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9日，本地立法会议员选举制度被收紧后，香港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举行。这也是“反送中”及“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当地立法会机关首次换届。

 

立法会一向被认为是民主派政党挑战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其中一个主战场；过往立法会换届选举，也向来被视为香港民意的风向标。不过，对此次选举，民主派显然兴趣缺缺。以往曾坐拥70个议席中三分之一的各大民主派政团或个人，不但无人出战，甚至也不愿支持任何自称“民主派”的候选人。经北京精心修饰的立法会选举，遭反对阵营冷待，而民主派亦因此肯定将失去全部议会版图。

 

在1991香港首次举行立法会直接选举之前，渐具雏形的民主派虽无法进入立法会，但仍凭借在体制外组织联署、游行、请愿及公开发表政见，向政府施压，有限度介入政府的政策议程。进入议会30年后，民主派如今全面退出议会阵地，令他们再次退化为“压力团体”。

 

拒绝参选，当然有表态的意味。但会后的问题也很多：民主派日后何去何从？是否永远告别选举和立法会？民主派政党是否不复存在？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哪怕“退出”是一种选择，但威权的政治气候，再加上阵营内部的诸多猜忌，也令民主派陷入了四重困局。

 

 

第一重困局：呼吁人不参与这个游戏，也成了犯罪

第一重困局，是对于“不民主选举制度”的论述。北京和特区政府称要“完善选举制度”，民主派则批评是这民主倒退：原有的70席立法会议席，表面上扩大至90席，但由普通市民一人一票投票选出的地区直选议席，却由原本的40席，锐减至20席。民主派支持者视这一改变为北京操控选举的表现，及对立法会民意认受性的阉割。诸如“如果制度不公，是否仍应在制度内抗争？”一类问题，在2019年港府以疫情为由，推迟立法会选举时，已引起民主派内部激烈争论。最终，在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褫夺杨岳桥等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后，其同僚亦集体辞职抗议，成为民主派阵线比较一致的回答。

 

倘按当年“总辞”的抗争逻辑，如今的选举方法对脆弱民主机制的破坏更加严重，杯葛选举对民主派来说显然是义不容辞。但在威权的高压政治气氛下，甚至“杯葛选举”这个呼吁本身，已经成为禁语。早前，身处澳洲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呼吁选民在这次选举中投出“白票”，随即被廉政公署指其行为非法，随后正在流亡的许更遭当局通缉。廉署其后更表示，有关选民不愿投票的民意调查，亦可能违法。

 

在杯葛选举方面，民主派显然出于法律风险考量，并无论述上的公开共识。不过，他们在行动上至少具备默契：至选举提名期完结前，都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参选。

 

 

第二重困局：投票和议席不再是一种表态

不过难题仍未解决。以往立法会选举，除了是选出“代议士”的渠道，亦是民主派及其支持者发声表态的机会。民主派的得票率，则被认为是对特区政府管治的评分。民主派既无法公开号召选民杯葛选举，又不愿意参选以得票率表态，最后，哪怕在境外民主派的呼吁下，投票率果然比上届暴跌，该现象在民主派失语的情况下，又会如何被北京及建制派解读呢？事实上，资深建制派、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已事先张扬，称如果未来投票率低，或许出于选民认同所有候选人，因为放心，故毋须特意投票。

 

是次立法会选选举，是一次没有民主派参与的选举，这已成定局。然而来日方长，未来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何去何从？民主派的第二重困局，在于如何在议会资源与政治表态间取舍。相比起拥有北京支持和庞大资源的建制派而言，议会资源对民主派尤为珍贵。至少在资金提供上，立法会议员回获得薪酬，各政党均有议员部分薪酬需上缴所属政党的制度，而议员雇用幕僚团队，亦可由立法会实报实销支付。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党主席罗健熙就曾表示，未来该党或需靠众筹填补资金空白。

 

此外，议员身份亦令民主派表达政见时，更能获取传媒和大众的关注；议席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同样是重要资源。民主派当然必须对“不公选举”表态，拒绝参选似乎恰如其分，但换个角度看，放弃议会，也意味着民主派自我削弱力量，也放弃了表态发声的更大平台。目前，虽然没有民主派政党公开表明禁止党员参选，但拒选作为整个民主运动阵营的共识，早已心照不宣。失去参选机会，对政党培养政治人才，长远发展，亦有打击。

 

 

第三重困局：难以再影响民生议题

民主派在无议会议席、欠缺资源的境况下，难以在民生政策上有所建树，则又是另一重困局。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除了争取普选，确保高度自治，司法独立，维护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议题外，香港的民生问题，也是泛民主派争取社会支持，与威权抗衡的另一战场。

 

如果把注意力放在2014年雨伞运动，以及其后的2016旺角冲突、2019反送中运动这三场大型社会运动上，外界或许容易认为，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直是近年香港政治角力的主旋律。然而，在大事件之外，香港日常政治生活中，穿插着更多的具体政策争议。例如全民退休保障，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大屿山填海计划等等，无论长者福利，还是土地规划，环保，公共财政合理运用，近年都屡屡在香港社会和议会上激起激烈辩论。而这还未包括多如繁星的地区性议程。

 

过往，香港民主派对民生议题的重视不亚于政治性议题。而对于原则性问题，更可利用议员身份大声疾呼，或在议事堂上寸步不让，以频繁质询官员，甚至用“拉布”（利用议会程序，以冗长演说或辩论拉长议题审批的过程）等方式与政权抗衡。例如在2014年，由港府提出的、备受争议的大屿山中部水域人工岛议程，就曾被泛民议员“拉”倒。虽然在2017年，立法会修订议事规则后，议会抗争的空间大幅收窄，但在议会据理力争，始终是发挥政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同时，作为反对阵营，民主派介入民生政策的日常实质操作中，议员身份用处亦不可小觑。

 

体制内的各政策局、公营机构，往往考虑到在通过法案时需要泛民议员的支持票来营造政绩，也碍于议员的舆论声量，故乐于与泛民打交道。一些政策细节上，政府也会采纳对方意见。哪怕在行政立法关系高度紧张的“后反送中”时代，劳工及福利局之类主理具体民生政策的决策官员，仍会与泛民议员会面，交流想法。疫情期间，对于受影响行业的补助措施，政府亦部分采纳了泛民议员建议。

 

换言之，民主派持续拒绝参选，那么他们作为官方与民间沟通桥梁或抗衡力量的作用，将大大失色，因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影响力几乎已变得与民间组织无异。

 

 

第四重困局：妥协与信任的夹缝

此外，最后一重困局，是哪怕如果有决定要参选的民主派，如何在消除北京戒心的前提下，取得支持者信任。修改后的选举制度，除了民选元素大幅降低外，参选门槛亦大幅提高：过往立法会地区直选，候选人只需获得一定数目的选民提名，即可“入闸”参选；而北京在收紧选举制度时，就利用了候选人提名门槛来控制“安全系数”，将其界定非“爱国者”的参选人，排除在立法会之外。现行规则下，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委员的提名”，而选举委员会界别不但并非民选，且向来受到北京极大程度控制。因此，无法取得北京点头，可说是完全无法敲开进军立法会的大门。不过，如果能够取得提名，得到北京信任的人，又往往无法取得民主派支持者信任。

 

事实上，民主党作为被外界认为较温和的民主派政党，早在2010年就曾踏入中联办，与中央政府代表、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会面，商讨香港政治改革方案，并达成一些共识。当时，新一代的民主运动支持者就多质疑该党向北京妥协，甚至认为其出卖民主。此事后来更为温和民主派的衰落，以及其后本土派、自决派等新生代民主派崛起拉开序幕。

 

此后，民主派在与北京关系的处理上，可谓深受这个“历史包袱”影响。在“普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民主派越来越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到2014年雨伞运动前夕，传统的温和民主派，虽与本土主义新生代属同一阵营，在普选、捍卫高度自治、言论自由等方面亦有共同价值观，但旧民主派仍不断受到这些行动方式更进取的新兴非建制势力夹击。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面对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主派政治人物更无回旋余地：要么站在抗争者一端坚持抗争，要么跪着向政权投诚，这成了民主派行动考量的新常态。

 

这种矛盾局面，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及新选举制度出台后，愈加难以化解。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均明确宣示“爱国者治港”，只有“爱国者”才有资格参选立法会。“参选立法会”本身，在民主派支持者心目中，也变成了向北京“投诚”的标签。

 

有趣的是，此次选举中，最早自称“民主派”而表达参选意向的政团或个人，均是多年前早已被主流的民主派支持者舆论中界定为“变节”的政治人物。其中就包括了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他目前是港府的行政会议成员，亦曾到北京面见京官。而纵观此次全部自称“非建制派”，而又获足够提名入围的候选人，至今无一人得到主流民主派政党认可。

 

未来倘若民主派政治人物若要考虑参选，必然仍需面对上述两难。而如何作有限度妥协，在取得议席发挥政策影响力，与获得支持者信任、坚持民主自由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威权时代，想走议会路线的民主派所不能回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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