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协近日公布几十名记者及其家人遭到威胁，而骚扰更“连坐”到记者的伴侣、上司、甚至邻居均收到从投诉到恐吓的情况。有“爱国者”警告记者相关工作已犯国安法或煽动罪，威胁记者辞掉工作。据悉，受害记者大多是独立媒体的记者或自由记者，当中连副刊文化类记者亦身受其害。当同行们受到霸凌和恐吓，香港不少主流媒体已然噤声，对此一字不提，今日的香港异常宁静，2021年《苹果日报》被迫结业后3年间，“由治及兴”的年代里，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受到侵犯的问题正在成为人尽皆知的“潜规则”，再掀不起一点波澜。 有传媒人充当国安“中间人”向记者收消息，独立媒体被追收税项、被银行严查交易资料，今次记者还需面对前所未有的滋扰霸凌行为，可谓四面受敌。当官方强调香港已进入为何报道真相的记者工作在香港会变成祸及家人的职业？ 《国安法》下 职业“爱国者”的日常工作 9月13日香港记协主席郑嘉如表示，数十名记者遭受无理滋扰，郑指出此为最大规模、属有系统攻击记者群体的霸凌行为，目的是透过施压、孤立并威胁记者放弃新闻或工会的工作。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受害者除了包括记者本人，还有其家人、邻居、伴侣、现职兼职上司，而那些本是隐私的资料，比如住址都绝非一般机构或个人可以获得。当中存在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例如一名记者入境香港后，随即收到WhatsApp讯息，称“欢迎返嚟香港”（欢迎回香港），其中的软性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据悉，在众多受滋扰个案，独立传媒与独立记者占大多数。在某独立媒体任记者的J先生向笔者指出，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他不时从Telegram与电邮收到滋扰，近一、两年入境香港前手机收到类似“不要以为自己走了便没有事，一入境便会用‘23条’拉（拘捕）你！”，奇怪的是J先生的出入境日期只有同僚或相熟的朋友知道。 其中一位受害者、资深记者如风（化名）透露，7月初他的亲人收到投诉信，信中指他的记者工作“反中乱港”，信中内容大多从网络的资讯拼凑出来，投诉人套上“爱国者”的面具向记者扣“帽子”，称他“反中乱港”，又不说他哪些过往报道犯了法。记协亦指出，信件中行文风格亦会配合收件的机构或收件人身分来因地制宜的变化：寄向中资机构的，就用共产党的批判话语；寄往学校则换上“教好你家中的记者”的家长口吻…… 有资深记者向笔者透露，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有资深记者已沦为“收风传话”的中间人，他们大多以“我收到可靠消息”的口吻去放风，言称“上面要动手”，借此吓退一些仍然敢于报道或批评的传媒人。2021年《苹果日报》“被结业”后，情况更为严重。 在过去一年，J先生留意到记协举办任何活动、讲座，亦有“突然关心”记协的记者朋友参加，这种人常以叙旧之名四处约记者食饭攀谈，实质就是“套料”（套取资料），据悉这些“中间人”能够从所获得的资料中“获利”。而对于香港星罗棋布的“爱国组织”来说，这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有时事评论员向笔者透露去年曾经被“爱国者”恐吓，要求他跟他们“喝茶”交流，否则便会“贴大字报”投诉他的文章违反国安法。该名评论员不知他们背后的底细如何，但这些“爱国者”向他透露，跟他“喝茶”、吃一顿饭也能获得有$300至上千元不等的收益；而除了金钱利益以外，这也是很多“爱国组织”用来邀功请赏的重要“政绩”。 J先生分析指，按记协公布的资料，泄漏的资讯固然广泛，但他认为犯案者获得行内相当准确的讯息，例如知悉记者的伴侣、家庭支柱与兼职上司，有些资讯只能透过银行转账纪录与好友才可知道。记者背后所面对的巨大阴影不难猜测。 香港记者安全状况今非昔比 受到滋扰的副刊记者阿葵（化名）向香港商业电台《睛朗的一天出发》节目称，在6月至8月期间一日收到20多个不明来历的电话，对方以不纯正的广东话自称“国安”，能说出他的名字与一些个人资料，对方指有人举报或国安要作通缉，要求停止或减少从事传媒工作。有香港社运人士称，目前骚扰记者的手法像对付他们一样，2017年总书记习近平访港时，一天到晚也有不明来历的来电，其来电的频密程度，导致电话根本不能接收到其他讯息。 在新闻界跟保安、政治线10多年的记者K向笔者直指“以前套用在社运人士的方法，现在照搬用在记者身上”。K指，恐吓事主亲友、雇主、邻居与伴侣，这种“社会谋杀”的技俩过去用于民阵、社运人士或后国安法余下民主派人士，目的要令事主身边人感到困扰，继而向他施压，除非对方断六亲，否则很难不受影响。 当然，上面所谈的这些手段同样早早的出现在了被无国界记者组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的中国。“喝茶”、施压、监控甚至非法逮捕和审判，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也指出有106名记者和三名媒体合作人被拘留关押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中国当局利用监视、胁迫、恐吓和骚扰来阻止独立记者报道它认为“敏感”的问题。在近来关注度非常高的黄雪琴、王建兵案中，在二人被捕后，便有至少有超过70位黄雪琴与王建兵的朋友或家庭聚会参与者被传唤，进行超过24小时的审讯和恐吓，更强迫部分人签署由警方编造的虚假口供。而更多的情况则是记者被骚扰的情况变得更加日常化而越来越难以获得外界关注。 9月13日记协公布大批记者被滋扰之后，业界一片哀鸣，有记者慨叹受到威吓固然恐慌，但最令他们惧怕却是主流媒体的冷处理。“报纸只有《明报》做港闻头（头条），《信报》只是一则报道，《经济日报》400字报道，《南华早报》完全没有，这才是令我心寒呢……”，K慨叹道。事实上，翌日新闻以民生为主的《东方日报》与偏政府立场的《星岛日报》亦一字不提；而受影响的13家国际及香港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两家新闻教育机构，大部分亦不敢向外承认受滋扰，其中一间电子媒体更因为收到相关“爱国者”投诉而不与一名新记者续约。 香港记者犹记得十年前那个黑暗的日子，2014年2月《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身中六刀后感言“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一字一句烙印在记者心坎处。当年记协于周日组织游行，刚履新的总编辑钟天祥身穿印有“不容失去 免于恐惧的自由”的黑T-shirt参与其中。当时警方称8,600参与游行，港岛总区指挥官李建辉亲手接下记协的请愿书，表示不会容忍暴力事件，而时任特首梁振英亦发声明指对暴行表示愤慨，警方会全力调查。 记协指出，8名记者家中受到恐吓信，至少36名记者在网上被点名指控，有帖文具威吓性，在记者样貌附上刀、血、枪击目标的图象，上述行为已构成恐吓罪名。记协公开事件第4天，特首李家超于周二（17日）中秋节回应只说“任何人有需要执法部门协助，可以报警”，又称会秉公办理，声明中没有谴责恐吓行为。 比对十年前后的官方回应，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令人有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慨。 独立媒体成国安“潜规则”重灾区 2021年6月《苹果日报》倒下，《立场新闻》被取缔、《众新闻》宣布停运，独立记者散落民间，或组织自媒体、成立独立媒体公司，一步一步重新建立被摧毁的独立平台。在2023至2024年间，警方并没有向媒体作出任何拘捕行动，外界以为红线已定，传媒只要按新规则步步为营，港府还是可容纳细弱的独立声音。 在噤声的新香港，讯息并不流通，事实上对于独立媒体的打击从没有停止。独立媒体在过去两年被查税、查银行账户，用内地“查水表、查消防”相似的行政手段逼迫独立媒体经营陷入困局。自2023年，陆续有独立媒体或媒体创办人被税局追税，金额不少于10万港元；亦有媒体被银行以“更新资料”名义，详细调查过往的合作单位，索取合作合约条款及单据，其仔细的程度已超出银行“更新资料”的范围，有些要求亦违反私隐条例。 跟内地、独立澳门记者谈及香港记者目前情况，他们均表示担忧。有澳门独立记者向笔者透露，澳门一般只有在6月4日遭警员跟踪，双方互不干扰，记者早习以为常，他们看到香港记者的遭遇，亦感到心寒。 全面控制主流媒体 后浪独媒成新目标 在后国安法年代，作为后浪的独立媒体为何如此被紧盯？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在180国家或地区中香港由10年前61位剧跌至135位，相对排名172位的中国，香港在墙与墙之间还存有仅余的狭窄空间，题材如LGBT+、劳工议题与中国公司违法等侦查报道还可散见于独立媒体——而正是这小小的缝隙，似乎也令官方警惕。纵观这三四年间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速度，近年几乎没有一个地区可比拟。 7月香港记协新一届执委、主席上任后，刚履新的主席郑嘉如的第一个工作却讽刺地要为自己“维权”。她当时任职的《华尔街日报》高层曾向她施压不要参选记协主席，她当选后随即被公司解雇，《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的员工工会IAPE支持郑嘉如复职。眼前这则新闻必然会出现国际反响，一间本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当时已整装待发到记招采访，岂料采访主任称“不要去，连摄影师也不用去。”——纵使今日传媒人手紧绌，不派摄影师有违电视台向来“先抢最新画面”的大原则。官方可谓牢牢掌握香港电子传媒的报道内容；对于报章的操控，如今也只余下有民主派读者支持、65年历史的《明报》在如履薄冰的生存着。 即便如此，近年《明报》一个又一个专栏作家受到不可抗力的压力被撤走专栏，早期有时评人罗永生、政治漫画尊子与支持民主自由的导演、传媒人，一一失去在《明报》发表观点的园地。据悉，中联办相关人士与《明报》高层有定期聚会，“北大人”眼眉一皱，便下达对哪篇文章有意见。“北大人”虽没有具体批评，《明报》高层亦“知错能改”。8月《明报》总编刘颂阳特意致函予所有专栏作者称“评论要建基于准确事实，知法守法、知所分寸，否则难保说不定哪天危机会降临。”这种“温馨提示”反映自我审查的氛围由香港本地新闻扩至生活副刊版面，手法突兀，不知是否是某种不得已而为之。 前线记者渐渐要适应“美丽新香港”新闻界的“潜规则”：每年如果是六月四日前后的“敏感时刻”，报刊只剩下报道“被动消息”的可能性。何谓“被动报道”？按香港新闻传统，每逢六月必做六四专题系列，记者通常会主动做资料搜集、约访问，记者主动发掘题材，此为“主动报道”；倘若六月四日记者报道维园周遭警方布防、现场有人被拘捕的消息，记者按眼前所见报道，此便为之“被动报道”。随着香港逐渐剿灭政治反对声音、表面时局越来越寂静，记者在这“什么都没有发生”的香港的报道空间便越来越小。 香港中联办、警方透过报刊高层、采访主任、编辑一层一层操控，主流媒体记者需跟从潜规则，报道才可曝光。宁静的香港背后正隐藏着这种捏脖子的高压管控，令新闻无声无息窒息至死，而言论自由最后的那根稻草，就是香港剩余的独立媒体。不过，据目前四至五间香港独立媒体公开的订阅人数数字，总数约1万人，平均700名港人才有1人订阅，订阅数字难以支撑幼苗生长，单是干枯和烈日，政府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静静等待独立媒体迈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