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庄梅岩这样总结她第一次聘用外佣的经验︰“雇主和外佣确是复杂而奇特的关系，需要距离，也需要智慧。”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住着近40万外佣。来自异国他乡的女子，因一张雇佣合约挤进家居环境狭窄，生活节奏繁忙，亲子关系紧张的香港。香港外佣制度曾被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斥为“现代奴隶制度”。备受争议的制度下，实践“互相尊重”何其艰难，肆虐全球的疫情，更一次次把法理和人性推往脆弱边缘。每扇家门后，都有一个故事。 为免惊动雇主，她打开水龙头，一边洗碗一边流泪 新年伊始，合家团圆的时刻。趁雇主一家在餐桌享用晚餐，Linda在厨房偷得片刻空闲。前几个星期，Linda周日假期去中环环球广场，排一上午队，将一大袋新年礼物寄回菲律宾。寄件回乡不算重量，只计件数，因此她把红白蓝胶袋塞得满当。没有华贵礼物，只有日用品、廉价衣服和玩具，还有仿冒名牌球鞋和手袋。想到儿子和母亲收到礼物的表情，Linda的心情在一年灰暗后总算些欣慰。 2020年对Linda来说，是艰苦不同寻常的一年。在港完成第一个两年合同期，她却因席卷全球的疫情，无法回菲律宾休假。同在香港务工的姐姐Ruby却因患淋巴癌，不得不回乡修养。送走姐姐，她松了口气，又不禁提心吊胆。而今晚的她，格外不安。 晚餐结束，Linda准备收拾餐桌，却收到噩耗，忍不住在厨房哭了出来。为免引起注意，Linda打开水龙头，一边洗碗一边默默流泪。早上和姐姐通话时，她还不知道Ruby已在弥留之际，只听姐姐用虚弱声线说：“我好累。” Linda和Ruby都是外籍家庭佣工，也称外佣。港府自1970年代初准许输入外佣来港工作，协助本地家庭料理家务、照顾家中老幼，而释放本地劳动人口潜力。如果没有30万外佣，香港经济大概难在80年代起飞、发展，外佣使数以万计香港妇女得以自由进入劳动市场。“亚洲四小龙”另三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外籍佣工也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准入条例，同样使用“客工制度”（guest worker system）聘请外佣。 香港法例规定外佣需与雇主同住，也称“强制留宿规定”。 据入境处统计，外籍家庭佣工数量逐年递增。2019年，香港有399,320名外籍家庭佣工，占劳动人口10%。当中一半来自菲律宾（55%），另一半来自印尼（43%），其他地区占2%；多为女性。自2019年9月28日起，法定外佣最低工资为4,630港元。雇主亦需提供免费膳食，或每月不少于1,121港元膳食津贴。工作准证一般为两年，除外基本无其他申请长期居留的方法。 政府为规范市场，订了劳工法例。《雇佣条例》（第57章）及《雇员补偿条例》（第282章）规定，外佣与本地雇员享有同等保障，如工资支付、每周休息日、有薪法定假期、有薪年假、生育保障、疾病津贴、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等。此外政府订立的《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受雇期间生病或受伤，无论是否因受雇引致，雇主须提供免费医疗。 “无论是否因受雇而引致，雇主须提供免费医疗。”Linda没想到来香港后，最滚瓜烂熟的英文，是《合约》中这句。好几个夜晚，她把《合约》看了又看，想找出更多坚持下去的理据。她差不多忘了，半年前，飞机降落在赤腊角，她与接她的姐姐Ruby在机场相拥，对新生活憧憬和兴奋。那晚，Linda在新雇主家中无法入眠，起身开手机，把Facebook照片换成和8岁儿子的合影，个人简介改为“I am a strong mom for my son.” Linda没想到，她首先要为姐姐变得更坚强。 震惊国际的现代奴隶制度 Ruby大Linda十岁，2000年初赴港打工，资助家庭开支。十多年来Ruby换过三个雇主，照顾过老人、新生儿或普通家庭。据Linda所知，Ruby在最后一任，就是一年前，才遇上好雇主。 换雇主不是容易的事。多数雇主不愿请“断约”外佣，更愿雇佣年轻、初来港的“新约”，认为她们更单纯、听话。因此外佣一般不轻易换雇主，遇上不好的雇主，通常忍耐熬过合约期，而非“搏炒”。Ruby也是善忍耐的。她告诫Linda，不要当自己是家庭一员，少吃、少用、少拿，雇主才喜欢。她第一任雇主，独居老太太，每天午餐只给Ruby两个水煮土豆，她也敢怒不敢言。 外佣被苛待甚至虐待屡见不鲜，找到待自己如家人的雇主何等幸运。2013年，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了印尼家佣在港受剥削虐待的报告。报告显示，不少印佣每天平均工时17小时，有时甚至不准放假；每月仅2,000至3,000元薪酬，低于法定薪酬4,010元；有人甚至没有床铺，要在浴室睡觉。97名受访印佣中，三分之二表示曾遭雇主身体或精神虐待，包括不停被辱骂是猪、狗、垃圾，遭男雇主非礼、性侵更时有所闻。 2013年8月，一对夫妇被控两年内不断虐打印佣，8项罪名成立，分别重囚39及66个月；一年后，印佣Erwian被揭发多次遭雇主殴打甚至禁锢，并克扣工资，八个月只获6000元。一连串事件激发外佣、劳工和捍卫外佣权益团体连番示威，涉事雇主被裁定伤人罪等18项罪名成立，判监6年。香港外佣制度蒙上阴影，《时代》杂志形容“印佣是香港的现代奴隶”，震惊国际。 Linda相信，姐姐在前几任雇主家的高强度工作和糟糕膳食，是诱发患癌的原因。Ruby在2018年中开始感到不适。初时只是长时间肌肉疼痛、莫名困倦，后演变成全身痛到直不起腰。她以为是照顾新生儿日夜颠倒所致。直到一天，她昏倒在雇主家。雇主催促下，Ruby去了公立医院，又转至沙田的私立医院检查。几个礼拜后，医生告诉Ruby，她患了淋巴癌，已第三期。癌细胞已扩散，需立刻化疗。 这对Linda来说晴天霹雳，与姐姐每周日前往教堂礼拜的记忆历历在目，转眼就被现实取代。但她依旧乐观：她感谢Ruby雇主的支持——他们主动付了医药费（香港公立医院对外佣提供获资助的公营医疗服务，雇主更被鼓励为外佣买医疗保险），减了Ruby工作量；及自己雇主的理解——他们同意Linda在家中为Ruby煮食，工作日请假去医院送餐。 化疗一半，Ruby头发开始掉落，体力日趋虚弱。她无法继续工作，只能请病假，从家里搬出。法例规定，外佣最初受雇12个月內，每服务满1个月，才可累积2天有薪病假。Ruby得到外佣支援机构帮助，住进西营盘庇护中心。宿舍有其他需医疗援助或怀孕的菲佣。Linda逐渐奔走西环和沙田之间，支持姐姐的治疗。 2019年圣诞，Linda的雇主送了Ruby一顶棉帽。Ruby高兴地戴上，在中环和Linda拍了几张照片。姐姐的病情有所好转。 2020农历新年，医生允许Ruby回去工作，但叮嘱不能太操劳。“许多癌症患者经过治疗是可以康复的，而且可以重新工作。”Linda自豪地告诉自己的雇主。 挣脱父权牢笼的女性雇主，未其他女性捆上枷锁？ 嘉怡在疫情席卷全球初期，发现自己怀孕了。亲友劝说，如果不想牺牲事业，最好请外佣照顾将出世的孩子。 身为传媒工作者、自认女权主义者的嘉怡，第一反应是拒绝。 她看过一篇报导，讲外佣为来港工作，被迫缴付最少7个月月薪为招聘费，每月被扣金额可达3000。这一做法广泛存在，违反香港法律，更令许多外佣身陷财困。印尼移工工会调查发现，70%于香港工作的外佣第一份合约期间负债，三分一的家庭佣工工资少于最低工资，更有个案月薪仅得2000港元。由于恶性债务循环，许多人被迫忍受恶劣工作条件，无良中介和雇主则利用这种情况继续压榨。 嘉怡无法想象自己成为剥削系统的共犯，挣脱父权牢笼同时，把枷锁捆在其他女性身上。这是不是自我中心的女性主义，让中产阶级妇女心安理得罔顾其他女性的权益？ 新加坡女性组织“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指出，女性聘请家庭佣工是为达到“配偶平权”（spousal egalitarianism）。女性进入职场后，聘请他人处理家务，夫妻可同时继续上班，无需为谁打扫房子而争吵。由于外佣在私密环境工作，雇主会将外佣当作私人财产，认为自己一次性购下佣工的服务和时间，而佣工失去的是能让她休息、获得安全感的家。 把家变成工作场所，让嘉怡不安；然而兼顾家庭、工作的愿望，却令她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家中引进陌生的异乡人，她又感到忐忑。坊间也不断传闻外佣的怪行或恶行，如锅里煮袜，在汤里“加料”报复，也让她想象，如请到麻烦外佣有多么可怕。而看到虐佣个案，她不禁自问，自己会否踏上刻薄外佣的不归路。 嘉怡在朋友介绍下，进了雇主创办的Whatsapp群组。 在香港，类似平台非常多。“亲子王国”论坛有专门板块提供聘请外佣的“入门信息”。Facebook有专页让雇主发表咨询甚至投诉。坊间也有不少私人通讯群组，多是自愿加入的妈妈，互相出谋划策。每天都有人抱怨，自己的外佣怎样“难教”，“搏炒”，而所有雇主闻之色变的，是一句“菲佣怀孕了”。 法律规定，受雇满40星期的外佣怀孕，将享受14周有薪产假。雇主如若解雇怀孕外佣，或被检控，最高罚款10万元。 “外佣怀孕，雇主买单”，是大部分雇主的心态。不少香港人将外佣在港产子，甚至获得居港权，视为鹊占鸠巢的威胁；而帮外佣搞居留权，就是现代“吴三桂”。十年前外佣居港权司法复核案，引起巨大社会讨论。2010年，外佣Vallejos认为《入境条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香港永久居民”的规定，提出司法复核，希望推翻规定，使在港居住满七年的外佣有资格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次年9月，高等法院原诉庭裁定相关条文违反《基本法》。这意味着，所有在港连续居住七年的外佣都可成为永久居民。 判决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相信，一旦成为案例，数以十万计外佣及子女、家人就取得永久居港权，认为将动摇外佣准入政策，甚至改变香港人口结构。但许多外佣组织和部分香港政党、市民则对裁决表示欢迎。 几日后，港府对初审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3月，上诉庭裁定《入境条例》没有违反《基本法》，初审判决被推翻。外佣不服判决，上诉至终审法院。2013年3月，终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词认为外佣居留性质不符合基本法第24(2)(4)条“通常居住”的定义，即便居港满七年，仍不获永久居民身份。两年多的外佣居港权争议画上句号。 所有“外佣家规宝典”，情急之下都被跑到脑后 嘉怡一开始打定主意请菲佣。她觉得菲佣英文较好，饮食习惯不像信奉伊斯兰教的印佣“麻烦”，也听群友不止一次说过，“菲佣没有印佣那么‘笨’”。 群主提供了公式化模板，教新晋雇主订立家规，广受群友推崇。原则包括： 绝不聘请“断约”外佣，哪怕有前雇主推荐信。（十有八九是假的） 绝不聘请过矮、过胖、过于年轻的外佣。（矮、胖工作效率低，年轻的心不定） 绝不聘请丈夫在香港做工的外佣。（以防怀孕） 绝不聘请亲戚已在港做工的外佣。（会从亲戚那知道怎么偷懒和骗雇主） 绝不借钱给外佣，也不能让外佣用雇主地址外出借钱。 外佣做错事，要写检讨并签名，且按比例扣钱。（浪费水电、忘记做家务、清洁不干净、打烂东西等都可责罚。第一次罚200港币，第二次罚400港币，第三次解雇。） 外佣不能对雇主说谎。 发现外佣偷东西，立刻解雇并报警。 解雇外佣时，一定要拍片记录，并让外佣写辞职信。（避免外佣抵赖，诬陷雇主无理解雇） 一定要让外佣在周日放假，让她们与朋友有相聚的机会。（外佣应拥有合理和有效假期。如在周六放假，她们会失去不少社交机会。） 群主还提供家规和工作日程范本，提醒群友一式两份，让工人上班第一天签字，以正家威。“凡事都要用雇主和雇员的角度去思考。”群主叮咛，“你带入一下你和你老板如何相处的处境，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不少群友表示，按群主的方法，成功把外佣调教成合适的帮手。嘉怡发现她也被“洗脑”了。以往她觉得不让菲佣同桌吃饭很不人道，现在告诉自己，这张桌子不是菲佣的桌子，是工作场所的桌子。“你会喜欢天天和老板吃饭吗？你一定会找个借口自己躲在办公桌上吃外卖吧！” 嘉怡武装完毕，却没料到疫情打乱了准备。菲律宾确诊个案居高不下，许多到埠菲佣测出阳性，刚下飞机还没进雇主家门，就转向隔离中心。中介向雇主收额外隔离费用，群里开始分享隔离酒店名单和价格。有群友把回乡休假的菲佣炒了，不想付昂贵隔离费，宁愿本地再找。也有妈妈把忘戴口罩出门的印佣关在门外，最后印佣需报警求助。 嘉怡把标准全忘了。她匆忙接受中介推荐的断约菲佣，见面还发现她个子有点矮。中介保证，这是个可靠人选，“Jane的上一届雇主太坏了，她忍不住才辞职的。” 嘉怡只能把群主告诫抛到脑后，把Jane带回家。 疫情之下，更失去支持的外佣 Ruby不得不搬回庇护所。她刚结束化疗，是肺炎病毒易感人群。Linda又开始奔波。这次，她乐观不起来。Ruby合约将满两年，她认为续约机会不大，如不获续约，将无法获公营医疗服务。“一天就要5,000块，”Linda垂泪，“我没有这样的钱。” 她劝Ruby约满后返菲。“你的雇主不是开善堂的，他们已经为你做了够多了。”Ruby却坚持自己还能工作，生气指责妹妹嫌她累赘。最后姐妹相拥而泣，Ruby说，“我还不想死呢。” 此时香港迎来第三波疫情，多个外佣宿舍爆发群聚感染。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多数确诊外佣都住雇主家，假日到宿舍逗留，个别求职外佣就在宿舍居住。每名外佣都牵涉一个家庭，有些还涉婴儿、老人家，政府难以掌握所有密切接触者。 Linda私下打零工，帮几户人家做清洁，也因疫情搁置。她知道私下做工违法，抓住可能遣返，但她寄望赚多些钱，可为姐姐买回乡机票、缴付在菲隔离费用、准备数月药的愿望，也落空了。解除合约后Ruby辗转到另一家庇护所，失去收入，面临断粮断药的窘境。 疫情进一步暴露香港外佣制度的不足。缺乏支持的外佣被边缘化，失去工作就得面临孤立境地，这令他们易受剥削，亦无法与家人团聚。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2020年4月至6月初共访问427位菲律宾、泰国、尼泊尔及印尼外佣，结果显示，逾8成外佣表示疫情期间受更多歧视，包括街市、街道，甚或雇主家中。逾8成受访外佣表明缺乏以其母语提供的防疫信息。访问又发现，并非所有外佣于14天隔离检疫期获发工资，亦有部分未获雇主提供口罩等防护装备。 专为边缘化社群提供倡议及法援的香港非政府组织及慈善机构Justice Centre的政策及研究主任李知乐表示：“整个系统并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及尊严而设的。所以当遇到疫情这种情况时，系统对外劳的剥削就会格外明显，而外劳的处境亦更脆弱。”至2021年1月，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为全港外佣免费提供病毒检测，但未为失业外佣提供任何财政或医疗支持。 2020年入冬，Ruby状况急转如下。Linda把姐姐送到机场，Ruby带着只够三个月的药，搭上回不了头的航班。 真实外佣们的样貌：高中以上学历，掌握两门语言 嘉怡决定退群，每天看到对外佣的抱怨让她不安。更重要的是，她发现模板不是万能的。Jane就是个例外，她是断约工人，但她勤快、聪明，珍惜嘉怡给的工作机会，英文也不错。许多外佣有高中以上学历，掌握包括英文、粤语和国语在内的第二语言。Jane喜欢摄影，休假都外出采风，嘉怡女儿满月宴摄影也是Jane操刀。 外佣改变这个城市，也被这个城市改变。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Muico访问近百印佣，讶异发现，残酷的剥削和虐待，跟某个层面的解放，同时在他们身上发生。Xyza Cruz Bacani是菲律宾外佣，曾在港工作近10年。在前雇主帮助下，她走上摄影之路，今已完成学业，开了个人影展。 圣诞前夕一个周日，嘉怡路过中环。在环球广场，她看到外佣互相帮助，把一箱箱纸箱打包完毕。小食店、服饰店、兑换店和物流点，嘉怡从未发现中环有这么多供菲佣消费的地方。她转往皇后像广场，一群菲佣在行人区排练舞蹈。转去汇丰银行外，菲佣三三两两，席地而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除了外佣，她们也可以是诗人、发型师、舞者、工会领袖……中环在喧闹中折叠了，这是菲佣的中环；毕竟，首先占领中环的，是她们。 嘉怡还没退群，群组却先解散了。群主给每个群友发讯息，说，设群本意是帮助聘用外佣的妈妈解决疑难，所有人都是志愿无偿。然而，不断有人把群当发泄、抱怨场所，而非听意见、解决问题的管道。更有人外泄聊天记录，群主也被描述成教雇主“对付”和“刻薄”外佣。为免再暴露私隐，决定解散群。她强调：“我并不是要刻薄工人，我从头到尾都要求大家用雇主对雇员的心态来对待工人，赏罚分明，按章行事。这样双方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特别是雇主，在雇佣条例下，我们其实是不利的一方。” 立法会议员提问记录显示，2010、2011及2022年，审裁处分别接获556、508及446宗外佣对雇主提出的申索。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2019年调查发现，在调停中，外佣最终平均仅获得四成赔偿金。个案多涉及拖欠薪金、有薪假期等。申索平均需时58天，期间外佣无法工作，不少人因财政问题最终接受雇主建议或撤诉。 嘉怡没再加入类似群组。这天，她看到Jane帮女儿换尿布，问：“你照顾孩子的经验是从照顾自己孩子中学到的吗？”Jane回答：“不是，我儿子1个月的时候我就离开他出来工作了。”忍住泛起的泪，嘉怡望着同一屋檐下的Jane。她想，我们不过是两个女人，正努力为孩子赚得更好将来的两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