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3日在香港机场的反修例示威运动中，《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被香港示威者视为内地间谍，并遭到禁锢。当时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令他成为内地民众心中的“民族英雄”。康复后的付国豪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也很快回到了正常的工作中，刻意保持着低调。
事件过去一年多，2021年4月下旬，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发文称，付国豪因为收入及经济状况难在北京安身，而选择离开环时。“离开北京、离开《环时》、离开老胡，对于付国豪是一件痛苦且无奈的选择。”文章中，他指付国豪在《环时》已近3年，和同事合作愉快，但年届30的他“收入及经济状况很难在北京有一间属於自己的安身之所”，且年迈父母也无法允许独子在北京漂泊，决定让他离开北京和《环时》。贴文最后的配图是付国豪与《环时》总编辑胡锡进以及香港“光头警长”的合照。
其实，和2019年铺天盖地的英雄刻画相比，付国豪的最新动向并没有在内地的网络空间产生太大的回响。在声量不算太大的讨论中，有人不理解为何不能给“民族英雄”发一套房：“白挨打了，国家就不能为有功之臣奖励一套房子吗？”；有人对一个普通记者在北京的生存难度表示理解；更有声音质疑付国豪爸爸的发帖动机：“奇怪了，自己没能力就怪国家？当初多少内地人民支持他，他爸这话什么意思？怪国家房价高？”
北京不相信眼泪
犹记得2019年9月，《环时》内部召开了“香港报道表彰会”，付国豪获得10万人民币奖金，总编胡锡进当时指付国豪收入一直不高，在北京租房住，希望奖金给他带来运气。胡总对他的美好期许，便是“能在北京买楼娶妻”。
虽然胡锡进说过：“环球时报里几乎都是外地人，大家工作一些年以后绝大部分也都买了房。报社的一位司机今年四十多岁，他19岁就来了，后来咬牙贷款买房，几年前成功实现在北京积分落户，一家人有了北京户口。”但是家境普通的付国豪，却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实现这个美好的夙愿。
当代中国似乎总有“大量的个案”，会陷入这种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轨的“胡锡进困局”。
中立、客观、全面的胡锡进辩证法，便是善于运用各种刁钻的姿势，从一件件本来算是负面的事情中找出正面价值，加以抛光打磨，让其洁白如洗。但往往大部分人在没等到正面价值的时候，便已经深陷在负面中。而关于年轻人为什么不能买房的原因，胡总早就在今年2月准备好了：“到个人层面，一个人在已经确定的人生环境中，实现改变和上升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倍努力。不消极，不懈怠，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比抱怨社会至少是一种积极的信仰和实践，会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帮助。”
简言之就是，“买不起房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
从报道中我们知道，原来付国豪的工资不过是7000左右，还是税前。他租住在朝阳公园南门一个很小的平房小屋，租金大概1000出头。再减去交通、餐饮杂费，试问家境普通的付国豪究竟要多少年才能买得起数万一平米的房子？一套房难倒英雄汉，纵然是十万奖金、奋斗十年也填不了这种落差。
其实北京也是平等的，它会平等地辜负每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毕竟按照胡锡进的逻辑：“如果人人都平等了，那就没有真正的平等。”2017年时，这一年北京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对“低端人口”的定点清除，从作为体力工作者的农民工、快递员、清洁工，到作为脑力工作者的大学生、记者、教师，没有北京户口都可能成为被驱逐的“低端人口”。很多记者早上工作时还在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晚上可能就是业主通知立刻找房搬家卷铺盖走人。天津户口的付国豪当时大概还在总部位于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受到影响？
他作为“民族主义小报”记者，做了什么呢？他作为“民族英雄”的身份，又带给他什么呢？
行政的歧视之外，还有资本的围猎。2020年蛋壳公寓一夜间暴雷，在北京霎时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寒风中被银行催款，被房东赶走流离失所，甚至卷铺盖睡大街。有着记者梦的付国豪有没有关注，还是甚至有自己的朋友就深陷其中呢？
外界注意到环球时报社今年2月时公布的“持有记者证人员名单”，当中并没有付国豪的名字。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多年做着新闻工作，却并未成为国家承认的“记者”，也更无缘福利更高的“编制”内工作。
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但北京会很快忘记他，因为北京不相信眼泪。
历史的糊涂账
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帖文最后说，“2019.8.13，成为了历史，《环时》成为了过去，而他的目标不会失去，他的脚步依然坚实。”付爸爸这句话说得似乎有些武断，《环时》可以成为付国豪的过去，但是2019年8月13日，则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被定义成“历史”。
今年一月，香港法庭将打伤付国豪的3名示威者重刑宣判，判囚4年3个月至5年半，是目前为止，反送中运动的最高刑期。香港法庭还了付国豪和他的支持者一个解释，却没有解释仇恨的脉络，那么显然诘问和质疑仍然存在。更何况，香港的争议并没有因为《国安法》的实施而终结，隐含的对峙仍然没有停息，仇恨和伤痛也延宕至今。
付国豪好像也一直没有在公开言论中回忆起当时他被殴打后，立刻赶到他身边的香港的民间义务救生员，他们当中也许有人在理工大学被捕，或将面对警察控罪。而他也没有记起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也在尽力保护他，更向示威者说：“你唔好行私刑，你叫佢道歉，你叫佢‘跪低’，你叫佢平反六四，但你哋咁样行私刑，系唔得嘅（你不要动用私刑，你叫他道歉，你叫他服气，你叫他平反六四，但你们这样动用私刑，是不行的）！”
如今，郭家麒因为去年立法会选举的的民主派组织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仍未获得保释。
中国在历史上的糊涂账很多：付国豪外祖父经历的朝鲜战争，是抵抗侵略，还是被朝鲜裹挟？军人的牺牲是否值得？付国豪父亲经历的中越战争，是主动出兵，还是自卫反击？军人的牺牲是否值得？对付国豪来说，那次被绑和被殴的经历意味着什么？他又是如何看待和反思自己在反送中运动中的定位呢？他作为“民族主义小报”记者，做了什么呢？他作为“民族英雄”的身份，又带给他什么呢？
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大量的直播紧密而持续地将抗争现场呈现在港人面前，从和平集会到暴力对峙，港人时而在街头奔走呼号、时而在手机屏幕后咬牙切齿，人们尤其对于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和8月31日警察在太子站打人事件记忆犹新，大量冲击性的暴力画面在直播镜头的呈现下，让港人情感的穿梭和联结变得尤为强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抗争运动的走向。
对于长期接受单方面叙事呈现的内地观众来说，这种冲击则来自于8月13日在香港机场，大量示威者将《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视为内地间谍，并将他禁锢、殴打的画面。这一事件直接将中港两地舆论完全撕裂，香港反修例运动对于内地人来说再无任何讨论空间，而在香港则早有了“不割席”的统一观点，即哪怕不认同暴力行为，运动支持者也并不与前线示威者分化。
自那年六月以来，整个内地的舆论战可谓如火如荼，单方面渲染示威者暴力行为，并将问题简化为“港独”的策略，挑起和集中了内地对港的仇恨情绪；同时也塑造不少政治冷感民众对“香港乱了”的认知。而抽离事件背景的暴力冲突画面，可以瞬时调动内地观众的情感，甚至自动且迅速地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中国渲染开来。付国豪的“受难”便是火上的一把猛油。
其实我想付国豪本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在这巨大冲突中的位置，也应该明白自己在中共庞大宣传机器中扮演的角色。他无意却也有些必然地卷入了香港运动的风口浪尖，也是在示威者和中共尖锐对立的情况，付国豪成为了宣传体系和特务体系的“替罪羊”，而部分激进的示威者将他“非人化”，把来自远方的敌意和愤怒倾泻在他的身上，而他本人似乎也在之后乐于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转而服务回中共英雄塑造的大戏。
示威者将付国豪捆绑并施以拳脚的画面是能够引发充分情感想象的，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是“受难的耶稣”，对内地民众来说可能就是那些如李大钊、刘胡兰这些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他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成为中国从在上的宣传系统到在下的民间舆论最多转述的声音，如人民日报所言：“喊出了近14亿人的心声，做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有的样子。”
然而他后来的个人遭遇，却是后来北京各种结构式问题的综合体现。与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有限讨论对比，是不少香港媒体对付国豪父亲的帖子的报道；也有评论嘲讽付国豪，认为他是被《环球时报》用完即弃。
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尽然。对于非户籍流动人口来说，是比较利益诱导着他们向城市流动；然而国家结构性政策限制、城市暴力治理策略和资本“士绅化”的城市发展，塑造了系统性的对外来人口的围剿。付国豪的离去，不过也是众多大城市返乡青年的小小缩影罢了。
付国豪作为符号的时代差不多要结束了。然而，也许北京会忘记付国豪，但是他爱的香港并不会忘记付国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