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香港日日上演着离散潮。有人聚首的地方，便有人讨论去留，偶尔在地铁车箱里接到来自远方的电话，或听到旁边的人在道别亲密的朋友。公共空间使人焦虑，城里的人需要逃到更私密的世界，在书海里寻找能救赎自己的语句。 一间因饭局而生的书店，一间可能会迁徙的书店，在这样的香港诞生和驻扎。歪脑以书店为命题，细看在新时代办书店的人，以及思考新书店在香港的形态和意义。 大家都不走，就留下来开书店 今年四月一个下午，四个住在西环的友人聚首吃饭。席上是一对夫妇和一双兄弟，兄弟刚搬来西环。丈夫 Kenneth 是自由职业者，问起大家近况，也聊起近来最炙热的离留问题。 “每一刻都有人想走，我的人生还可以做什么？” 席上没人想移民，两兄弟一个裸辞了大半年，一个刚从美国回流待业。聊着兴起，话题重点转移到近期读过的书。有人提议，不如开书店。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都处于寻找的状态吧，很想找一些东西做。在这时势做很多事情也没有盼望，倒不如我们自己做点东西，”Kenneth 回想。以不走化为力量，饭局过后几天，两兄弟跑去看铺位。刚巧保德街有一空置的地铺，他们决定租下两年。一间书店在西环开花，四位店长在香港，暂以两年为期。 到访这书店的路有两条。一是绕着山道向上爬十分钟，炎夏时分很吃力。或经薄扶林道抵达山道，再沿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窄长楼梯而下，抵达保德街。那条街上有人流很盛的咖啡店，但书店的位置近死巷，人烟稀疏。访问一整个下午，不到十个人进店。书店如其名是一处 hiding place，入夜后的保德街，只有它一间店亮着灯。 店名源于一本同名小说《The Hiding Place》，讲述纳粹时期一户荷兰家庭的经历。以如此沉重的事件去定名书店，太太 Joanne 解释，这本书其实很温柔：“主角和他姐姐被困一个超逼人的囚室，空气很不流通。近窗的人怕冷，经常关窗，整个囚室的人就因为开关窗的问题而争吵。后来，姐姐邀请囚友唱诗歌、向所有人释出善意，慢慢这囚室的风气改变了，大家懂得互相帮忙，轮流睡靠窗的床位。” Joanne 觉得，这跟现在香港很相似，大家困在城里，着眼于离开与否，忽略了欣赏眼前的风景、对身边人释出善意。丈夫 Kenneth 指着墙上的画，那是他的绘画作品，属于书店展览的一部分说。画用上了冷色调，有个孩子站在床上凝视窗外，是他们的5岁儿子。 “香港问题，用一幅画说了，好暗。” Kenneth 说：“香港人看的东西很悲伤，其实小孩在看窗外的风景，那里有树有叶有光。我们要学习看一些美的东西，但不是忽略黑暗的东西。有时我们思考不到，就直接想走。” Joanne 也曾经被书所救赎。在开书店之前，Joanne 做着由毕业至今同一份文职，夫妻俩常依靠旅行去洗涤心灵。疫情后被困城内，Joanne 也没打算移民，她感到生活压逼，常常萌生上天堂的想法。直至一次参加山上的静修营，有人向她分享一些书和寻找召命的方法。 “那时一直看 《Designing Your Life》，在山上忽然看通了。原来回到初始的地方是最快乐的。书本跟大自然一样，可以让人返璞归真。” 书店空间宽敞，色调以浅绿和啡为主，贴近树木的色彩。 Kenneth 描述，那是石塘嘴社区的颜色。拉开门，先看到墙上挂着定期更换的画作，右边是两层木制座位。书则安放于左边一排柜，新书只有十余本，还有几十本二手儿童绘本。 四位店长自言不是文化人，也非有宏大的理想。租下铺位后，四人才着手去讨论要搞一间怎样的书店。两兄弟喜欢书，夫妇喜欢绘本。城内独立书店林立，他们要如何设计书店的性格？哥哥 Gabriel 提出书店电影院的概念：“我们不是主打文史哲，不是想吸引已经有阅读习惯的人。想像电影每期上几套戏，书店也想这样。”Kenneth 接话：“我们不是卖商品，不是超市，而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东西讲出来。”他们做一个小小系列，书架上只有十余本书，且必须是店长都阅毕的书籍。 两兄弟是常驻店长，他们个性内敛，日常事务是看书。周一书店不开门的时候，他们会跑去泡书店。他们希望，书店能改变港人的阅读习惯，由浅入深的挑选一些题材不沉重、开心、能在睡前阅读的书籍。 “有些书要看很久，需要一整天才回过神来，这里的书不是那种类型。”被他们拒绝上架的书，也包括《The Hiding Place》，因那本书有点沉重，暂不适合现在的香港。 经营至今两个多月，在架上罗列的书约有二十多本。当中包括本地作家蒋晓薇的长篇小说《秋鲸搁浅》，讲述内地来港的学生和本地教师寻找身分的过程；Breazaine 突破书志第 65 期《离留志》，以难民和港人移民的故事为双主轴去探讨流离；日本诗作绘本《活着》，曾用抚慰经历日本 311 地震的民众人心；《何处是吾家》，描绘 8 岁的明仔不断在香港搬家的风景。 书店是跟自己对话的空间，也是灵魂交流的地方。八月下旬，他们办了店内第二场分享会，邀请突破书志主编讲述策划《离留志》的过程。席上 20 人，有年轻的情侣即将离开，有中学老师抒发对身边同事离职的无力，也有人讨论离开以后可以做什么。 Kenneth 听着，他惊讶这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让香港人敞开心扉，在这时期还愿意聊自己的故事。 “最近我们常常讲去留，听着‘过去就是做什么什么啦’的前路很窄论调。那晚大家就是在聊，即使将来做什么，也该是有价值的。”最近，Kenneth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的过程里发现他正职是在律师楼上班，处理跟交通意外相关的个案。 “原来他透过开车去做 marketing，认识乘客、同行的人。这提醒了我们，做什么都是有价值的。你做餐馆，是喂饱了一个人。我们开书店，就是用精神食粮去喂饱人。” 在香港未发生反修例运动之前，Kenneth 和 Joanne 曾认真地讨论，将来要不要在外国生活。他们是基督徒，也热爱旅行，渴望做跟信仰相关的工作，或做义工帮人。但这两年，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义工不能在香港做？ Kenneth 说：“我们可以为了出国而扔下工作，为何在香港就不能一边上班一边帮人？”Joanne 接过话：“不想像是逃跑。到底我是想走，还是真的想做义工呢？” 在社会经历动荡和洗礼之后，他们思忖，要不要离开。像他们一样有孩子的人，近年都急忙离去。 Joanne 访问在大陆长大的朋友，他们解释最重要是家人如何教育孩子，待孩子到了思辩之龄便懂得思考社会体制的不公。 “手握权力的人，试图去传达一些他们觉得好的东西。这跟我们觉得好的东西不一样，这是一个可以连结的隔阂。好的东西，是人类社会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到了 2021 年尾声，离开的人已下定决心。留下来的人，要面对如何在改变中的社会生存。店长们除了经营书店，也希望能改变社会的一些风景。 Kenneth 说：“很多人有机会离开，有些人就要留在香港面对。香港本身贫富悬殊，生存本身就是困境。《何处是吾家》就是在说这个事情。” Joanne 说：“我其实也很困扰。我们又不是社福机构，不会帮到很穷的人。可能只是一些普罗大众，不是超级没钱，有些钱除了花于食物，还可以买书。” 光临书店的人多是街坊或朋友，Kenneth 说他不是伟大到要帮助全香港人。 “我们也在慢慢找可以服侍的群体、还在想一个方法，”他顿了片刻，“总之香港大把嘢做啦。” 没有我们，书店也能走下去 位于荃湾的 The Papercraft，分为书店和自修室两个空间，以一扇木门分隔。两夫妻的根在元朗，却跑来荃湾，除了商业考虑，也为了窗外一片俯瞰云层和闹市的景致。 四月开书店，七月摆酒结婚，同月就申请到加拿大的救生艇移民计划。旁人不理解，为何要开一间可能即将结业的店？夫妻俩一脸豁然，笑言开书店只为了办一个空间，让留下来的人继续运作下去。 “这里的价值就是，我们很愿意为了到访的人而改变。” 在办书店之前，店长 Alan 是一位船长，负责驾驶香港来往澳门的航线。自去年初疫情爆发后，航班服务暂停。虽然船公司仍然向他支薪，但眼见裁员潮趋至，且复航无期，他终要思考正式离开从事多年的船业。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想变，而是被逼地变。”旁边的太太 Natalie 解释，丈夫由失去一工作开始，已接受没有一件事是可以长久地做下去的。 “他很想有改变，差在改变是于香港还是外国。” 在待业的日子，Alan 做过很多散工，脑后方却有一个想法：“我想找个空间，让香港人可以休息和工作。”从事船业十年间，他每年都要考试，却有感香港空间不足，逼着流连于连锁咖啡店。他喜欢地理，望山望海，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他选择将书店落户于 21 楼的办公大楼里。 空间里本来没有书。太太 Natalie 是教师，喜欢看书，起初把家里的书搬来，也开始接收公众捐赠的书。接收二手书的消息传开后，前来捐书的人络绎不绝，不少因移民而来。空间就由几百本书，增添至几千本，也慢慢发展成半间书店。 “一开始没什么想法，反而遇上来访的人后，他们慢慢赋予这空间一些价值。”Natalie 指着店里添置的储物柜、长方桌，皆因来访的人曾经轻轻提议他们这样做。 因移民而舍弃的书很多，Natalie 对于二手书来者不拒，除了简体字书。 “因为香港人很少看简体书，而且由外国译简体字的书会经常看不明。我赋予不到一个新的价值给它。如果有人坚持要捐，我只能转赠给区议员。” 以书之名上门的人很多，Natalie 想起以前曾到位于元朗的生活书社参加读书会，谈论人生和分析书本。生活书社已于今年五月中正式结业。她想既然自己有个空间，便以书作为一个契机，让交流持续。 第一次办读书会，Natalie 挑选了法国作家卡缪的《异乡人》。现场约十人围读，讨论气氛炽热。 “卡缪对身分认同有疑问，又觉得世界很荒谬，跟现在很多人的处境和感受很似。”一个国际学校学生到场分享，学校要求她们用庄子和卡缪做比较，她却感到迷惘。 “她不是对功课迷惘，而是看完《异乡人》后，感到无法做到书中所言，积极面对人生，而且每一刻都想死。” 那次之后，Natalie思考：“到底这个地方能否治愈人心呢？” 32 岁的 Natalie 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人生。由修读数学教育，到受雇为数学老师，她深信依随社会轨迹走，总会如愿以偿。有次，她在读书会遇上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交流期间，她跟他说：“你这么年轻，去买楼吧。”大学生却回：“我不知香港未来会如何。我不想有东西牵绊着我。”如今的香港不单一屋难求，更令年轻人不想留下来。 “在我那年代，我们一毕业就很想快点建立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原来现在年轻一代不想扎根香港，他们不喜欢想太长远的事。” Alan 于去年 12 月签下租约。两个月后，加拿大推出移民救生艇计划，降低港人移居加拿大的门槛。夫妻俩近年各自修读了硕士和专上课程，符合资格，可申请最高三年工作签证。从小就不断计划人生的 Natalie，一直不想离开香港这个安乐窝。 “我觉得在香港不会生存不到，只要可以舍弃一些……看你的价值放在哪里。如果想安稳生活，与家人一起，是很值得留港的因素。”直至她姐姐也计划着离开，丈夫也渴望改变生活。她意识到，身边人对现时生活有种不安分。夫妻俩待书店办好装潢，便于七月递交了到加拿大的移民申请。 到访 The Papercraft 当天，得悉店长正申请移民加拿大计划。启业不足半年的空间，该如何处理？ 开业这几个月来，有咖啡师、地下天文台长、补习老师、朱古力制作师曾经到访。他们有些会驻场定期开班，私下各组社群。对这对夫妻而言，书店的价值由到访的人去赋予。 Natalie觉得，即使他们离开，这些群组也不会改变，唯一是她无法再回收二手书。 话虽豁然，他们仍未收到移民申请结果，心理上未完全准备移民，只是“没什么可能是不审批”的。 “他日若真的要结业，其实也不可惜的。这里不是赚钱的地方。在此经历过的东西，都已经存在过了。剩下就是钱、家俬、书本的处理。” Natalie 是基督徒，这两年她习惯了随心而行，觉得离开与否上天自有安排。 “或者十年之后，你还会在这里见到我。或者我会因一个契机而走。”如果真的要走，她想，能不能在加拿大开间中文书店，把这里的书都用船运搬走？ “我最不舍得是这堆中文书，但又想，下一代应该不会看中文书。” 她环顾了店里一下，“二千多本，都不是很多啊？” Alan 望了太太一下：“你喜欢吧。” “但要如何运呢？家里还有几箱……” Alan曾经以船为家，却未遇过这个问题：“可能用防潮箱、冻柜？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