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遇见细细老师是在她日本的一场讲座中，宽松的衬衫、朴素的长裙，束起的长头发搭在肩上。她的声音厚而有中气，一字一句都引人入胜。任何时候都在眯起眼睛和蔼的微笑，偶有小朋友哭声打断她的话头，她也笑着，等等，喝口水，再缓缓开讲。 行止仪态写过，也要写她的性别。她生而为一名双性人，曾经同时有两套性器官；在年轻时被迫接受手术“改造”为男生；在三十岁后选择以“她”的状态做回自己。“很多人知道我是双性人后，眼光就之在我的下半身，而不是我的脸上。”细细老师淡淡然讲出这一番话，他人异样的眼光根本是她生命中最普通不过的东西。 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细细老师痛苦的前半生。医生发现细细老师的阴茎比其他初生婴儿细小，加上尿道出口位于会阴，因此无法由性器官判断其性别，导致她是个连出生证明都难以领取的“不存在”的婴儿。不过，由于细细老师是家中第一位出生的孩子，父母决定将这个婴儿养育成将来能传宗接代的男生——即使这位男生并不“正常”。 根据联合国的专家数据，带有双性人特征的出生人口比率介于0.05%到1.7%之间，而实际上，1.7%这个数字已经和天生红发的比例相似了。但是细细老师补充说，实际上这样一个数据仍然有可能低估了双性人实际的比例，因为有很多婴儿在被发现是双性人后会遭到遗弃、甚至被杀害。 在还不能确定细细老师是男是女之前，医生已经很轻松确实的告诉她的父母：“你的孩子有病，他的性器官有缺陷！”。父母的惶恐、母亲的难过内疚，及其他人对她们一家的奇异眼光已经深深的烙印进了一个孩子的记忆当中。虽然在长大的日子里，她仍在不断思考，“为何能顺利小便，我仍然是有病？”、“为何与女孩一样蹲下小便，却要做男孩”、“为何男孩不能蹲下小便？”但是在医疗权威之下，“有病”成为了唯一的答案。而作为家中的第一胎，“作为长子、成为能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男性”是父母给他“治病”的唯一方向——这也是重男轻女的华人世界的主流，即将孩子“纠正”成为男子。 结果，细细老师自8岁到13岁的五年间，先后进出手术室近二十次接受性器官手术，医生以不同方法将她塑造成一个男孩，包括抽取组织身体其他位置组织扩大阴茎。这类手术本来已不常见，加上四十年前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发达，细细老师当了三十多年手术床上的白老鼠。手术除了没有令细细老师成为“真正”的男性，更为她带来严重创伤。每次手术前都要禁食，也要灌肠，手术中会大量失血，术后还要愈合、恢复，令她的身体在少年时期发育迟缓，“我在16岁时乳房才开始发育，我曾想过比一般人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双性人的荷尔蒙与一般人不同所致，但可能也是那几年因为手术，所以经常营养不良和体质太差罢了。” 更严重的，是医生在他下体留下至今难以痊愈的长期创痛：“做过那么多手术，我现在下体有很多疤痕。这些疤痕会痛的，我现在坐在这里太久会痛，所以就算在诊所我都不坐太久，椅子上也要加坐垫。” 细细老师回忆起自己去墨西哥开会的经历。由香港飞过去加拿大12个小时，在加拿大转机又要4个小时，尤其是拿不到走廊位，“你每次站起来都要跟人家说不好意思。很多时候我飞12个小时，往往会站8个小时， 空姐看到我都说‘你不累吗？’，我说我有伤口，坐下会痛。 “可是，如果是我自己甘愿去做手术，我就甘愿承受这些痛苦。——但这些不是我甘愿做的手术，每次想起心里就会痛，觉得好不甘心。” 长期以来，细细老师致力于推动的就是给双性人自主选择性别和做手术的权利。 儿时，她被要求进行性器官手术的时候，当承受手术的疼痛和孤独时，她问父母：“为何我要手术？我做错了什么？为何我要受这些苦？” “你是男人，是长子，有责任为家族传宗接代，你现在有病，要治好这病，将来才能做好作为长子的责任！”——父亲只是这样回答。 细细老师明白很多父母面对双性人宝宝的不知所措，“这些父母亦都会觉得，既然这是一个病，我带他去给医生医治，去履行我对小朋友的爱的责任，都是一种所谓爱的表现。”虽然是基于爱，但是如果用错了方法就可能适得其反。“我经常都有一个例子：当你的小朋友在街上被欺负，我不是去挡住欺负小朋友的人，反而去改造我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保护方法， 我没理由因为我儿子打不过别人，我就带他去切手，帮他换机械臂，但我没有问过小朋友想不想这样做。现在做父母对于双性人来说，是用类似的方式，因为你是一个双性人，因为这个社会接受不到你，他们会歧视你，所以我要改造你，令到这个社会不再歧视你。现在用这种奇怪的心态，而且他们觉得是为你好，甚至还有很大义凛然的感觉。 ” “给双性儿做残酷的性器官手术是身体暴力；给双性儿错误资讯或教育领导他们就范或服从，是精神暴力。”这些，细细老师都经历过，更不必说来自社会的那些羞辱和骚扰。 在香港，这种性别改造产生了相应领域的“名医”，这些“名医”的师傅，当年就是改造细细老师的医生。“每一次有父母面对新生双性儿很混乱的时候，很大机会就会（把孩子身体的改造权）交给他们。这几位专家接手后，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要男还是要女，我可以帮你解决’。” 每次手术完成，案例都会进入这些医生的医学文献中，“他们会写这个病怎么样去医治、医好之后复原如何等等。但是文献里不会写，做完手术之后，小朋友满不满意，他们的心理状况和之后的人生如何。” 细细老师曾经试图联络过一部分医生，“但都是左推右推，说自己很忙，都没什么好谈。” 医学界从身体恢复等角度出发，一般建议在幼少期时进行性别矫正手术，她认为此举其实剥夺了双性人自己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她期望能够用自己的经历令这些医生明白这个问题。 《X-men》是细细老师喜欢的电影，因为里面的人物都因与众不同而遭到世界离弃。她尤其对于那个被改造的金刚狼感同身受。金刚狼拥有不老不死的独特能力，但却被科学家拿来研究，甚至把金属注入他的身体中，永远痛苦的活着。细细老师感受到金刚狼受的伤害和痛苦就是人生的无奈，她一个人会在电影院看得泪流满面。 耀鸿与月明 耀鸿，是细细老师被迫成为男人的名字，承担了家族光宗耀祖、大展鸿图的期许。但是这个名字阳刚气重到一看便知和她阴柔的气质格格不入。 每逢假期，便是年少的细细老师住院手术的日子，短则两周多则两个月。妈妈为了慰藉她在病榻上的孤独，花大价钱买了能走路的铁甲人给她。那时她已经被教育，男孩子玩铁甲人，女孩子才玩洋娃娃和“煮饭仔”的游戏。可她就偏偏喜欢锅碗瓢盆都齐全的“煮饭仔”，可她却从来不敢要求这样一套玩具。 从11到二十多岁，性格阴柔的她都在学习、扮演、内化一个男人的角色。学做男人下苦功夫，作为长子照顾弟弟妹妹。她15岁开始做童工，两年里做过几份工作，电子厂零件工、货仓包装和搬运、公司信差，电力公司的学徒都颇为辛苦，可在表演的同时她的乳房却在渐渐增大。 直至三十六岁时的一次身体检查中，医生才发现细细老师体内拥有发育不完全的女性内生殖系统，正式被诊断为双性人；为了减少癌症风险、保障生命安全，她的男性性器官需要被摘除，并决定保留女性系统、改变身分证性别、真正以女性身份生活。细细老师索性就把名字从阳光一样的“耀鸿”改成了“月明”，随不像太阳一般炽热，但是能像月亮一样照亮黑暗中行走的人们，倒是更符合她的性格和行事风格。 不过对于细细老师的身份选择，已经去世的父亲仅仅是无奈接受：“他去世之前我都有和他谈过 ，虽然接受，但对于我放弃长子的身份，换了证件的性别他是很不满意的，他始终都觉得我出卖了家族。不过我妈妈就ok的，作为女人就比较明白。女人会经痛，对身体不适和我经历的痛苦，她会比较多体会。 ” 但是无论叫什么，性别是什么，她说仍然是父母亲的孩子，她在自己的书中特别感谢了“每晚下班后都抱着BB的我一起酣睡的爸爸和诞下一个天使的伟大妈妈”。更何况在家族中她也是唯一一个拥有硕士学历并且唯一从事医疗专业的。曾经助人无数、也救人无数，细细老师的自我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早就远远超越了家族对他的期待。 对于处于困惑中的双性人朋友，她也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勉励他们。前些年，中国内地对于性少数问题还相对比较宽松的时候，细细老师也去和北京、广州、成都、厦门的很多团体有过颇为频密的交流和讲座。一次北京之行就要接触四五个团体，有性少数的NGO、联合国办事处、也有各国的商会等等。“内地和香港相比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巨大的农村人口，或者说是巨大的城乡差异。在城市中往往有比较先进的医疗系统能够帮助小朋友做性别重置手术；而农村人口遇到相同问题的话，医生是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知识来处理的。”而囿于经济问题，农村人口很难去城市花大价钱做手术。细细老师见到大部分的双性人都已经成年，他们很多都会渴求做手术，因为在国内“非男非女”的身份，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面对的歧视更多。“很多人可能本心上不想做手术，为了被社会接受却又不得不去做手术。这时候我会鼓励他们发展好自己的事业，有能力的就好好读书，要不然就在工作上发展自己的专长。令别人在专业的方面尊重你、欣赏你。”细细老师总会提醒他们，这世界那么多男男女女，不代表你成为了男或女，加入其中就会少了多少歧视。 “在中国，最大的歧视，是户口问题不是性别问题。” 细细老师的言谈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的伤痛都是平淡的，期许却是欢愉的。 她说：“生命本来就不会只有伤痛的一面，每个人生都一定有成功和快乐，视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而已。玩的尽兴、吃的满足、重要的是，跌的痛快。” 香港性少数：《国安法》下的“无辜者” 在关注细细老师性别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她的年龄特征，这才是她最难辨别的地方。“我已经58岁了，别人第一次见以为我才40几岁。双性人看上去普遍都很年轻，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她笑着告诉记者。 2010年开始在香港正式出柜做双性人的平权工作，“没想到13年过去了，我竟然还在做平权工作”，她有些自嘲的说到，“我在香港公开身份后，在街上认得我的人都会对我说鼓励的话。没有人骂我、取笑我，我不贪心，这样已经算不错。” 不过这是从个人层面，“这些年可以看到香港有进步、社会有进步、但是政策还是停滞不前。”而更严峻的问题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立法会政治版图的变化，变相也令低政治化的性少数平权工作进入低谷。 首先一个问题是，香港的建制派议员在性少数问题上相对保守。“我经常都强调双性人不是性小众的议题，更多是面对手术改造的人权问题。可是他们就不愿意帮我们，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民主派议员来游说政府。——这还是当年那个政治没有那么敏感的时候 ” 过去十年她就像皮球一样在政府、议员之间周旋不得其门而入，而事到如今当民主派议员从议会全部消失，政府方面便更不把性少数问题放在眼里。 “我们不谈性少数，我们就谈儿童权益问题。”谈到这里细细老师少有的出现了些情绪。“小孩子的问题不能被踢到性小众圈子里啊，一个无辜的小朋友，无端端被人拿去做手术，做一个他不一定喜欢的手术，我们应该先谈好这个部分！” 细细老师这些年的平权视野从来就不限于香港，除了中国内地，越南、泰国、新加坡、台湾都有她讲座和游说的身影。据她介绍，全球当下仅有不多于十个国家有双性人的保护立法，亚洲则仍然等待零的突破。不过在印度的部分省份和尼泊尔、台湾则有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保护双性人的内容。细细老师在台湾的行政突破上，也贡献过一份力量。 2018年，台湾监察院估计可能有40万双性人，而儿童过早进行“正常化”的非必要手术，已侵害人权，不符宪法及人权公约精神。随即，台湾卫生福利部做出改善，发布《未成年双性人之医疗矫正手术共同性建议原则》。原则中写道，为了避免双性或性别不明婴儿与儿童过早不可逆转的性别手术，如果要为未成年双性人执行性别手术，“应以病人最适健康利益做考量，并经由专业医学、心理、社会评估，确认手术之必要性，才施予手术。”其规定为： 12岁以下双性人，除非医疗团队评估有癌化或生理机能障碍，否则不能进行性别手术。 12～18岁的未成年人，专业团队评估后，当事人在性别上有适应困难，才能进行性别手术。 细细老师再次和记者强调了自己期望推动的原则：不同的雙性人，身體上的情況會不同。那么他的自我认同可能也会有所区别，修正与否、如何修正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她认为，争议的地方不是手術應不應該做，而是誰去做決定，这个人又是否得到足夠的資訊給与方案去选择，這是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她呼吁官方禁止给双性人小孩做性器官矫正手术，待其达到可以自我决定的年龄，再让其自己自主决定。 她说虽然双性人的出现令这个世界感到被反转了，这种存在被视为冲击社会的性别、规范、家庭结构、伦理关系。但事实上双性人的出现和存在，令到整个世界在转变，令这个世界转变的更美丽、多元、完美、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