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2年底，香港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抢人才”措施，当中包括启动“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截至2023年6月底已有逾十万分申请，不少中国的年轻人有意透过这些人才计划赴港。就在2023年开始，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屡屡上升，据官方数字显示，6月已达21.3%，相当于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人处于失业状态。同一时间，香港政府亦宣布输入外来劳工计划，建造业、运输业这两个基层劳动行业最多能输入2万名外劳，在小红书上引起热论。香港政府的两个政策，一个是人才的引入，一个是基层劳工的输入，对于这些中国年轻人来说，香港会是他们的出路吗？ “失业的时候，每天就是洗脸、出去面试 ，再等着被HR挑挑选选。”阿土在2022年失业了。她形容找工作的过程为“疯狂”，20多次的面试都没有回音。她因此抑郁症病发，经历了人生“最恐怖的失业”，但她并不孤单。 “失业三个月，我焦虑了”、“失业半年，我是如何熬过低谷期的”、“失业了，不想活了”、“失业后我的人生按下暂停键”、“失业越来越多，没钱过活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未来在哪？”……只要小红书输入“失业”这个关键字，中国青年的失业故事多不胜数。 中国在经历了三年的新冠疫情防控后，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就业和经济压力，失业数据屡创新高；同一时间，香港面对人才严重流失的问题，香港政府在今年6月中旬宣布输入最多2万名外劳的计画。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引起不少内地网民在社交平台热烈讨论来港打工攻略，当中不少更以“高薪”、“无门槛”等关键字作标题。 歪脑访问了三个中国青年，Ta们是如何从就业走到失业？Ta们这段时间是如何与失业问题共存？而香港又会否是他们的出路？ 青年的就业策略：频换工作、校园招聘、亲友介绍 阿土在黑龙江“二本”大学（本科二批招生的大学）念法学，2019年毕业。毕业之后，她需要先考到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走上律师之路。她在家里埋头苦干了两年，考了两次“法考”，但也失败告终。 “没有考到证照的话，去律所工作就没有太大意义，顶多做律师助理，在四、五线小城市、小县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人民币。”她去过东北三省找工作，但遇上2020年疫情爆发，找工作也落得一场空。 中国网络媒体与金融圈子一度流行一种说法：“投资不过山海关” ，于是阿土决定要去一线城市就业。 “东北就业环境很差劲，想过好一点的生活，就是要当公务员、进体制，但我不喜欢那种环境 ，而是比较喜欢稍微自由平等的状态吧。”她在2021年3月移居到北京找工作，一个月后就获诉讼业务公司聘请，但她因为职场人事问题，工作了四个月后就辞职了。后来只花了一周就衔接到新的工作。在失业问题还未浮上水面时，刚毕业的年轻人不断转换工作都是常态。 “中国的学生在大学之前，其实没有探索自己的机会，毕业后我才感觉有点像个自由人 。” 青年K比阿土更早进入就业的修罗场。他在武汉大学毕业后，就到台湾念研究所修读资讯系统与应用，2018年毕业后，K回到武汉透过“校园招聘”找工作。疫情前，校园招聘模式是较常见的招聘模式。企业会到各地方举办线下的讲座，并在短时间内一并进行面试，招聘合适的人才。 “那时互联网行业是还在热，名声好、比较大的公司 ，都会来武汉招聘 ，我可以在短短一个月内参加非常多公司的面试，所以能非常高效地解决找工作的问题 ，而且我也不用跑很远，很方便。”很快他便获得数间公司的青睐，但最后选择到深圳一家公司上班。在试用期结束前，他发现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很大落差，于是便毅然辞职，到上海寻找其他工作机会。一周后，他已经被另一家互联网公司取录。 另一位青年阿树就没有那么幸运，她比两人更晚加入就业市场。在2018年本科毕业后，接着她到了北京念电影研究所继续进修，直到2021年中旬才毕业。当时疫情已经在肆虐，阿树回到广州老家一带大大小小的公司面试找工作，她说当时工作“并不好找”。一个多月后，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才到了一家电商的公司工作，担任新媒体编辑。 失业后的抑郁、焦虑与躺平 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出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二低的水平。三个在不同时期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也在此时开始接二连三失业了。 阿土虽然顺利衔接了第二份工，但半年后，即2022年1月获发最后一份薪金后，她正式失业。这次，她直接撞上了中国疫情的高峰，上海和北京也出现封城。即使她每天都去不同公司面试，但都没有获聘。 “每次去完就很痛苦 ，其实公司只是为了完成它的KPI，把你叫来面试一下，公司可能并不缺人。” 失业的焦虑甚至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我给朋友发语音，疯狂大哭，说自己一点也不好，各种咒骂狂哭。他说，他曾经也经历过这种感觉 ，如果当时有一个人能拉他一把的话就会很好 。”那时，这位朋友正打算离开现职的公司，因此决定要拉阿土一把。 “他要把我给拽进去、顶替他。” 朋友把简历发给她，然后让她照着简历抄，也伪造了两年多的经验 ，甚至培训她面试 。 “我完全不觉得我能胜任 ，因为那是大的公司，也真的没有相关经验， 但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这种策略竟然让她能顺利接获录取通知，阿土立刻连夜在淘宝上订制印章并伪做了一份离职证明，让自己能够顺利入职。 “我服了。我其实是一个，很老实很有原则性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一刻，我发现我被中国社会改变了， 开始搞这些油嘴滑舌的一套了。” 阿树在加入公司9个月后，在2022年初就被裁了。“很焦虑，越面试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进什么公司，觉得很难找工作 ，经常被刷那个简历。” 两个多月后，她做了一个仓促的决定，选择入职薪水和待遇都相对较差的公司工作。“老板喜欢PUA （精神虐待）我们，会议上都跟你说 ：老板都在24小时干活 ，员工为什么要把工作和生活区分的这么明显？然后强迫我24小时都要在线 ，并且给他们周末也要改推文。” 八个月后，她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环境，决定辞职，但却进入另一个可怕的轮回。她在今年年初开始在求职网上投履历。这一次，她感受到“大环境真的太差了”。 “公司岗位就这么多，所有人都在找工作，所以公司敢在招聘时要求你一个人干三个岗位的活。”失业期间，她每天都在小红书上转好运，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公司的面试要不是提出苛刻的薪酬待遇，就是一直没有回音。 “2月刚失业，时间没有过得很快，4月开始有点焦虑了。到了6月端午节 ，你就会想：我会不会年末前也找不到工作？你会感觉到时间过得多快。”经过长达五个多月、十多家公司的面试，阿树才找到一份餐饮公司的小编工作。 即使K在前景较好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也难逃失业一劫。原本近万人的公司，在2022年开始分批裁员。他隐约记得公司共裁大概三千人，他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和老板关系不好，所以会被裁。” 他解释，裁员背后或许涉及近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发展模式的改变。过去，互联网公司发展模式着重于用户量的迅速增长和数据表现，以此获得大量融资，公司就有更多资源聘请员工去探索新的业务。然而，现在投资人更为谨慎，不再盲目注入资金支持新业务探索，公司必须证明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才能获得投资支持。因此，一般公司只会保留原有赚钱的业务 ，也不再需要本来那1万人的规模去规划新业务。 K失业后便开始躺平，“我对工作这件事越来越怀疑吧，也很抗拒回到那个现代化的体系中 ，但之后发现确实还得赚点钱。”直至今年三月，他才开始去找工作，一个多月后就找到资讯科技相关专业的工作。即便他在过程中并没有饱受折磨，但在职的他也隐约感受到失业问题正在国内升温、蔓延。“大家都比较‘苟着’，会裸辞或跳槽的人不多，都不太会变动。打开社交媒体，抖音、小红书都说工作多难找， 其实大家就会更珍惜眼前他们有的东西。” 青年失业率高企下“脱下孔乙己的长衫” 国家统计局早前公布2023年6月的失业率，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攀升0.5个百分点至21.3%，连续三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 月份 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 2023年1月 17.3% 2023年2月 18.1% 2023年3月 19.6% 2023年4月 20.4% 2023年5月 20.8% 2023年6月 2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简单而言，相当于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在6月的记者会上更表示，“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这些人都属于就业。”于是，微博的热搜出现了“一周工作一小时”的关键字，网民纷纷指就业标准已经很低，竟然还有600多万青年还没有找到工作，可见实际的就业情况更坏。北大副教授张丹丹于7月时候指出，如果算上“躺平”、“啃老”等不工作的年轻族群，中国3月份青年实际失业率可能已经高达46.5%。 阿树认为，不少公司在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地倒下，即使能撑过疫情，经济状况也不佳，以致要裁员削减开支，加上这两年的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但岗位就越来越越少。她在小红书上也看到了不少失业的帖文。 “我在小红书上可以看到大家的IP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人都一样。以前大家会说 ‘金三银四’，但现在都没有了。疫情解封并不意味着经济复苏了，找工作还是很难 ，甚至比去年还要难一些。” 随着中国多个城市放宽了对地摊及小贩的管控，加上青年失业率高企，“地摊经济”在这样的脉络下得到蓬勃发展。有失业青年因此投入“摆摊”，卖货、食物或饮料，甚至提供付费聊天的咨询服务。同一时间，社交平台和官媒也出现了“年轻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的讨论，指所有的年轻人抛弃了不再去干“脑力活”，改而做“体力活”。 阿土的朋友今年3月到北京找工作，但过了四个月仍是处于失业状态，结果转行做兼职的直播主，晚上直播带货。“国内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就做轻体力劳动，什么无印良品的店员，优衣库店员。” 失业的问题在青年之间尤其严重。阿土说：“如果是工作三年以上的话，公司把我开除了，公司没法运转。公司会裁像我这种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人，工资很低就可以轻易甩掉。”阿树也曾经到一些非政府组织或机构面试，对方开宗明义要求有充足经验、成熟的人。“我在公益机构工作的朋友说，由于经济状况不好，许多机构不愿意花时间培养，（希望）人到了就可以做事。” 香港的外劳政策是出路吗？ 就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状态之下，今年6月，香港政府宣布输入外来劳工计划，当中建造业输入外劳上限为1.2万人、运输业最多可以输入8千人，其中6,300人是航空业人员，公共小巴及客车司机则共1,700人。换言之，即两个基层劳动行业最多能输入2万名外劳。 同时，港府宣布现有补充劳工计划并改名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措施容许26个职位输入外劳，为期两年，放宽的职位包括售货员、侍应生、接待员、收银员等。就在公布出来之后，小红书马上出现了很多来港打工的攻略，有帖文更声称在香港工作可达月入16万、甚至年薪可达70万的说法。 小红书上出现热论，对于已经放下身段摆摊、“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的年轻人而言，这会否是一条出路？ 阿树在今年6月才到过香港旅游，走在街上感觉人少了很多。“我这次去香港就觉得很神奇，也能理解这个政策推出的原因，因为香港人已经 run away了。”从事新媒体内容行业的她认为，“到香港打工”这个话题在中国青年之间，并不算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社交平台上更多讨论的是澳洲工作旅行签证，甚至是如何透过“语言签证”、“工作签证”等方式移居日本。 “十多年前，大家会觉得去香港，他们会觉得真的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愿意过去，但我觉得现在大陆可能并没有觉得说香港的机会一定会特别好。”她认为，即使自己失业，也不会对计划有太大兴趣。“在香港的环境我觉得也挺累，如果是做体力活的话，我觉得会更累，没有必要。” 对于行业前景相对稳定的K而言，他对外劳计划也不太感兴趣。“我选择一份工作不是一个赚多少钱的问题，也是兴趣的问题。如果有做互联网业务的香港公司有机会，业务我也感兴趣，我肯定会考虑。但是如果是做建造、餐饮，当下的我，我是不会考虑。” 阿土与两人一样，事前也没有听说过香港输入外劳计划，但她表示可以考虑。与过去受大陆青年欢迎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优才计划）有别，外劳计划来港之后需要从事基层工作，亦不会因此而取得香港身份。早在输入外劳政策公布前，立法会也大比数通过放宽输入劳工的无约束力议案，提出应容许大湾区外劳即日往返香港及居住地。虽然如此，阿土认为她根本不需要香港人身份，更不需要在香港居住。“香港的那个住房条件会比较挤一点 ，但我感觉这个政策好赤裸裸，就是来干活。” 她又根据小红书的帖文上相关行业薪酬表，把港币换算成人民币，“那听起来倒是挺吸引人。”她直言，失业的时候甚至有想过去开“叉车”（起重机），不难接受自己要从事基层工作。“我想要钱，所以只要钱足够高，对我就吸引。” 阿土又说：“有钱后，我打算去一些欧洲 ，加拿大、澳洲这样的国家，然后留学，然后待个三四年 ，我就可以润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阿土、阿树、K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