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因第五波新冠疫情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医疗危机。3月4日，香港连续3天单日录得超过五万人染疫。3月9日，香港单日死亡个案位列全球最高，每百万人口中有约38.5宗死亡个案，远远抛离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去年疫情高峰时的数据。香港中文大学专家最新分析预测，疫情已经见顶，将逐渐回落，待5月底6月初趋于平静，推算届时总感染人数将达500万人，超过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总死亡人数为7000至9000人。 一个月前，我的二女儿在情人节降临人世。沉浸于再为人母的喜悦中，我不曾料到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将在四周内天翻地覆、鸡飞狗跳，更一度陷入恐慌和无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把抗击这波疫情比喻为“打仗”，市面也果然像特首所言如同战区那么乱，令许多人发出诘问：香港缘何陷入这场疫乱？ 疫情高峰前 我在公院生了孩子 农历新年前，香港已爆出国泰空少在去年年底违规外出用餐的消息，以及港区人大代表洪为民在今年一月以生日排队宴请高官的丑闻，将长期以来本土感染数趋零的现状捅出了一个窟窿。港府虽宣布取消农历新年花市等大型集会，且再一次收紧晚市堂食，但在公共医疗层面却毫无动作。 此时即将在公营医院生产的我，已感受到风暴前奏。 首先就是防疫措施的朝令夕改。已经打了两针疫苗的先生，如果拿到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证明，是否能和我一起进入产房？原本首肯的护士随后表示，她也说不准，因为丈夫陪产的标准天天在变；而产后病房当时已禁止家人探访。 另一感受就是医疗资源的紧张。香港公营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由来已久；政府年年出报告，却无多大改善。其中，医生人手尤其短缺，香港每1000名人口中仅得2名医生，人均医生比例远落后于相邻的新加坡、日本等先进地区。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香港医院管理局和卫生署欠缺共710名专科医生和准专科医生。我入院时，产前和产后病房日日爆满，往往一床病人中午刚走，转眼就有新人住进来。平均一个医护人员对十个或更多的病人，疏于照顾是常有的事。而这还是此次第五波疫情高峰到来前的状况。 香港疫情升温，确症人数升至5000宗以上。2月7日，医管局官员在疫情记者会上建议市民自行快速抗原测试若测出阳性，就以“点对点”的方式，乘搭的士或私家车到急症室求医，令各大公营医院急症室迅速爆满。专科病房，如我入住的产科，也开始有染疫的孕产妇求医，病例由零星转多，产科隔离病房很快不够用了。Whatsapp的妈妈Group里流传有产妇分享自己在分娩前不幸“中招”，而被迫要在产后被分流到老人科隔离病房“自生自灭”的遭遇。 2月19日，冷锋突袭下气温骤降至6度，疫情高峰随着恶劣天气一同杀到香港。 疫情未清零 市面先恐慌清零 2月22日，当日的香港至少有3万确诊者或初步确诊者正在公院或隔离设施外，他们需在露天帐篷内等待至少72小时，才能获得一个床位。同时，每日都有众多楼宇纳入强制检疫的名单。我的隔壁栋因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整座1000多名住户被要求在一周内做五次核酸检测。凄风苦雨中，全港19个社区检测中心外大排长龙，市民需等待三到四个小时才能做一次核酸检测。更有多个公屋怀疑出现“垂直传播”而围封，居民未检测阴性前，禁止离家。各检测中心外“打蛇饼”，老人在寒冷天气中等候救治的照片，迅速占据了本港和国际传媒的头条，外界惊讶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公共医疗系统竟如此不堪一击。 傍晚，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未着墨于如何舒缓公营医院压力，除了宣布实施更为严厉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以及“疫苗通行证”计划外，更投下一个”全民强检“的震憾弹。林郑计划于3月推行首次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分批每人做3次，打破她在2020年至2022年间，共6次公开表示拒绝全民强检的承诺。建制派同时也吹风，称“长痛不如短痛”，一次性找出社区隐性病例可早日“清零”。 消息一出，市面出现恐慌购物潮。原本已经短缺的医疗用品更为紧张；快测棒一支炒到150元港币，必理痛等平时常见的非处方止痛药和感冒药更是一粒难求。“Panic Buy”的现象很快从常备药物蔓延至食物和日用品，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爆发时，超市货架被清空的景象再次重现。 刚出院不久的我也顾不上正在坐月子，急急出门抢购。楼下商场超市于早上10点开门，10点半，货价上的蔬菜、肉蛋奶、米面被迅速“清零”。药房里的感冒药被炒高至一倍的价格，但不得不抢购。我先生去公婆家送物资，殊不知他前脚刚返家门，我就收到婆婆电话，说她快测结果是两条线，且已出现咳嗽、肌肉疼等病征，让我先生小心。 一人中招传染全家 “曱甴屋”式染疫 先生变为“密切接触者”后，我陷入空前紧张。家中除了刚生产完的我和一个刚满十天的婴儿外，还有我四岁的大女儿和外佣——一半人都是免疫力较低的易感人群。我上网搜索如何进行家居隔离，却发现要在500多平方呎里隔离我先生，可谓难上加难。香港以房价贵绝全球，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61平方呎，更有超过20万基层人士住在狭小的劏房内。哪怕是中产阶级，多数家庭也只有两房一厕。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实施家居隔离，特别是分隔已染疫和疑似染疫的家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无奈之下，只能丢先生去次卧睡，外佣暂住客厅，而我和两个孩子睡在主卧。全家人戴上口罩，睡觉也不摘掉。先生除了去厕所外，连吃饭都待在房里。 如此困了三日，就在全家人以为安全的时候，先生当晚开始咳嗽，第四日清晨自测显示阳性，而大女儿在同日下午也开始出现咳嗽等病征，并发起了低烧。 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香港自2月14号以来，短短10天内已有4名婴幼童怀疑死于新冠肺炎。虽然具体死因有待确定，但他们均有脑水肿、急性脑炎等症状，其中最年幼的死者只有11个月大。“Omicron已经进化，病毒专攻击儿童”的传言，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出现，让香港父母胆战心惊。脑海里不断涌现有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我无助地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急症室已经人满为患，私家医院和私人诊所又不会接收确诊患者，如果大女儿真的中招怎么办？如果她传染给小婴儿，又该去何处求医？ 最后我和先生决定兵分两路：一队“Dirty Team”，由我们带着大女儿前往公婆家暂住；“Clean Team”就由我父母来我家，和外佣一起照顾新生儿。此时我公婆皆已“中招”，所幸症状轻微。为了照顾发烧的大女儿，我也顾不上自己身体尚未复原，被感染是否有风险，一起跟着先生开车去了公婆家。 当晚，大女儿快测已呈两条线，高烧至40度，浑身滚烫、双颊发红还说着胡话。我努力保持冷静，按照朋友分享的英国NHS针对新冠病患居家隔离的指引（港府并未发出类似指引），为她擦身降温，服用含扑热息痛（Paracetamol）的小儿感冒药。 我先生和公婆因仍在咳嗽，各自隔离在房。我一人怀着不安，两夜未眠照顾女儿，其中辛苦不能赘诉。 三天后，大女儿总算不再发烧，精神也逐渐复原。到了第四天早餐时，公婆和先生快测结果已呈一条线，我测试结果仍为阴性，让全家顿舒一口气。然而这时我母亲突然远程告知，外佣快测结果为阳性，让几日的情绪犹如坐过山车的我实在承受不了精神压力，躲在厨房默默哭泣。 先生担心新生儿和我父母的状况，决定与外佣互换。毕竟在香港狭小的家居环境中，一人传染等同全家染疫。这种类似“曱甴屋”的传染模式，逃不开也躲不掉，也解释了为何此波疫情中香港单日感染数能节节攀升的原因。 疫情失控 港人要靠自救战胜恐惧 我家乱做一团的同时，香港疫情进入最严竣时刻。 老人院成为重灾区。全港近九成安老院舍爆发感染。近千名院舍老人死亡，占疫情死亡个案一半以上。网上讯息显示，老人院爆发疫情后，人手和资源严重不足，老人被一车车地送往急症室。部分早已患病体弱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还未得到救治，就在等待期间因疏于照顾或病情加重而死亡。一时间，公共殓房爆满，急症室内的病患遗体等不及处理，医院出现“尸叠尸”的惨象。病患甚至需要与尸体一起留在病房内，恐怖的景象显示出疫情的失控。 我和许多市民一样，不解“清零”政策下疫情为何越“清”越多“零”。家中一旦出现病患，什么时候可留在家中隔离，什么情况应该送医？统统不知。政府公布的几个支援热线极难打通。我和先生一早放弃了带孩子去急症室或指定诊所求医，因要照顾两女，更不想被政府“抓”去隔离营或方舱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救。 我根据朋友的推荐，加入了一个Facebook Group。这个自救群设立以来短短几天已有近60000人加入，很多和我一样焦急而无助的家长在这里获得了安慰和支援。高峰时，每隔半小时就有家长出文求助，由谷内的过来人劝谕家长应保持冷静并提出建议。由于急症室持续爆满，每日都有好心人自愿分享去私家医院和私人诊所求诊的经验，令群友感叹，靠不了政府，只能靠香港人自救。 进群“学习”了几日，见到有众多家长和我们有着相似遭遇，我和先生的心逐渐安定。特别是了解到，大多数患儿的病征都只是发烧，在服用退烧药后会逐渐好转，只有少数出现抽筋、昏迷等严重情况需要送医。我们一边继续观察小女儿的身体状况，一边做好相应的准备。 所幸我在先生发病前，抢购到足量的药物，也因为隔离措施得当，使得病情没有继续在家人中蔓延。我们作为主要照顾者，身体状况尚算强健，可以一人担起照顾孩子的任务；但许多家庭可能并没有这么幸运。 人祸亦或天灾？对本轮疫情的反思 家人陆续转阴，小女儿也一直都很健康，但我和先生保险起见，还是保持分隔两处的状态，希望等外佣转阴后一个礼拜再搬回家一起居住。孩子情况稳定的同时，我有时间去回忆和反思这一个月以来的种种。 首先思考的就是，为何会爆疫。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Siddharth Sridhar）在Facebook形容此波疫情是一场“可预见的悲剧”。的确如此。薛达认为，死亡率和感染数字高企的原因，归咎于香港居住环境拥挤、安老院舍人员集中、公营医疗系统长期不堪负荷，以及长者疫苗接种率偏低等原因。除此以外，作为一个亲历者的我认为，还应该加上港府的行政失当。 新冠疫情自两年前爆发，香港政府一直采用“围堵”措施，利用隔离检疫等行政手段，力求将感染数量减至最低。与以往流行过的病毒变种不同，Omicron变种毒株虽然重症率低，但传播速度极快，感染率高。香港人口密集及居住环境狭小，一旦大面积感染，很容易就会瘫痪原本已非常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 而香港的官员们在这波疫情到来之前，依旧盲目迷信以往的抗疫手段，祭出的仍是缩减社交距离及减少群聚的“禁止晚市”、“取消大型集会”、“只允许两人同台吃饭”的招数，却从未从根本上支援长久以来缺少资源的公共医疗系统，令此波疫情杀到时，整个社会皆处于无准备状态。 疫情爆发后，特首及一众高官政治挂帅，在抗疫政策上坚持与北京“看齐”，以“动态清零”为大方向，拒绝“共存”的可能性（卢宠茂：“与病毒共存只会带病人到黄泉”），因此造成了资源错配。政府花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及金钱在核酸检测上，要找出社区内隐藏的病患。 这种方法在疫情爆发初期可能奏效；可是一旦感染人数大幅上升，港府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做检测、追踪甚至隔离成千上万的病例。而要求市民们放下工作和家庭，甚至困在家中等待围封检测，更是大大打乱了香港的城市节奏，徒增群聚感染的可能性。虽然此时的港府开始下放资源，设立指定诊所、居家抗疫支援热线，以及专门接载病患的的士车队，但皆因投入不足，而成不了大气候。资源错配的直接结果就是劳民伤财，更错过了抑制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黄金时间。 发现这套“动态清零”不奏效后，特首第一时间做的不是调整策略方向（曾坚持“清零”的林郑月娥在3月9日表示，现在争执清零或共存已没有意义。），而是积极寻求‘外援“。不应对本地食品药品“盲抢”潮补货或做市场调整，却从内地引入大量“连花清瘟胶囊”，又口头感谢广东方面运来供港蔬菜和禽肉；不增加本地医院的床位和人手，却在青衣区大建“方舱医院”，又高薪引入内地医护人员，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做了等于没做。 与此同时，因缺少对病患的分流，原本只需在家隔离的轻症患者，与急需医治的重症患者，一起挤爆了急症室，瘫痪了公共医疗系统。大部分Omicron感染者皆是轻症，在家一周就会好转。试问如果轻症患者能及时获得指引，而不是恐慌地涌入急诊室，是否能令一众长者及时就医，从而大幅降低死亡率？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柯柏良在3月11日表示，香港此波疫情死亡率相比其他中高收入城市明显较高，或与部分人延迟治疗有关，长者疫苗接种率低，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尤其能显示港府高层管理能力低下的，是疫情期间对外讯息发放的混乱。特首林郑月娥不断“今日打倒昨日”。不论是“禁餐厅晚市”、”特首选举延期“、“全民检测”、“快测结果代替核酸检测”，再到是否“封城”、是否“禁足”，皆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令市民分不清何为坊间谣言，何为官方消息，对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市面更为恐慌和混乱。2003年香港遭遇SARS重创，彼时的董建华政府仍可自主施政，不需跟随“阿爷”指示，仍有可信的专家每日解话疫情，亦有多方媒体尽职报导事实真相，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保证了社会和人心的稳定。而这一切，在当下的香港不复存在。 早前，一名79岁的老妇疑因快测阳性恐拖累家人，而选择在公厕上吊自尽，这就是今日香港的悲歌。 疫乱不足两个月，社会已付出惨重代价，城市不复以往繁华。闹市区和大型商场门可罗雀，大批店铺休业或倒闭，餐饮业更是哀鸿遍野。由于感染者众，各政府部门和银行也因人手不足，暂停了多项公共服务，连监狱内也有在囚人士染疫。物流运输遭严重影响，各种货品供应出现短缺，市民日常生活受限，更别提有多少人将面临失业。这些损失，要多久才能复原，是否又要由市民“买单”？ 撰文当晚，见大女儿正躺在床上专注地看着窗外，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转过头，未开口已泪满面，“我在数窗外的车，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家。” 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分离比生病更可怕。愿港人们撑下去，及早等到能与家人自由拥抱的一天。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