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自1952年第一次高考至今，已经过去了69年。 1952年高考，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质的联考，时间为8月15日-17日，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新人新事》和《我投入祖国的怀抱》，共有7.3万学员报考，而全国高校共招收了6.2万学员，录取率高达91%，也是中国高考史上最高录取率的一次高考。 《长江日报》曾经采访过1952年高考的考生丶武汉市第一医院眼科教授张新康。他回忆起当年放榜与现在不同，是先登报公告，然后才接到录取结果。 “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我在上海，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哪所大学。因为当时全国录取名单先由报纸公布，后寄发录取通知书。我担心从成千上万的名字中找不到自己，所以也就不找了。是同学查到以后告诉我的。” 这种高考模式从1952年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中断，全国知识青年下乡；然后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对于中国大陆的每一代人而言，所以赋予的意义和内涵都有所不同。 歪脑记者采访了60后丶70后丶80后丶90后和去年刚高考完的00后，由他们第一身的经历述说，高考对他们的人生进程影响。 60年代 1977年第一届高考生：高考意味着重生 1977年，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时，不到20岁的李玥差点哭了出来。她出生在1959年，整个童年和少女时期都在文革中度过。与所有家庭成分不十分“优秀”的知青一样，李玥以为自己要一辈子都呆在农村。 “当时，考上大学可以说是我们这些知青回城的唯一一条路。”李玥回忆道，“所以几乎身边所有的知青都开始备考，无论考不考得上，都想去搏一搏。” 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中国大学的录取方式，也从1952的联考制度，变成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而在1966年-1971年这段期间，由於文革兴起，地方政府瘫痪，所以大部分地区高校处於未能录取学生的空白期。一直到1972年，大部分学校才逐步恢复这种推荐和选拔为主的招生方式，也就是“工农兵学员”，这些工农兵学员，有十分严格的政治身份审查，那时候是不需要经过考试的，全部由部队或者组织推荐上大学。 第一届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时，一开始也并非所有政治面貌都能有幸参与。首先政治审查一关就刷掉不少人，而一开始还有“提名制”。一直到1977年7月，邓小平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发言，完全推翻了十六字方针，提出了两个招生的要点，其中一个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关於高考招生方法的会议，一直到1977年的10月才最终落实，放宽标准到：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李玥才能够成为1977年高考大军中的一员。 “第一次高考，我没考上，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李玥一共考了3年，才考上大学。而这是他们知青中的常态，甚至2-3年就能考上大学，在同学中已经算是学霸了。“报考人太多了，还有66年那些‘老三届’，但是录取率很低，第一届高考就能考上的真是精英中的精英。” 李玥认为一句形容高考说的非常贴切：“千军万马过独木舟。”根据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有570万人，然而只有27万人录取，录取率约5%。到了1978年至1980年，录取率略微上升，但也只有8%左右。 但是只要熬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整个人生的改变，一下从乡下知青变成社会精英。“考上大学以后出来工作，你会发现整个社会都不一样了，所有人对你都很恭敬，认为大学生是一个光环。以前小时候很羡慕那些政治成分好的家庭出来的孩子，结果读完大学出来工作以后，重遇儿时的玩伴，变成他们羡慕我了，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可以说完全阶级调转，以前是我仰望他们，变成他们仰望我。” 除了能离开乡下，把户口迁回城外，另外一个对当年年轻人的诱惑就是找到工作。 “你不会想象得到，当年找一份工作有多难。卖菜的，当清洁工，糊纸盒子，这些你们现在看不上眼的工作，在我们那会儿就是香饽饽。连这些就业机会都少得可怜，但是一旦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分配工作，那可是铁饭碗。不管钱多钱少，至少收入稳定，所以大家只要能报名的，都会去试一试。”李玥考上了医科大学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医院当医生。 提及同龄的其他人，李玥不由得说起了小学时候的班长，由於文革因素，小学的班长选拔最主要还是看家庭成分。当时她们班的班长是根正苗红的工农阶级出身，全家三代成分都很好。李玥笑说：“那曾经是我最向往的家庭环境，那个女生也是我们人人羡慕的对象。”高考开放后，班长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但是没有考上，随后她放弃了考试，去了父母的单位成为了一名工人。她没有逃过80年代末下岗潮。李玥与班长大学毕业不就再次相见，曾经耀眼的女孩成为了最不起眼的一员，而曾经臭老九的女儿却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大学生。 “那一次我感受到了时代的荒谬感，在我10岁那年，是永远不会想到10年后，因为一场高考，让我有了角色调换这样的一天。”李玥这样感叹。 李玥的31岁女儿也经历过高考。女兒高考时，母亲比她还紧张她会不会有心理压力。“我妈那会儿天天念叨什么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走独木舟’，我还心想那里有那么夸张，”李玥的女儿笑说，“如今听她一说，倒理解了。” 她的女儿高中是一家省重点中学，基本上95%的学生都能考上大学，其中一本的录取率高达70%。李玥的女儿笑说，面对高考，她和母亲年轻时面对的压力完全不能比。毕竟当时她的压力只在于能上985还是211，而母亲则是面对整个人生的转折。 对于大部分参加高考的60后来说，高考切切实实地应验了那句话：“读书改变命运。” 70年代 经济腾飞：大学生有什么值钱的？ 75后的永哥对于高考的态度则有大大的不同。永哥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县城，93年参加高考，当时中国经济腾飞，大量中小企业雨后春笋一般在江浙一带崛起，许多国有企业也纷纷转私营。而当时公务员的薪水却没有随着这波经济腾飞一起起飞，所以对当时的永哥和他周围的年轻人来说，考大学并不是一件吸引力很高的事情。 永哥高考落榜后，没有再次复读，一直跟着家里做生意，如今是当地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他的生活水平一直比同龄人要好些。他并不认为高考的成败，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给我家端盘子的服务员，薪水都比大学生出来分配的工作高。当时我记得我家开了个歌舞厅，我们服务员小妹，每个月加上小费的收入能有1200元，而大学生？当时有个师兄考上大学了，出来工作的收入好像是800元。” 提及那个年代，60年代的出生的李玥也深有同感。李玥当了几年医生，在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家中却日渐拮据，捉襟见肘。“当时家里太难了，父亲癌症走了，孩子还小，家里欠了一堆债。我的薪水一个月才几百块，刚好遇到一个台湾亲戚入陆投资，就咬咬牙跟她下去闯荡。当时在广州，我的薪水是2000，比在内陆当医生多多了，也解了燃眉之急！”那是1990年，台资入陆，她南下广州，给第一批台商当助手，然后一步一步晋升成为经理，从此再没有从事和医学相关的工作。 同样身为75后的成哥，是95年参加的高考，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成为了全家的光荣。“刚考上的时候很荣耀，因为那会儿的大学生是真的少，哪像现在大学生满地都是。而且我们家三代人，我是第一个大学生，我爸简直觉得这是要光宗耀祖了。” 结果大学生成哥并没有再成为父亲的骄傲，反而他周围没读大学、参与经商的同学要比他赚得多。 “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就后悔了，感觉4年白读了，同学中学毕业出来打工赚的比我多多了。”成哥说，“我爸那会儿再也不提骄傲什么的了，就天天问我赚多少，后来给我问得烦了，就辞职跟了一个老同学一起做生意，算是赶上了波末班车，也幸亏是赶上了。”成哥从事小商品贸易，自称薄有家产，他说起同届的同学，一直当着公务员，现在和他已经是两个收入阶级的人了。 当笔者问及自己是否后悔考大学，成哥却说：“不后悔。大学给与的东西，有时候不止在于钱，而是眼界。等你真正下海经商了就会知道，读过大学和没读过大学的人，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成哥说自己只是一个下海经商成功的幸运儿，对比其他中学同学，除了少部分经商有道的，从长远发展看来，读了大学的还是比没读大学的混得好。“很多人一开始认为学历不重要，但是在体制内或者现在一些大企业，等混到中高级就会发现，学历就是一道卡住你往上走的门槛。比如刚才说的公务员同学，他也仅仅是不如我而已，这几年混的也比大多数没有读大学的同学好。” 他坦承大学生的身份在经商期间也给与了不少便利。“那会儿刚出来创业，大学生的身份很好用，毕竟比较稀少嘛。合作方知道你是大学生，也会高看你一眼，我出去谈事都比合伙人出去谈会顺利些。” 80-90年代 全民高考：不高考一定吃亏，但高考也没有阶级跨越 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书，这份建议被中央采纳，很快制定了“拉动内需丶刺激消费丶促进经济增长丶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1999年，招生增长速度达到了47.4%，总数达到159.68万人。随后几年的扩招率持续增长，到了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的在校人数超过了1000万。 李玥的女儿陈萌出生于1989年，08年参加高考时，即便扩招节奏已经开始放缓，她所在的省重点中学，高校本专科的录取率还在95%以上。正如前文她所言，母亲高考的压力在于能不能从此走上不一样的路，而对于陈萌，高考的压力只是上985还是211而已。 “我在学校里不算最拔尖的学霸，只算中上，大概就是属于一本是肯定能上，但是985未必能上的那种。”陈萌说，“当时压力来源更多的是在父母身上，以及同学老师的眼光吧，因为觉得考差了会很丢脸。至于前途，似乎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这一代人被父母保护的太好了，在17.18岁时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所以对于就业压力，还是未来选择，都没有那么明确的危机意识。” 95后的Andy深有同感：“我虽然不是个学霸，也就混了个二本，但是真没太考虑未来的事。当时没想那么多，可能就担心一下，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好不好找工作吧。” 他回忆起高三，说当时的自己对前途和未来一无所知，像一只无脑跟风的蚂蚁，跟着大部队一起冲刺高考。 “每天就一个目标，那就是高考，但是为什么高考，其实那会儿的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大家都在说，要高考，要考试，高考很重要。老师、父母和同学，所有人都很紧张，好像不紧张的就是异类，所以我也跟着一起紧张，一起好好学习。” 出生在1985年的艾先生，就是Andy口中的“异类”。“我对高考完全不紧张，就是瞎混，因为知道我就算考成啥样，我爸也能给我想办法找到出路。” 艾先生家境富裕，父亲还有一定人脉和权力，从小到大几乎没为“前途”两字发过愁，在他看来，高考就是走个过场，参与一下，以后的路父亲自会为他安排好。 他后来出国留学，回国后自有际遇，如今不靠父亲，在北京也置业成家，算高收入人士。在他看来，高考是用智力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或许给与极少数高智商人士阶级跨越的机会；但事实上，由于整个社会的执政问题，财富和权力不可能外放给非当权者的“外人”，所以在他们的年代甚至以后，大部分人出生时，已注定了所在阶级。 “这个世界永远不是公平的，每个人一出生已经写好了大部分的剧本，高考只是一个看似公平的选拔，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过是走个过场，该处在哪个位置，是靠他们父辈去决定的。毕竟60后和70后，才是赶上了整个社会变革的那一批人，他们奠定的基础已经很难攻破。我们这些80后和90后，除非特别顶尖的人才，否则很难在固有的阶级上有所发展。” 对于高考是否能改变命运，Andy和陈萌看法差不多，他们认为，不高考肯定会改变命运，因为全民大学生的年代，没有文凭的人必定会处处吃亏。但是考大学实现阶级跨越，彻底改变人生这种事，在他们身上得不到很明显的体现。 “可能对于社会特别底层的人来说，考上一个好大学的确是改变命运的方式吧，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城市长大的，家境一般的人来说，感觉并不太明显。我就是985毕业生呀，现在还不是一样朝九晚六，给资本家打工，也没混的特别好。”陈萌这样说，“真正能实现阶级跨越的，要么靠自己本事，要么靠机遇，至少在我的圈子看来，靠考大学改变人生的案例几乎没有。” 00后 疫情下的高考：高考仿佛在昨天，明天不知在哪里 19岁的江莱去年才参加完高考，是2020年疫情下的考生。回忆起整个2020，他颇有感触：“感觉我们这一届考生特别难，因为疫情不能回学校，都得在家学习，纯粹靠自觉。然后什么成人礼，什么活动都没有了。” 提及高考，除了紧张和压力外，江莱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好像一下失去目标：“过去读书一直就以高考为目标，现在考完一年，我还没找到新的目标。总觉得一下就从什么都有人管，变成什么都要靠自己自觉，落差挺大的。” 高考是否能改变命运？江莱表示自己还很懵懂：“可能我要过上10年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疫情对江莱家庭的经济造成冲击，父亲生意受影响，让他开始有危机意识。这一点，是19岁处于经济平稳发展期的Andy和陈萌完全没有考量过的压力。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给江莱带来前途的紧张感，甚至后悔自己没再努力点。“我现在只是个专科生，要是努力一点上了本科就好了，这样可能出来会更好找工作。我已经开始担心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本科生和专科生会带来本质差别，觉得学历只是敲门砖：“关键还是看你自己，如果本科生大学期间不好好读书，还是会不如专科生。” 他也不认为高考是一个扭转命运的关键。在他看来，高考和中考似乎差不多，都是一次重要的，所有人都要参加的考试。只是这次考试比中考重要些，但为什么重要，他说不出具体原因。江莱是这样说的：“老师丶家长，所有人都认为他很重要，所以高考就很重要。但其实往回看，和考高中也就是差不多那么回事吧。” 高考之外 60后高考改变命运，从乡下知青一跃成为社会精英，70后大学生虽然收入不再傲人，但社会地位依然人人仰视。随着大学扩招，全民大学生的来临，高考从一个可以改变人命运的关键转折，光环退却成了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个考试而已，家境宽裕的艾先生说以后会送女儿出国，但出国前还会让她参加高考，“就当磨炼一下她的意志。” 教育部数据显示，从2007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节节攀升，从2007年的14.4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70.35万人。、 出国读书的情况也逐步平民化。教育部数据显示，父母职务为一般员工的比例从2015年起逐步上升，到2018年已经反超父母职务为中层领导的家庭，成为最多出国留学的家庭职务构成。 李萌称，有机会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因为不想让他们也经历一次高考。她不认为高考能带给她太多的精神意志的磨炼，反而希望孩子有个更开心快乐的童年。 有人说高考的前身，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盛行，就是一场寒门和世家的政治博弈，为了打破世家的阶级垄断而产生的。 在1977年的第一批高考，正是文革结束后，社会重新洗牌时。不难看到这场选拔人才的考试，为社会灌入不少新血。对当时的人来说，也的确是实现梦想和新生的一条路。而发展至今，高考对于年轻人的意义已经逐渐薄弱，不仅仅是因为扩招带来的全民大学生，造成了学历贬值；更多的，也许是社会阶层已经固化，金字塔最高层的执政者和持份者不再允许新的血液去瓜分现有的蛋糕。 高考的初衷是为社会选拔人才，今时今日，乃至未来，高考选拔出来的人才到底是为了社会服务，还是为现有的上层阶级制造工具人，也引人思考。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新一代的年轻人，无法挣扎，乾脆选择“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