《妇女与社会主义》），是她读的第一本系统性的女权主义著作。

 

“大学毕业毕业前，我的理想是去《人民日报》。”她回忆。当时的《人民日报》作风进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社长秦川、总编胡绩伟和记者刘宾雁等媒体人推出大量平反冤假错案、鼓吹改革、批评不正之风的报道，产生着很大影响。为此，冯媛考上为《人民日报》定向培养记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不巧她刚走进人民日报大院，就迎头遇上1983年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跳出思想桎梏的文字工作者几乎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者来批判、受处分，冲击着冯媛刚建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冯媛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精神危机。”

 

冯媛庆幸当时有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疑义相与析”，抱团取暖。王若水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作为“清污”运动的主要靶子被免职，后来又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中纪委勒令退党（而这是不符合中共党章所规定的程序）。冯媛却在这种情况下和王若水越走越近，并决定结婚。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因为一个看上去听话的而“有前途”的年轻人，要走进一个政治生命已经完结、长她36岁的人那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中间有弟弟的家庭。

 

问及冯媛那时的决定，她说：“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事情。就像是，一个人爱上了某个同性，自己不会觉得这是勇敢，而是认可自己的感情，是顺理成章的；别无选择，是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缺乏物理空间和观念空间，我们这样的恋人如果要继续相处，必须结婚。”

 

严格的一胎政策下，冯媛不被允许生育，因为在前段婚姻中王若水育有子女，计生人员定期造访，还要照章追问具体采取的避孕措施，冯媛半真半假地周旋：“不是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吗，我们这一对夫妇有权生一个啊。至于具体措施，那是个人隐私”。今天再谈此事，冯媛仍对这样的政策感到愤怒：“尽管给我选我可能还是不会要孩子，但至少，我要有选择的权利。”

 

冯媛开始认真思考女权议题是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参加《中国妇女》杂志关于“理想女性”的讨论，写了《女性的理想和理想的女性》一文，是1986年6月杂志的开篇文章。

 

研究生毕业，她终于如愿进入《人民日报》，时任部门主任关注女性议题，看到冯媛文章，就让冯媛分管“妇女”内容。一次，王若水郑重其事地向来访的外国学者介绍，说“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冯媛当时没承接这个称号，连说“不敢不敢”。

 

冯媛觉得被归类为“某某主义者”是非常严重的事：“那时候，‘主义’非同小可，是不能轻易获得的封号，比如申请入党之前必须熟读共产主义经典，并处处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且还不能说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主义’，是一顶很重的政治帽子，说谁是人道主义者，那就是表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异己分子；而如果说谁是修正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则是一种严重的政治指控、一种批判。”

 

直到世妇会召开，展现给冯媛的是在中国前所未见的丰富、多元、活生生的女权主义，见识到这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

 

世妇会是中国承办的首个国际盛会。全球189个国家政府代表、联合国各机构工作人员、政府间组织及NGO代表共3、4万多人参加世妇会和平行的NGO论坛。冯媛认为：“九五世妇会带来的全球视野，让参与者们从自己原来单一的角色中跳了出来，立足中国但有了全球视野。”
这样的全球视野，加之其他种种阅历的洗礼，冯媛终于不再把“主义”当做不可承受之“重”，她开始接纳“女权主义者”称呼。

 

 

1989，一场精神危机

第四届世妇会于1995年9月开幕，但冯媛与世妇会的渊源，要追溯到更早。

 

1989年春夏两季，冯媛先后身处中国两座实施戒严的城市。她4月16日赴西藏采访40多天，那时拉萨在一系列示威后已经被军事戒严。胡耀邦逝世后爆发的学运愈演愈烈，在1989年5月下旬冯媛返回北京的前几天，总理李鹏也已经宣布了北京戒严。

 

6月3日夜响起震惊世界的枪声。“4日清早，我先生出门，看到路边一个倒下的人和他流出的脑浆。上午，我去长安街南侧的北京站退掉了本要去上海出差的车票，路过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外墙上的弹洞触目惊心。”冯媛回忆。

 

《人民日报》大多数记者、编辑都参与过声援学生、主张新闻说真话的游行，六四后面对“清查清理”和胆管重新登记，冯媛回忆，有人见风使舵， 有人被迫配合，有人尽量避免违心地被自己扣帽子，没有人能保持沉默。

 

冯媛在绝望中备受煎熬。说到这里，她坐直了身体，强调道：“我是转不过弯的。”因“转不过弯”，冯媛不可能说出让审查者满意的话。有一年左右，她不能再出去采访，只能做版面编辑，直到1991年她被调离《人民日报》，理由只有十六个字：“组织决定，工作需要，正常调动，干部交流。”

 

“八九之后，我陷入了人生中第二次精神危机。”冯媛认为对和平民众开枪“不可接受”，如何继续安放自己的心灵、如何做实事，是她当时的难题。

 

 

女权主义让她从精神危机中峰回路转。此前她采写了不少非传统的“非妇联新闻”，如单身妇女要求分房、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烈士之妻再嫁、民间妇女研究机构成立等，在《新观察》等杂志发表重婚纳妾现象分析、反对妇女回家等文章，还出版了关于第三者这个热点现象的著作。1993年至1994年，王若水终于获得护照，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访问学者，冯媛随行期间，她系统阅读女权主义著作、旁听课程，涉足校园和社会的女权活动，才发现本以为自己在有限的中文世界已“穷尽“的”妇女问题“，原来很多领域都没入门，她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信息。

 

1994年夏天回到北京，冯媛知道什么最合适自己了。三个工作机会中，她到了《中国妇女报》。此刻，迎接北京世妇会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世妇会在北京的举办也与八九学运有关。八九后，欧美亚太的发达国家几乎都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好容易对外开放的中国需要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当局觉得妇女问题是中国的强项，于是展开外交攻势，积极争取承办第四届世妇会，尽管阻力重重，仍最终如愿以偿。

 

成为行动者

世妇会让冯媛彻底解决了身份认同，认同了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也是一个行动者。

 

1994年秋，迎接世妇会的宣传持续。世妇会和大多数联合国的大会一样，在官方政府间的会议之前，有一个平行的NGO论坛，而且这个论坛会先开始、先结束。除了政府和妇联为筹备会议设立了NGO论坛部，国际非政府组织福特基金会和联合国机构、一些国家的官方援助机构合作，一批妇联干部、专家学者相继去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观摩区域性的NGO论坛。因此，这场盛会让中国政府接受“NGO论坛”的概念，也让民间有了理念和实践的感性认识，一批专家学者开始也作为行动者，践行NGO作为政府合作伙伴的理念，以此推动妇女权利和社会进步。“NGO这个概念开始作为一个正面的词进入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而是政府的合作伙伴。所以说，世妇会让一群有心改变现状的人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共识，这是共同行动的基础。”冯媛回忆。

 

她与一批人就这样开始以行动者的姿态，发挥本职工作的优势多做一些事。世妇会之前，冯媛在和谢丽华合作撰写一篇关于妇女和新闻媒体的文章时，产生了开展传媒监测、改善媒体对妇女的报道的念头。

 

大会之后，中国本土的妇女NGO继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96年3月，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正式成立，发起人有《中国妇女报》的谢丽华，《中国日报》的黎星以及新华社的熊蕾等，冯媛和、郭艳秋任联合协调人。直到2006年左右，妇女传媒监测网络都是中国唯一一家关注性别与传媒领域的机构，从妇女的视角持续推动中国媒体改善报道，做了很多倡导和培训工作。自2000年至今，除了2015年之外，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参与了全球媒体监测计划的五年一度媒体监测。2009年以后，机构创始成员吕频创办了“女声”电子周刊和“女权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女权大众传播平台，在2018年被官方封禁前，共有18万粉丝。

 

冯媛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在反对性别暴力领域。自1998年底参与反家暴网络筹建，自此投身“反家暴立法”倡导、能力培训和受害者服务。2003年，时任江苏省妇联主席洪天慧和其他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支持，首次将反家暴网络起草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提交国家立法机关，建议反家暴专门立法。此后每年两会，反家暴网络都动员代表、委员继续提出相关提案。

 

反家暴法从第一个建议稿递交到最终通过，历时12年。好容易进入立法规划， 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后，又得奉命成立“全国反家暴立法社会成本效益分析课题组”，对法律做“成本效益分析”。

 

“这是中国唯一一部需要进行‘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的法律。”冯媛说。

 

也是在2012年，四川妇女李彦长期受丈夫暴力，向妇联、公安等求助无果，在一次丈夫持枪对她的情况下，李彦杀死丈夫，并在头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分尸烹尸。李彦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出后，联合国和很多国家的外交官、国际组织纷纷表示关注，数百名学术界、法律界、媒体界和妇女界人士联名呼吁“刀下留人”，青年女权行动者在广州、上海、武汉、北京等地开展“我不要成为下一个李彦”街头行为艺术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2015年5月李彦被改判死缓。

 

“冯媛在此案中为推动各方做了很多工作，但从未声张。”知情者接受采访时说，“她向来如此，不追求个人的名誉和头衔，而更关注做事情的人和事情本身。”

 

经十多年努力，2015年12月，原本冯媛以为“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不能见到”的《反家暴法》终获通过，她总说，这是中国首部“由妇女提出、妇女NGO首倡，妇女界协力促成的法律”，其中也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九五世妇会后，联合国驻华各机构的资金资助和专家支持，一些国家的国际合作机构参与其中，多次组织人大和国家相关部委如妇联、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等机构的人员出国考察，福特基金会、国际乐施会等民间组织也始终支持反家暴网络等民间机构的相关项目。

 

然而近年中国改变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对民间组织有更多的压制，舆论动辄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很难想象还能有类似的内外良性互动。

 

《反家暴法》通过，但一来法律仍不周全，二来只有落实才可真正保障受害者，冯媛没有停下脚步。自2016年起，冯媛和伙伴们都会定期发布“反家暴法实施监测报告”。

 

 当性别议题不再“安全”

2013年，冯媛和伙伴们终于实现了开办“女权学校”的计划，关注女权议题、愿意以行动促进改变的人有机会到此充电。一名女权学校的学员提到，四处奔走的冯媛询问她近况的信息，多是在机场候机时发来。她时常问年轻人：“五年之后，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2014年，冯媛和伙伴们成立“为平妇女”机构，开设了中国首条全年无休、专为遭性别暴力妇女服务的热线。“不管多忙，不管早晚，冯媛至今都会按照轮班时间接听热线电话，和求助妇女对话，倾听她们的故事和情绪。”她的朋友透露。

 

但社会气氛开始起变化。2015年三八前夕，一批青年女权行动派因计划反性骚扰行动被捕。其中，韦婷婷、李婷婷等五人被关押37天，事件被称为“女权五姐妹”事件。事发时，冯媛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年会及NGO论坛，那是对北京世妇会20周年的全球评估。释放“女权五姐妹”也成为那次会议上的响亮的呼声。和冯媛同赴美的吕频被警方视为五姐妹“幕后黑手”，自此被迫流亡美国。冯媛的风险如何，无人能料。

 

但她如期回京，继续为五姐妹呼吁奔走。

 

“很佩服冯媛当时决定回国的勇气。”她当时的同事说。

 

五姐妹被释放的消息在《纽约时报》报道时，刊登了冯媛深夜的现场照片，照片说明是：“女权活动人士冯媛在北京一家看守所外，等待其他活动人士获释。冯媛没有被拘留。”一位外国朋友看到后在电邮中对她打趣道：“莫非这意思是可能有一天你也会被抓。”

 

在此之前，冯媛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不会有啥风险，但“女权五姐妹”和此后一系列对公益人士的抓捕，让她觉一切皆有可能。

 

面对社会现实，冯媛有她的策略和谨慎。无论与青年行动者、老一辈女权活动家，还是体制内警察、妇联、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抑或国际人士以及普通大众，她都努力以他们的语言去交流沟通。她顶着一头从乌黑到花白到灰白的头发，这是她抵抗自我和外在的性别偏见、年龄歧视的方式。对别人染发的建议或请求，她试着区别对待：有人说“染发会精神些”，冯媛会答“不染发不等于不精神”，有人说“还是要注意外表”，她或许回说“我现在这样也很有回头率”；有人说“染一下可以年轻十岁”，冯媛道“那我这样显得很有智慧”。

 

冯媛很关注女权行动者面对公共事件时的应对思路。2020年，针对公司集团董事鲍毓明涉强奸未成年幼女案发起联署声明的志愿者就透露，冯媛看到她们发起的联署活动，提醒她们公安和司法机关还在调查的案子，一些关键信息尚不清楚，联署要格外注意。另一位在疫情期间发起“反家暴小疫苗”活动的志愿者说，冯媛看到该活动后，主动提出可以协助修改一些措辞。

 

不要带着玫瑰色的滤镜打量过去

从95世妇会到现在，冯媛从33岁到59岁。一名青年女权行动派说：“每次看到冯媛顶着花白的头发，一直跑来跑去做着很多事情，就觉得很受鼓舞。她好像在身体力行地告诉年轻的行动者们，真的可以就这样作为女权活动家，生活和奋斗一辈子。”

 

如今性别议题越来越不“安全”，回望1995年，不少人都会羡慕令人意气风发的世妇会时期。但冯媛却提醒， “世妇会时并不是只有凯歌和玫瑰。带着玫瑰色的滤镜看，无法认识真实的历史，也无法认识真正的当下。”

 

世妇会召开前后，也存在各种限制和打压。讲述九五世妇会的纪录片《我们在这里》提到，从1989年起逐渐在圆明园周边形成的自由艺术家村落，是当时中国最先锋和前卫的地方之一，但世妇会当年五月，警察不断驱赶驻扎艺术家，拘捕多人。

 

大会召开前，因北京街头巷尾有传言“有女同性恋要当街裸体游行”，政府特地让女性安保人员准备白床单，如见有人裸体游行就用床单包裹。世妇会召开期间，当时活跃的北京男同志吴春生因举办同志聚会被拘禁多日，大会结束才释放。

 

此外，为保稳定，原定在二环工人体育馆举办的NGO平行论坛，临时被搬到郊区怀柔，引起全世界的抗议之声。

冯媛提醒： ‘世妇会时并不是只有凯歌和玫瑰。带着玫瑰色的滤镜看，无法认识真实的历史，也无法认识真正的当下。’

冯媛记得每个NGO论坛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入驻，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收走任何“不合时宜”的纸张文字。作为记者，冯媛在外国与会者下榻的宾馆大堂逗留，想搭讪外宾好写稿子，结果被两名安保人员带到房间，严加询问，好半天才放出去，错过采访时机。

 

报道字眼也受到限制。“当时中美关系交恶，（官方）规定不要报道美国参会者。但与会者并不会在头上贴上国籍标签，有的记者只好张口就问人家是哪国人，遇到美国人就借故离开，谁知美国来的NGO代表人数太多，避都避不开，如果都不写，稿子就没米下锅，版面怎么填呀？”冯媛说，“绞尽脑汁，后来只好把美国改为‘北美’了事。”

 

有感于近几年不少人感慨中国公民社会空间收缩，看不到出路，冯媛以世妇会例子回应，“过去的好时光“可能只是选择性认知。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找到路。

 

“我其实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先生当年总说我不像。虽然凡事首先看得到困难和阻碍，但总不能躺在床上等死。”她说，“充分估计到困难的影响，设想最坏的可能，然后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