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名活动2023年香港书展，今日刚刚落幕。 自2015年铜锣湾书店事件后，原本百花齐放的香港图书产业百花齐放响起警号，讨论领导人、打着“秘闻”旗号的“禁书”被打响第一枪；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香港图书出版历史进入转折。2019年爆发的香港示威浪潮，被以各类出版物物以不同形式记录。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影射运动的绘本《羊村》系列，首个被港府列为煽动刊物；而其他记录这场社运的书籍，如《元朗黑夜》、马岳的《反抗的共同体：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运动》，也在香港图书馆或大型书店消失。 书籍的消失从此开始。与2019年有关的要清除，而本一直是公共图书馆馆藏，多年来相安无事的各类中国民运传记、民主议题社科书目，也逐一消失。 截至今年五月，香港公共图书馆已“清理”了超过250部书目，较两年前官方报称的下架72部书目多约3倍，更未包括影音文档。其中，“六四”相关书籍，如《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等馆藏，都被下架；评论中国政治局势的作家李怡、《来生不做中国人》作者钟祖康等的著作，也从图书馆消失；不触政治议题、但由“反对派政治人物”写的书，如爱写言情散文的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的书、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编写的“小食文化”专集《整饼集》也不能幸免。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今年五月回应媒体，称此举是应审计署要求图书馆审视馆藏有否涉违反《香港国安法》等法例，若确认没有问题，会重新上架。但截至七月上旬，上列大部分书籍未再现身。特首李家超同月答记者时强调，即便书籍下架，市民有需要也可在私人书店购买。今届书展，主办方贸发局坚称，不会预先审查书籍，亦无“禁书清单”，只要“符合香港法律”均能展出。 港府一再强调被下架书籍不等于禁书、也无明确法律表明禁书定义。但阅读和记录的选择被收窄后，面对残局，留在本地、离散世界的香港人，作者、出版商、书店店长，所有与书相关的人，开始拾遗香港的文化和历史碎片。 我手如何写我心 梁莉姿是香港新生代作家，2021年凭作品《仅存者手记》获台湾台积电文学赏。目前移居台湾升学的她，还有两本出版著作《日常运动》及《树的忧郁》。她形容三本书是三部曲，讲述一些小人物在2019社运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心境和遭遇。《日常运动》用运动期间身份、立场各异的小人物，并凑出香港当时面貌；《树的忧郁》侧重港人离散、移居海外面对的文化冲击；《仅存者手记》则侧重2019年前，探讨一系列浪潮如何开始。 这些与香港人息息相关的刊物，由台湾公司出版发行。“我很清楚，现在的香港已经容不下我这本书。”梁莉姿亿述。 《日常运动》最先面世，“当时正值运动最炽热的时期，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比之前更冲击我思维的事件，我觉得我需要记下这些人和事。”她于2019年7月动笔，11月起在本地刊物连载。 2020年3月左右，港区《国安法》已有传闻，人心惶惶，合作刊物也因担心而决定暂停连载，6月《国安法》颁布后正式腰斩。梁莉姿体谅出版方的担忧，因没人会预测到红线设在哪。 梁莉姿说，香港有不少作家，除面对心理负担、出版商压力外，还有资方的试探和压迫。“香港的文创行业其实很难养活自己，有很多人其实也是靠着各样的基金、或一些公私营机构的拨款生存和出版的。现在即便作家敢写、出版社敢出，却在获取资金时卡住了，资方会说文章里有些内容不妥、不适合，但他们不会说明觉得你的书有哪里不妥，或是触犯了什么法律，但就是会跟你说你的稿过不了，要出版就要改。他们想达成的效果，就是养成作家和出版社的自我审查和噤声。” 三年过去，她说当初合作刊物也敌不过模糊的压迫，面目全非。“就算出版社不说，投稿人现在也会很注意自己所写的内容会不会犯法、有没有敏感的内容或用词。” 作家邓小桦在香港文化界打滚多年，2022年在台湾成立“二〇四六”出版社，任总编辑。邓说，《国安法》生效后，出版业感到徬徨和无所适从。“线的限制不清楚，整个出版生态也不明朗起来。到底怎样才算犯法？在图书馆下架的书又等不等于作者或出版商会有人被捕？” 恐惧也蔓延至网络。身兼网络小说作家的前香港区议员张正皓现居英国，认为曾一向敢言、立场清晰的网络创作界，作品已变得单一和娱乐化。“坦白说网络小说界其实是很看民意的一个界别，撇除一些所谓‘扮黄’（假装支持运动以获取民间资源）的人，其实在社运期间的网络创作都以社会议题或社会运动本身为主，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现在虽然官方也还没有明文对写作设下限制，但实际上写作界的人已经心照不宣；出版商也会让你这个不要写、那些不要拿出来说；种种都导致了大家现在只会写一些娱乐化的题材，鬼怪故事、言情小说、血腥暴力之类的。” 再不能“我手写我心”，书和人都在另觅出路。连载停刊后，梁莉姿情绪复杂，害怕又担心，写了又删、删了再写，花三年把《日常运动》从四万多字发展成超12万字的小说。她说，赴台前同龄朋友和老前辈都曾劝阻她继续写社运。“当一些老前辈不断的劝说我放弃时，我会疑虑是否他们已经遇到过什么事，或者得到什么情报，才会极力劝退我呢？加上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身处的圈子，我也是确实看到、感受到大搜捕正在进行，切身的变化也放大了那份担忧。”那份恐惧，除了担忧自身安全，也有对香港的文化界未来的担忧。 梁莉姿不愿为顺利出版而删减内容，《日常运动》只能深藏高阁，静待有缘人。移居台湾后，作品得到当地出版社的赏识。 “说来惭愧，我在与台湾出版社商讨出书事宜的时候，曾经问过出版社，会不会因为社会或政治、或者其他担忧，而要求我删减故事中的内容，向他们表明了我不愿意作更改。但他们却回应说，‘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忧虑在哪，对我们而言这些状况没有出现过，我们也并不担心会发生你所说的情况。’那时候我突然发现，自认为不愿成为笼中鸟而逃离的我，原来已经下意识并先入为主地，为自己加上一层枷锁。” 出版者的游走技巧 作为出版者，邓也深感困扰。“以前我们主要就是要把书出得好看，突出它的卖点，例如有一些政治立场和观点，我们会突出这些看法，吸引读者。但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增强吸引力的同时，又不会害到人、作者自己也不会感到委屈？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提升自己的技巧，尝试适应现在的环境。” 曾有一个作品，已经到最后讨论出版细节阶段时，因作者担心作品敏感，会影响到往返香港的邓，而主动提出修改，最终大幅改动。邓说，此事为自己带来颇大的冲击，“我没有想过，我需要解决的问题会是我自己。” “二〇四六”出版作品以文艺类为主；严肃文史、社会类目，由姊妹出版社“一八四一”负责。这也算是减轻邓出入境风险的应对之一。 面对审查，舍真实而从虚构，是一些写作者的选择。“虚构的作品始终比较安全，总不能小说也不给写的嘛，同时也能保持我原有的价值观。我不觉得以虚构故事来反映现实世界是可惜的，但因为安全不安全，而去考虑需不需要些虚构的故事这回事，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哀。” 邓小桦说，限制并不会击溃“二〇四六”。“限制已经存在了，那我们是怎样也会提高自己的能力去学习和适应。……曾经处身于世界上出版最自由的地方，而迎来了这番变革，我想无论是我自己还是香港人，也会有‘几曾识干戈’的感觉。” 邓小桦会用书籍警醒自己。“董桥的这本《文林回忆录》，由不同的短篇组成，里面都是纪录在大时代里面文人是如何自处。当中有一个部分提到，在文学的教育里不能只教技巧，而避开里面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一旦因当时的形势而对思想避而不谈，是会造成缺陷的。我也会时常提醒自己，不用强调文艺作品中的政治问题，但却万万不能因为时势而避开，这样会对读者造成影响。” “二〇四六”目前出版四本书，来自香港各书店的订购占销量六七成，其余是台湾书店购书。“香港为话题的作品其实在台湾是有市场的，销情不俗。一来是有部分台湾人看到香港新闻后，对香港人的同情或认知所买；二是其实香港访台游客的市场是很大的，有不少人来台旅行时也会买书。” 邓也同意，台湾现在有如以前香港——中国大陆旅客到港旅游，买讲大陆的“禁书”回家；香港人现在在台湾买香港的书。对应地，“二〇四六”将香港流出的故事“捞住”，正如香港也曾捞住中国流散在外的作品。 她会也出版中国议题的书。“很多人会不解为什么我要出版这一类的书，但其实在这个大时代下，从中国大陆流进香港、再流向台湾寻求出版机会的书，往往能呈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我觉得只要是说真话，流到我手上，而它又有自己的出版价值，我就应该把它变成一本能留在世界上的书。” 邓强调，“二〇四六”不会只围绕香港。“例如我们最近出版，由闾丘露薇所著的《浮世蔷薇》，它不只提到香港，也说上海、乌克兰，存在一个世界观。我觉得这样更‘香港’。” 还有独立书店呀 城外人为记忆留下印记；城内人奋力将外流回忆带回家。2020年后香港成立的小型书店不下20家。他们藏书各有特色，不少是被公共图书馆下架、寻常书店也不能找到的作品。 前沙田区议员黄文萱去年中旬成立的“猎人书店”其中之一。 猎人书店楼高两层。上层主打小说、漫画；下层的大片玻璃窗前，放了黄精心挑选的本月推介，涉及范围广，有文学、社区营造等；近大门的书架是休闲类作品，如探讨精神健康、香港文化；书店深处是政治、社会议题。黄文萱说，这样铺排希望百货应百客，轻松作品“打头阵”，不至于把些“街客”吓跑。 “大部分客人以年轻一辈为主，大概20到40岁左右吧，大多都是比较喜欢文化的人。而一些有点年纪的叔叔阿姨、甚至退休人士，他们就会比较关心社会议题和政治。”而最近一类客人增多让黄喜出望外，“开关后，多了一些年轻的中国大陆客人，可能都是根据小红书的推介。”怕不怕因店内选书引起客人激烈反应？她给予否定答案，“他们生活在内地，可能有很多限制，但他们并不无知。” 选书上，黄文萱严谨把关，把自己认为是好的作品推广给大众，也期望自己免于过分审查。“‘三中商’（香港最大型出版集团联合出版，拥有三联、商务、中华三大书店品牌，被民间称为“三中商”）有立场要守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他们都是中资背景。只是仍然会觉得可惜，因为它们大多都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它们有很多分店都位于人流较多的大商场。但这些书店却连香港人最想关注的议题都没有，社会民生避而不提，只一味地摆放投资类书籍，那这些书店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当一家书店不敢去触碰敏感议题时，就已经不可以算是一家好书店。” “而独立书店有趣的地方，是它们都会有不同的面貌，代表了店长的喜好或个性，也没有对与错，同时也更能吸引到有相同喜好的客人。”黄说，自己对好书的定义与新旧无关，只要能击中现况、与现在人关心的议题有关，就可以是一本好书。选书时，她重视内容的共鸣，审查不是首要考虑。梁莉姿《日常运动》、陈冠中《又一个时代》、黄照达《我城》等在“三中商”无影无踪的书籍，这里都有。 面对游走的红线，黄认为，起码能坚持保留危险程度较低的著作：“敏感书籍其实也有程度之分。例如《羊村》已被法庭判定为煽动刊物，这是我们一直没有卖的。至于一些民主派人士所写的，也并不见得与政治有关，那这些我们也不会去避免。” 邓小桦有类似看法。“图书馆下架图书后是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就等于书籍审查呢？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出呢？但实际上看特首和其他部门的态度都反映出，公营机构没有这些书，不等于香港不能有这些书，私人市场也仍然是流通的……而虽然这个改变仍然是痛苦的，但我不会以恐惧去面对这个改变。限制多了，那就改变技巧去应对。” 猎人书店不乏执法部门“捧场”：消防不时登门，说书店涉嫌违反条例需要调查。“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正在浪费时间。我又不是餐厅，能触犯哪一条消防条例呢？但他们也是收到指令做事而已，大家各做各的就完了。” “我也不怕这个政权会因为这小小的一家书店、因为一些书而拘捕我，很难想像会有民主如此倒退的一天出现。最有可能的，也只是在业主处下手，让他加十倍租，逼我结业而已。那就算是没有猎人书店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独立书店呀。” 记住香港曾经可以包容不同声音 远走他乡的作家，扎根异地的出版社，置身风雨中的书店，都在红线间游走，红线却又将他们连结。线的另一端还有一批港人，在异国的第二人生中致力于将香港历史碎片送至世界各地保存。 一万二千公里外的加拿大，不少组织购入香港下架的书籍，务求“留个根”。多伦多大学专注香港-加拿大研究的图书馆“利铭泽典宬”，成为重要地标。2008年成立的利铭泽典宬拥有超过八万个馆藏，有社科、政治等非小说类，有小说，港漫、刊物，也有香港学生“闻风丧胆”的练习、试题，有港府各类报告；各机构日常通讯、传单等也被收藏，可谓包罗万有。 “时代的转变是由很多东西组成，在不同的事物上看得出这个地方的变化。因此，要完整地把香港保存好，就不能缺少这些日常的碎片，不能只保留书本。这些日常的单张、每月通讯，更能从不同的面貌看清楚香港。”馆长刘丽芝博士说。 图书馆的主要为研究香港历史和文化提供资料，因此选书时，馆方侧重文学、语言和文化研究。“香港文学很多时候都会被忽略，但其实这个领域对研究和学习香港的历史不可或缺。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存在十分多改变，有些都与香港的发展息息相关。自20世纪初一直都有很多文人学者到香港去；40年代往后的时期，香港文学发展非常蓬勃。而到了现在，香港的各种风气和环境都不同了，香港的文化界又有了另一番的风景，我们很希望可以把这所有的变迁都展现出来。” 她补充，图书馆重视知识自由，在重点领域外，也会尽力搜集所有需要的文献和物件，被下架的作品、或如有人主动联系提供的书籍，馆方会尽量搜集，平衡馆藏，务求能支撑日后研究。 刘强调，图书馆的存在并非只为某阵营或团体，而注重反映时代变迁，因此搜集藏品时，不会只重一方声音。馆藏中也有亲建制作家屈颖妍的著作等。“不同立场的书本其实为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记载香港曾经是一个可以包容不同声音的地方。” 近年，馆方要花更多时间力气，才搜集到想要的书。“以前我们主要是靠一些大型书商提供新书，定期从它们书单上买书。但近年不难发现，那些书商能提供的书本变少了，种类也变窄了。”因此，馆方开始寻求其他渠道购书，如较小型的独立出版商，或些在台书商等。刘有时在多伦多市集、活动看见新书，会自掏腰包增添馆藏。 馆藏也依赖有心人捐赠。除落地生根多年的华裔家族外，近年越来越多散落世界的有心人割爱。 利铭泽典宬的用家主要是学生，但也会对外开放，公众可申请入内。近年来，图书馆向外发展，举办工作坊，如微小说创作座谈会、香港战后文学研讨会等；也有粤剧服饰展览、电影放映、电子保育讲座等。 活动中，刘不难见到刚移加的港人。“有很多人来到首先会觉得眼前一亮，感叹于图书馆馆藏的多样性和齐全；后来就会慢慢变成感概。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哎呀，这个功夫漫画我曾经也有、那本就杂志我也有看过’。到最后所有感觉都化成了感动，让他们流连忘返。”刘说，“这里一件件的馆藏都是得来不易的，可是就冲着他们的这份感动，与这些物件的共鸣，我就更觉得我们努力去保存香港的资料是在做正确的事。” 利铭泽典宬面对迫切的人手问题。大部分帮忙的是学生，考试或赶功课季度，很多工作要暂缓。因馆藏多、分类复杂，部分员工对香港认识不够，分门别类的担子最后还是在刘丽芝身上。 积压箱中尚未见光的书刊越来越多。 想做的很多，只能一步一脚印。“我们能有一个香港以外最大、馆藏最多的一个香港图书馆，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好、好好建构。因为香港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里面其实包含着大学问，如果把这些书和物件纳入任何一个——比如说是东亚图书馆、或亚洲图书馆之类，就不会足够全面；而如果不是香港人，对香港的认知不够深，也很难处理这么多的资讯，发挥不了这些资料的作用。” 最大公约数 据英国政府年初数据，BNO签证推出2年，至少超14万港人移居到英国。 郑文杰曾任职英国驻港领事馆，2020年成为首名获英国政府庇护BNO持有人。他在英定居后，与多名民主派人士组成不同组织。社运人士刘康自2020年起流亡英国。香港图书馆大量下架书籍后，二人发起“光复禁书”行动，把下架书目寄送到世界各大图书馆。 刘康指，截至今年6月，他们已把至少几百份刊物寄到超过世界50家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以英国为主，包括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宣言，核心提到图书馆馆藏必须反映现时趋势、社会演变、人类创举和梦想，藏书与服务不应该屈从任何政治观点。而香港政府将大量书籍从图书馆下架，是纯粹的打压言论自由，意图灭绝异见人士的声音，在我们的角度勘比秦始皇焚书，是蛮不讲理而且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将香港的书带到全世界，让其他的人都看到我们的书，听到香港人的声音。我们要让香港政权和中共知道，我们并非乌合之众、社会底层；而是有学识、尊重文化，与国际标准同步的香港人。而香港政府和港区国安法才是与国际脱节，不公义和野蛮的。” 寄出每一本书都花了不少心血。“有部分图书馆的程序较为繁琐，有不同的表格需要填写、部分图书馆也会对包裹有不同的要求等。”活动主要负责人只有他们两人，列印表格、邮费等杂项通常都是自费，光邮费就已花了超400英镑，对两人是不小负担。“我们各自都有一点收入，加上偶尔收到的一点捐款，都用来投入这个计划当中了。” 寄出的书籍从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到《香港民族论》，《苹果日报》也寄出几百份，横跨不同民主派的政治光谱和立场。他们希望行动能团结和凝聚港人，就算立场不同，也能领略自由民主的重要。“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因为这些被禁的书其实不只一个政治的光谱，也不是只有单一话题。……希望不只是‘深黄’、‘浅黄’，中间派甚或是‘蓝’的人可以由此思考，现在激进的会不会其实是政府，而不是反对派呢？人是不是不可以与政府持不同意见呢？” 也有人尝试将香港书本带入英伦民间社区。张正皓移英后，萌生出举办香港书展的念头。他开始寻觅场地、联络不同店主，去年9月于伦敦举办第一场香港书展。 张回忆，他一人筹备活动，宣传上已尽力，也限于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等。幸而，两天书展，参展商不少，有港人在英新开的书店，有个人，有手作店，百花齐放；进场人数约1,000人，当中不乏英国人，“有些是本来也有关注香港的事的，也有对粤语感兴趣的。我记得有一个本地人买了一套《图解广东话》”。 一些在香港只道平常的书，飘洋过海后成了抢手货。“比如说《香港散步学》、《图解广东话》等，来到英国后，可能因为思乡吧，就成为了最多人想看的书。” “有些事可能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比如说一本普通介绍香港街道的书，你在香港不会有兴趣去翻阅，但现在你一打开，看到弥敦道，就会觉得感触，可能也会想买这一本书回去，等将来和下一代说说自己的根。” 书展反响不错，张再在诺丁汉和曼城各举行一场，反应不俗，各约六到八百人参与。还邀请嘉宾座谈，如插画家阿涂、多位香港新生代作家等。“你说（在英国）卖不卖到（香港）书，以我所知是有的，我也不敢说这些书展是一个很吸引的活动。但至今为止其实在英国本土上，以香港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少的，我希望这些活动对喜欢书的人来说是尽兴的，也希望这可以做为这里文化交流的一个起点。” 张眼见台湾的华文圈发展健全，而相反香港文化空间逐渐被缩小，也希望在英国能形成香港华文文化圈。不过举办书展非常辛苦。“最现实的资金问题，场地的费用虽然可以靠不同档主的租金摊分，能刚好达到平衡，但我自己订购参展书籍、穿梭不同城市的交通费等，也是不容忽视。再说一手包办所有事项也让我有点分身不暇。” “这不是一个可以长远进行的活动。”尝试后他认为，英国圈子仍较小，加上成本，在英国发展香港文化圈，似乎是不现实的。 重塑阅读文化 张直言，港人以前的阅读文化并不理想。缺乏阅读习惯，读者也没有为好作品付费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影视改编去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就算在运动初期，老实说我觉得当时的香港文艺发展还是不健康的。不少人看到封面‘时代革命’四个字、或其他与运动相关的书，就会买，那他们到底吸收了多少呢？” 不过，张认为，近年来，港人的阅读风气有些变化。同样是与运动的相关的书籍，如《烟街》、《日常运动》、《山城沧桑》，高质作品被更多人选择，并且真正被阅读和吸收的。这些改变，让他重拾文化发展的信心。 邓小桦也认为，香港文化产业反而可以说在复兴，疫情逆市开张多家书店，也是奇迹。“我觉得这是与政治启蒙有关，当一些政治时间发生后，香港人觉得自己需要觉醒了，同时发现原来自己对政治的了解不够、对哲学、历史、文化的认知不足，而寻求在书本上填补这些空白。……大家都有更多高质量的阅读，不会一窝蜂地只着眼于当时火热的话题，是一个有质素、健康的发展。” 梁莉姿也认为，香港阅读风气更盛行了。“一些香港独立书店的销量排行榜，榜首居然是一名香港新进诗人的诗集，这是我以前还在香港的阅读圈时不敢想像的。” 而眼见香港阅读风气的改变，梁有感，哪怕在红线下，香港作家也不会放弃继续写香港故事。她举例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魔幻写实主义反映当时拉美裔在殖民地的被压迫。作品并没有高举旗帜批判时政或当权者，但控诉却是赤裸的。 “打压越强，反弹越大。正如南非，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经历过的，即便是受到了再多的束缚，文艺作品总是找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