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5日，香港理工大学被警方围困近一周，近百人留守校内拒绝离开。经过160多个小时抵抗，校内满目疮痍，环境每况愈下。留守者匿藏其中，陷入孤立，身心备受煎熬。 同日，2019年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近70名新当选区议员没有留在自己选区谢票，反而赶赴理大外的尖东百周年纪念公园。他们聚在喷水池旁，宣读《联合声明》，派代表进大学寻找留守示威者。声明表示，数以百万计选民已用选票向港府发出清楚的声音，要求警方立即撤离理大，让救援人员进入理大实施人道救援。他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响彻公园，和理大外几百名市民声援的口号“入poly（理大），救手足”，交相呼应。 民主党深水埗区区议员袁海文就是其中的一员。 “三条街的区佬” 袁海文的办事处坐落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内。由于区内找不到合适办公室地址，他曾提出在天桥底，用改装货柜做议员办事处，却遭区内对手、来自建制派政党经民联的前当区区议员李棋逢抗议。如今他与人合租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房间，其中一半堆满杂物，被当成储藏室。 大学毕业就加入香港第一大老牌民主政党民主党，袁海文是典型“乳鸽”（民主党党徽是一只白鸽，新生代党员被称为“乳鸽”）。“乳鸽”从政生涯一般从地区工作开始，打稳根基，再拾级而上。2011年区议会选举，他在旺角南挑战建制派对手仇振辉，只获660票，输给对手1610票。2013年开始，袁海文转至深水埗区荔枝角中，为民主党开拓选区。荔枝角中涵盖五个相邻私人屋苑，有8664名选民，家庭人均月收入约三万港币，是典型中产选区。袁海文主推民生工作，并利用邮政通函，制作详细工作报告，深入选民，打开局面。 区议会的成立可溯至八十年代。港英政府为促进社区发展，培养公民责任和归属感，于1982年实施“地方行政计划”，区议会作为联系官民的地方网络，正式成立，全港被划分为18个区，当中又细分成数百个区，并沿用至今。首届区选，共有490个议席，约三分之一为直选议员，由选举产生，其余为委任席位。 1994年，时任港督彭定康为在主权移交前，奠定香港民主选举制度，大幅改革区议会。新方案取消所有委任议席，直选席次大幅增至346个。区议会的选举方式改为“单议席单票制”，由选民1人1票在1个选区选出1名代表。同时，选民年龄降至18岁。 97年后，区议会得以保留和沿用。区议会每届任期4年。超过450名区议员中，大部分仍由民选产生。 区议员一向被港人讽刺为“三条街的区佬”，意指选区细小，而区议员一般只关心鸡毛蒜皮之事。从法制层面来看，区议会作为香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始终是一个地区咨询组织，以收集民意、反映民意为主旨，没有影响政府施政行政权力、因此常被认为是“权限不足”的基层组织。 袁海文日常工作多是担当选民和政府间的沟通桥梁，包括处理当区居民投诉和建议。现时审批议案的程序，是由区议员收集民意写成议案，交由区议会主席审批纳入会议议程，每次开会由隶属港府民政处的秘书负责提供行政和文书支援。 袁海文每个月平均要与同区区议员一起开两至三次会，包括每两个月一次的大会、区议会委员会会议，和其他工作小组的各种定期会议，议题离不开区内环境、交通、规划等民生问题。 “伞后”新象 落区两年后，袁海文迎来第一次考验。 往届区选中，港府会委派几十人担任议员。这项制度由前特首曾荫权于2010年废除，所有委任席次自2016年后取消。因此，2015年区选，全港18区458个议席中，民选议员数目上升为431名。同时，作为“雨伞运动”后第一场选举，不少参与过运动的“伞兵”与政治素人异军突起，向建制派挑战，令席次争夺相当激烈。 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数以万计示威者占领各区主干道，以“公民抗命”形式争取真普选。运动持续79天后无疾而终，留下两极分化的社会。支持和反对占中的两个派别无法达成共识，更勿论和解，这种撕裂，在次年区选中表露无遗。 选举中的新面孔，大多经受“伞运”洗礼，受“审议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真普选”等民主意识激励。规模最大的属占领后成立的政团“青年新政”。青年新政以年轻人为骨干，“香港人，一齐赢一次”是他们的竞选口号，竞选纲领中提到拒绝所谓香港“大陆化”，显示出与以往候选人不同的本土意识。 最终，该届选举有146.8万人投票，投票率达47%，打破历史记录，而荔枝角中的投票率超过60%。袁海文的付出得到回报，他以100多票微弱优势，打败争取连任的李棋逢。当晚，他站在荔枝角地铁站出口，向选民鞠躬谢票。 对袁海文来说，结果有些意外。他本预计会抛离对手，但随着投票率上升，票数差距反拉近了。“多了选票投给对手，应该是有一批市民想借此表达对民主党的不满。” 区选结果中，建制议席仍占近七成，与上届相似。仅8个“伞兵”成功空降。52个参选“伞兵”平均得票率36%，即使与泛民“撞区”的也有约20%进帐。这对初次参选的“素人”来说，是不俗成绩。而新政治力量横空出世，却无法与泛民力量整合，也未能在建制派控制的舞台形成势均力敌分野，显示伞运后民意僵持，及香港政治发展的徘徊不前。 不过，变化仍悄然而至。区议会以往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几乎全部选区都被建制派控制。对许多居民来说，一提区议员就会想起“蛇斋饼粽”（指建制派区议员常向居民派发食物、礼品、免费活动等小恩小惠）。2015年后，许多伞后组织尽管未取胜，但他们组成地方关注组，包括“北区动员”、“埔向晴天”、“湾仔好日志”，或由专业人士组成“法政汇思”（法律从业员）、“杏林觉醒”（医疗界人士）等，继续在社区深耕细作，散播民主种子。这大大改变民间政治生态。光靠“蛇斋饼粽”就能获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袁海文也尝试推动与民共议。为在区内重种被台风吹倒的树木，他将可选树种列出供选民投票决定。这吸引近两百位市民投票，不多，但却是新的开始。 “反送中”下的区选：一场公投 这之后的下一届区议会选举见证了民意海啸。2019年，反送中运动情绪推叠下，民主派破天荒夺超八成议席。本届区选是香港选举历史上参与度最高的选举，创下多项纪录。超过294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71.2%，新增选民39万，其中18至35岁的占48%，均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高。对比上届年的47.01%，投票率升势如虹，说明市民在社会运动长时间发酵后，强烈希望用投票权表达意见。 452个选区，每区都有不止一名候选人，回归以来首次实现零区“自动当选”。18个区议会，除离岛区外，17个由民主派取得过半议席，打破建制派掌握所有区议会的局面。民主党取代民建联，成为区议会第一大党，他们派出99人参选取得了91个议席，后者的181名候选人中仅21人当选。 袁海文这一年以1919高票战胜李棋逢，连任成功；荔枝角中投票率达81.4%，位列全港第二，高出平均投票率十个百分点。 袁海文认为，这次大获全胜是靠年轻选民的急剧增加。荔枝角中那年新登记选民占11.1%，选民年龄较全港整体年轻。年轻选民把区议会选举当成政治表态。他们认为建制派在运动中盲从港府、姑息警暴、污名化示威者，对此不满，普遍期望新区议员能代表他们，行前一步，向政权表达政治期望。相比起来，袁海文过往四年地区工作，反显次要。他自己认为，社区工作只占他胜出原因的一小部分。 2019年区议会选举变为全港公投，也涌现两百余名传统泛民政党外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政治素人、前学运领袖、社运人士。他们被无数选民用选票推上政治舞台，成功扳倒了不少建制派的重量级人物。 素人当选：一切从零开始 William（化名）就是其中一位素人。区选前，他发现自己所在选区无人报名挑战当区连任11年的建制派议员，决定放手一试。全无任何政党背景，也没有团队支持的他，单枪匹马闯入选战。 William早已打定输数。然而投票日下午三点，他看到区内投票人数不断攀升，惊觉自己有获胜可能，才出门拉票，做最后努力。最终他以不到一百票优势险胜，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大跌眼镜。这是选前无人能想像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打败建制派“大佬”，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一般的故事。 然而，短暂胜选效的应冷却后，质疑声浪开始出现。庶民出身的William与港人惯常见到的政治精英不同。他来自普通家庭，没有大学学历。虽关心社区，做过义工，但无任何从政经验，更不善与媒体打交道。 William开始不断陷入负面新闻的泥沼。外界怀疑他无法建立有效运作的团队。建制派对手和心怀不满的人士也展开连番攻击。这是William始料未及的：战胜对手后，下一步受挑战的是他自己。 坐在街坊用便宜价格租给他的工厦单位里，30多平米的办事处堆满刚收集的防疫物资。William正和助理一起制作“防疫包”，内有口罩、搓手液，可分发给街坊。他穿的T-shirt已褪色，领口附近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洞。“我是从错误中学习的。”他语气诚恳，毫不掩饰自己的“庶民”形象。谈到建制派攻击，他不以为意：“随他们说吧。” 这份释然意外获得不同政治光谱的支持。他履新初期，传统泛民背景前辈伸出援手，带William熟悉区内事务，建立人脉。也有“浅蓝”街坊表示支持，欣赏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他投入民生工作，对上门居民有求必应，一周七天24小时待命。因勤于跟进房屋漏水问题，William被冠上“漏水达人”花名。他也学会将帮助过的个案、做过的事摆上Facebook，拉近与选民距离。 上任超过一年，他开始安于“素人”区议员的定位，不想变成西装革履的政治精英。“我只是想尽力做好地区工作。不断地做，能做多少做多少。”William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选民。选战时，他根本没有资金，几乎无任何宣传，只有义无反顾给他投票的选民；如今，该轮到他义无反顾投入工作了。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历史上看，港英政府从未在香港积极推动代议制。作为被殖民对象，香港人身份长期建构于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缺乏对民主的想象。到60年代中期，香港爆发左派暴动，加上人口急增，港英政府才开始推动“社会融合”与“社区建设”工作，宣扬“香港是我家”的新公民观念。区议会成为政府“由上而下”推动公共服务与福利的重要单元，亦被视为民意抒发平台，这种基层政治体制，不具有西方政治理论中地方自治、地方政府的概念。 97后，基本法虽宣称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历史一次次证明，“港人治港”精神来自北京授权，并非特区政府或人民的固有权利。如中共领导层强调，北京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实际自治权限范围有最高解释权；“港人治港”不存在“剩余权利”。 遭遇挫折后，“伞后”社运一度人气低迷。新开拓的议会阵线因港府频频褫夺新生代民主派或本土派的参选资格，立会政治之路急速收窄。被认为“权限不足”的基层组织区议会成了最佳平台。2019年，港人民意跨越伞运后的踟蹰不前，在“和勇不分”、“齐上齐落”的理念下，部分温和派和激进派达成史无前例大和解，实现了运动的跨阶层、跨世代、全民参与。有观点认为，香港“虽不具有完整民主体制，但却有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 全港区议会“翻黄”的背后是沸腾的民意。区议员成为表达民意的直接管道，为区内议题带去更多想象空间。“入poly，救手足”外，新晋区议员在地区工作中提出了独创、甚至对抗性意见，这些充满政治意涵，高举民主价值的政策，直接挑战建制派盘根错节的利益网，也对港府和北京管制造成威胁。这已超越区议会职能，获得意外、衍生的自由，也令今届区议会不但开始展现由下而上、摆脱中央控制的趋势，更渐以“自治体”概念重新诠释区议会运作。 区议会只是地区咨询组织，但区议员影响力不止于地方市政事务。2021年全国人大更改香港选举制度前，香港立法会的70席议席中，有六席只能由区议员担任。区议员也可竞选成为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成员。这对缺少“阿爷”支持的民主派来说，是参政议政的捷径。 而这一切，都让北京恐慌。 政治打压降临区议会 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去年宣布集体辞职后，区议会成为香港唯一还有民意授权的机关。然而自国安法落实，政权开始向区议会下手。民主派为主的区议员上任刚一年，政治压力日益沉重。 2020年中起，港府民政署开始抵制区议会提的所谓“敏感议题”。针对警方催泪弹造成的环境污染讨论、国安法讨论、引入爱国教育的质疑，甚至图书馆禁书、最低工资、跨境投票等议案，统统被指是全港问题、不适用于区议会，以违反《区议会条例》为由被封杀。 民政署秘书开始在袁海文和同事开会期间拒绝服务、集体走人。去年6月开始，深水埗区议会大会中，相同戏码总上演一次。港府甚至开始阻挠民生拨款。不少“黄区”被政府拒绝或延迟拨出防疫支援资金，需自掏腰包，购买防疫物资，组织健康讲座。 最让袁海文无法忍受的是，他指控民政署涉自行剪接一段区议会录音，同时把剪接录音上载至区议会网站。袁海文指，民政署版本删去了区议员增修文字会议纪录的决议，将超过 5 分钟的录音删减至 23 秒。此外，秘书处文件纪录亦把区议员增修文字会议纪录由“有”改为“无”。民政署随后声明，认为袁海文失实指控，深水埗区议会秘书处不会就超出区议会职权范围的议题提供秘书服务。 这让袁海文和秘书处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不得不致电同区区议员，希望他们开会时能“帮把口”，配合自己推议题。但他不想退缩。他认为国安法当道，普通民众已失表达自由，区议员更应为民发声。他只能循有限渠道，包括向申诉专员投诉，向廉政公署举报，试图给民政处施压。 William也感受到掣肘。尽管他政治立场不鲜明，政治光谱也较开阔，专注地区民生，还是免不了被“关照”。在大陆的亲戚接到公安电话，让本已不赞成他“趟政治浑水”的母亲十分不安。“总有一天，需要和其他民主派一样，断绝和大陆亲戚的关系了。”他想，“但是有一天就做一天，做到没法继续为止吧。” 最后的民意代表 为团结选民，集中票数赢得立法会选举，香港的民主派于去年7月举行民间初选，希望由选民投票推举得票数最高的候选人出战，对抗建制派候选人。香港国安处1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拘捕55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最终47人被控，其中有23名现任区议员，他们是： 另有至少两名区议员被裁定“非妥为当选”，包括观塘翠屏区洪骏轩和土瓜湾南区李轩朗，或将被取消资格。李轩朗被取消区议员资格，后于5月表示已离开香港。他发表声明说，离开香港是悲痛至极的下策，身处异地仍会继续信守民主本土理念。 今年3月11日，全国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地区组织代表”界别分组中削除了区议会议员，附件二也取消了立法会中区议会（一）、区议会（二）席位。 区议会被彻底剥夺政治功能。在“爱国者治港”压力下，民主派主控的现届区议会几乎武功全废，甚至可能做不满四年。 而打压并未停止。 自国安法出炉，一直有消息传区议员需按国安法宣誓。去年11月，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区议员优先被视为公职人员，需要按国安法宣誓”，释出意图“DQ区议员”前奏。早前人大修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本地立法进入法案小组委员会阶段，预料短期内通过并生效，大批区议员随时可能被 DQ。 据立场新闻调查，389名民主派区议员中，除却已流亡、在囚和辞职的17人外，余下有回应的175人中，近半表示会宣誓或倾向宣誓，占民主派区议员四分之一。另有3人表示拒绝宣誓，3人表示会在条例生效前辞职。 袁海文有心理准备。他表态会宣誓，尽力服务选民。党友纷纷入狱，褫夺区议员资格是最轻处罚了。稍不留意，他也可能因涉违国安法面临牢狱之灾。作为仅存无几的“乳鸽”，他亦坦言对再进一步，参加未来立法会选举的意欲已大大降低。 William也会选择宣誓，尽量留在区议会。不过他提醒：“区议员被DQ后，可能会被追讨薪金及补助。”这笔金额可达数百万。2016年，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被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后，就被追讨约93万元薪水。 “大不了申请破产喽。原本我就没有什么钱。”William还住在参选前租的劏房里，“当不了区议员，那我就去学维修做学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