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在中共治下近三十年，政治环境每况愈下，最终催生出2019年的反抗运动。港人爱护香港、爱护自由的感情令当时的人们克服恐惧，与极权抗争。如今港区《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下，流散者离乡别井，留下者或陷囹圄，或小心翼翼、规行矩步。虽然很多人情绪低落，甚至失去希望，但不死心者也大有其人 。极权的强大不能永远左右历史；反倒是，永远会有仁人志士在黑暗中亮烛。 2019的反送中运动，证明香港多数民意都支持普选权，这是港人的最大公约数。而五大诉求基本上团结了几百万香港人。那些要求一点不激进，甚至有点卑微，因为大家都在《基本法》框架内去争取权益。而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基本法》便被官方扔到了脑后，《基本法》的承诺便被《国安法》的需求所掩盖。 于是乎港人曾经的共识和诉求到如今也没有了一致的目标，现在再难团结大难之后的港人了。除非港人尝试探讨新的共识，否则很难避免散沙一盘，遑论重获自由了。八九民运失败后，海外民运很快达成政治方案上的共识，但也很快凋谢，更何况至今没有共识的香港人。而且，香港公民社会底蕴本来不强，四十年民运，也是以议会选举为主轴，而不是民主奋斗为主，所以大家虽有民主愿望，但民主自治的经验和能力仍然很不足。不过如果从现在开始思考和实践，也并不晚。 留下的有心人当然还在努力，而在海外各国的香港侨民也成立很多平台，虽然在国际交流上成绩不少，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国际游说、回应中共威胁；或者是生活互助、感情联系等方面。对香港未来与政治方案的探讨似乎不够，即使讲到前景，较多各自申述政治愿望，但这恐怕还不够。前途，需要港人一起理性分析，民主商议出一个香港新共识。 民主自决观与香港的主权 一直以来，面对港人日渐高涨的民主诉求，中共总是拿“香港主权属于中国”来回应香港人，但香港人好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应。其实，四个字就可以反驳：主权在民！中国宪法第二条本来就这样写，也是世界通例。主权在民，然后才有对外主权这回事。此所以中共制订宪法后，很快就将之弃若敝屣，在习近平主政时期，“宪政”更是“七不讲”的内容之一。从中国宪法角度来说，香港人应当有民主自决的权利。 再者，香港作为主权移交的主体，在中英两个大国的谈判桌上，甚至没有谘询的权利，遑论要求民主。按照国际法精神，这一点同样足以赋予香港人自决权力，只不过当时香港人还没有这样的意识。至少从1970年代开始，香港的青年人，已经从“国共英”三国的纵横捭阖中，萌生自由民主的愿景，但要1989前后才有较强的追求，且日渐高涨。直至爆发出2014雨伞运动和2019反送中的两次大型社会运动。这个反抗历史，陶铸了香港人民主共同体，赋予了港人历史与政治权利去推动民主自决。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民主自决权与独立并非同构关系。应该说，前者是母集，后者子集，前者涵盖后者。所以，自决权可以有几个选项：或者独立、或者在某民主国（例如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及其宪法之下高度自治、或者保留当下状况、或者其他方案，不一而足。主张自决权的好处是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不论是主张上述选项哪一种，都可以先在争取自决权的基础上，一起奋斗。其后，再经由民主决定未来的路径和选项——这样的方案对每个人都公平。反之，不经民主程序而径直追求独立，首先不够尊重民主原则，但又要香港人共同承担独立失败的集体责任，并不合适。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独立一定非合适选项，而是任何选项都应该经由民主自决。 再者，无论哪个选项，都应该向人们提出具体的政治方案。独立论者，很需要讲出自己的“建国大纲”，而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若是提出与某国联合，同样也讲明白什么国家和在怎么样的宪法框架下方会接受。没有讨论清楚选项背后的宪法基础，等于宣布自己还未能自立自主。 身份观：港人政治共同体的建构 香港人政治共同体的酝酿历史其实不长。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二十三条”立法是一个里程碑。要到1997前后出生的一代开始冒起接棒，香港民运才在雨伞运动和反送中里有了飞跃。有人认为，香港人身份如果从文化追溯，长达五十甚至一百年。不过这是从文化层面，并非政治共同体。战前的不说，从1949到2002年，绝大多数香港人都非常政治冷感，直到雨伞运动才爆发出命运自主的呼声。 如果香港人经历几次社会运动形成了政治共同体，那又是否等于一个民族呢？这就比较复杂了。民族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东西。一个极端是把它完全当成可验证的客观实体，另一个极端则把它当成完全可以主观想像出来的群体。但这两极其实都有自己的论证方法。不过，如果有人坚称“香港民族”，也无所谓。关键不是名称，而是内容，要看它们和什么政治方案嫁接，所以无论是谈“共同体”还是“民族”，必然不能离开政治方案的讨论。 可惜，有一种声音好大的香港民族论，内容令人忧虑，因为它的“香港民族”，界线很窄，例如官方语言，只许广东话和英语，禁止普通话。然而，香港人讲华语，从来就“南腔北调”，这种开放多元才突显香港优势。如果按照上述超狭隘的民族划线，等于取消了大量的香港非广东话族群。但是，近五年香港民意研究所历次调查都显示，单纯自认香港人的，最高时是五成五，但混合身份者（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最高时也有四成五。如按照那种民族论去划分，即使将来香港人有机会自决自治，但恐怕之后分裂得会更快。 讲民族，还不一定负面——理论上可以有不落入内斗的民族论。但讲民族主义，就更要小心。民族加上主义，容易将自己定义的民族身份，当成淩驾一切其他价值的超然价值，连基本人权也要放在后面：对外贬低非同族人、对内又以民族之名，奉行大一统，消灭多元性和异议。 香港特长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这个时候强化“香港民族主义”，恐怕帮倒忙，尤其在香港人离散各地后，更只会自陷孤立。如果需要强化，最好是强化香港人政治共同体的论述，特别是民主方案上的共识，而不是“香港民族主义”。 通过公共讨论和持续商议寻求港人新共识 既然香港人终于发现了彼此利害与共，那么，要促进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性，便需要“道成肉身”，有全民商议这个载体。目下，旧的共识“五大诉求”已经很不足够，难以支撑今后重建香港民主运动，所以更加需要一场持久的公共讨论去探讨新的共识。 有一些港人朋友听到“探索共识”的说法，会笑说“咁讲一定被人认为想做大佬或者风向L”（这么说一定会被人人认为想做大佬或者带风向），或者是，“讨论咪变成闹交啰”（讨论早晚变成吵架）。但为什么会有这样担心呢？不难猜测——大家对于公共讨论都信心不大，怕说错一字就被攻击。而这当然有深刻原因——统治者从来都想大家做“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港猪”，所以民主商议的经验很少。 然而，近十几年来，香港民运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记得，此时仍身陷囹圄的戴耀廷在2013发起全民商议占领中环，真正是创举，针对了香港人缺乏民主商议经验，鼓励大家实习一下。那次全民商议最后形成了三个普选方案，交给6.22公投之用。这样的商议与决定，既有共识，又有差异，求同存异，共创未来——这便是民主商议可贵之处。现在为什么不能学习戴耀廷，为香港的未来政治前途，展开一场持久的民主商议，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同时借此锻炼民主自治的能力呢？ 在2019年，也有过很良好的公共讨论。例如运动初期，辩论“和理非与勇武”关系，最后得出“和勇一家”的重要结论，促成不同立场抗争者间的互相配合。但后来也出现那种扣人帽子、压制辩论的坏风气，一棒打掉大家商议的热诚，这样就会破坏公共讨论。要恢复希望，展望将来，港人现在更要促进好的公共讨论，学好“开会文化”。 好多人以为“开会不过各抒己见，然后表决，再少数服从多数，哪里需要学习”，“开会有个会议规则就得，哪里需要学”。其实，就像人间各种“爱”一样，“开会”或者“公共商议”，不只是本能，也是极需学习的大学问。例如会议规则（最成系统的叫罗伯特会议规则），而规则背后则是博大精深的民主政治的文化。华人无此传统，遂有这个分别：西方的辩论，由论证开始，不轻易质疑动机；但华人则容易由讨论对方的动机开始（罗伯特会议规则一般不容许），结果越辩论越糊涂，同时也糟蹋了共建未来的努力。 真民主商议的好处，正正是讨论者人人平等，而辩论好坏，纯看理据，不以人废言。在这样前提下，无论哪种讨论平台，都不会是大一统，无人唯我独尊。在持久而认真的交流之后，如果有共识，也不过是最大公约数，其他议题一定还意见纷纭。那就有如日光，看来是白光，但仔细看其实七彩。同样，大家可能还在方式与路线图上有分歧，然而多少也有共同宗旨，便可以求同存异，路线不同则各自精彩。 现在，无论留下来的，还是离散的，只要大家都有个基本共识，以及背后的基本价值观，就仍然可以共同努力。毕竟价值观和思想，是无论是刀枪还是国界，都不能被阻断的。 宪政观：普选产生“全权会议” 如果香港人追求成为民主自由的共同体，总需要宪政观这个载体来承载。如果所谓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那就要讲出你的宪法大纲是什么，所谓“独立建国”才能有个着落。如果停留在口号，而缺深度讨论，思想就会变得无力，就经不起时间的消磨、空间的隔阂，更经不起统治者日日妖言惑众。民主思想，绝对不只是口号。 即使只求高度自治，但如果是在基本法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宪法的框架之下的高度自治，便是已经被证明无效的虚妄。我们当然可以抛开上述两“法“去谈自治，但同样不能回避“那你的高度自治，是在何种宪法基础上呢？ 所以，无论是求独立还是自治，都首先要求香港人自决。至于具体方式，有些人会主张公投决定——这在当下情况则未必合理。公投只适合单议题(single issue)，不适合比较复杂的议题。能够实现“人民主权”的宪政秩序，是无比复杂的，只适合在一个最高权力会议上详细审议，伴以持久的公共辩论。否则亦是虚妄，是假民主。欧美早期的民主化，往往都是中下层发动革命，再自行催生立宪会议，制订新宪，来取代旧政权的。总之，新生的政治共同体，首先需要一场民主自决，而自决，就需要召开普选产生的全权会议，自定新宪或作另类决策。 民主共同体不只是口号的话，就需要落实为一个机构，一个普选全权的会议。 依此，香港人之中，无论提出什么选项，不只要提出一个蓝图，且要首先争取自决，具体方式就是在时机成熟时成立最高权力会议，由它来决定多数方案。由于香港地位特殊，所以“立宪会议”名称可能引起不必要论争。为了方便讨论，同时突显其特性，可以称为普选全权的港人代表会议。 这样的港人会议，当然不会一蹴而就。这首先需要有心人合众为力，建设民主运动。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有三人同道，就可以量力而为，慢慢扩大，时机来临，便可以扩大为港人会议运动。孙中山死前不久，便在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在反殖民过程中，也是这样推动国民会议的，所以有些反殖运动所成立的政党，索性叫“国民会议党“（National Congress party)，例如印度和南非。 中港观：中国民主化和香港的关系 香港太小，无论追求自决，或径直搞独立，都生存不了几天。有人说，“支爆就行了。”但何谓“支爆”，从来没有人认真论证。即使大陆有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不一定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更不用说“爆发亦不等于倒台”。“支爆”会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爆发的力量来自哪里，为什么支爆了就必然有利于香港人，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不过又是口号而已，虽可表达情绪，却难以找到出路。探讨出路，需要大家一起理性分析。 一般来说，极权政权，越是短期问题越难预测。但是中国从2020年开始，方方面面都陷入瓶颈甚至危机，而白纸运动更有新一代年轻人站出来民主，而且当中不少也支持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的自由。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中长期而言是审慎乐观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长期准备。 大陆八九民运，香港人都热烈支持，觉得中港民主运动息息相关。的确，二者合则双赢，分则双输。30年后，却出现了一种相反论调，号召杯葛对六四的纪念。好了，现在香港连六四也成为禁语，遑论维园纪念了，这时大家就知道，那种分裂内斗的风气有多少问题： ——香港长期有论调，把“中国人“和“中共“混为一谈，认为所有中国人都要为专制负同样责任。但是他们忘记了，党在使役人民的情况下，二者客观上本是彼此对立，怎会变成共谋关系？更不用说，虽然中国民主派长期被打压，却不绝如缕，且在2022年爆发了白纸运动。香港不争取国内民主派做盟友，反而诋毁对方，自陷孤立，哪有这样笨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可支援中国民运，因为“中国民主化了，十几亿人就会投票毁掉香港”。其实，真民主化的话，就表示社会更加多元，而不会更加单一化，不会人人仇恨香港。持有此论，恐怕不懂民主何物。再者，如果中国人民有本事实现民主，那时候的人民，就不会是现在水平的人民了。当然谁也不能保证现在的人民将来能达到这个水准，但如果永远没有，那“中国将来民主化了之后会不利香港”便是伪命题。 这样主张的人，或者过气了，但本文原本就不是批评人，而是批评见解及思想。好的公共辩论，一定要分开“人”和“思想”。人可以过气，但思想呢，好的不一定留下，坏的不一定消失——即使它暂不流行，但时机来了，更错的思想都有人信。太注意“人”，不注意“思想”，难免继续被骗。所以，太错的思想，更加需要辩论清楚。 本文目的不是直接推出一个政治方案。毋宁说只是谈谈香港人的民主奋斗，会和什么样的价值观嫁接，论述框架又大致如何，以求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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