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本法》总则第五条，香港在回归中国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而五十年不变的“期限”，在2022年6月30日刚走过一半。 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发布的市民身份认同感民调显示，在提供“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四个选项下，其中18至29岁组群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高达76%（所有年龄总体比率为39%），而自称为“中国人”的仅2%（所有年龄总体比率为18%）。 在回归25周年前夕，歪脑记者访问了四名在回归前后一年在港出生的25岁青年人，请他们谈谈对于他们身份认同的看法。 社会经常探讨的、部分港人蕴含的“殖民地情意结”，更大程度是属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或以前出生的那一代，而非这次受访的特区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对回归年代出生的一代来说，港英殖民管治已是教科书上的事件。但四人不约而同称自己的本土意识萌芽，是与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密切相关。 “我为什么不会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Oscar 男 1998年生 大专院校音乐技术员 “你不能说我是因为‘恋殖’而反对你（中央政府），我明明是回归后才出生，我为什么不会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是因为它（北京）做的事慢慢抹走了过去的历史。它其实一直也在做，只不过现在变成明刀明枪去做，不用再说假话。”在特区成立后一年出生的Oscar，从小至今的身份认同一直是“香港人”。经历中央和特区政府对香港人的“民心回归”工程由早年的怀柔“软销”变成现在依据《港区国安法》的强制手段，Oscar认为香港目前已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令港人明白中央承诺的“一国两制”实质上已经死亡。 在Oscar眼中，“中国香港”只是政治正确的词汇，“我仍然觉得这里是香港，如果变成‘中国香港’，很自然就会抹走殖民地的历史。”他忆述，他小学时代学校也曾举办国民教育活动，让学生认识中国，“学生面向升起的国旗唱国歌，但当时不会太压迫，我们只是去听，老师有老师讲，我们就在玩耍，不会去完后就变得热爱祖国。” 长大后通过阅读第二手资料理解自己出生前的港英时代，Oscar坦言至今对英国殖民管治的印象始终模糊，但在理解过程中本土意识却开始萌芽。“自小以来已经觉得成长与香港这个地方，我没有为香港曾受英国管治而感到骄傲，纯粹把自己当作是香港人，把香港当作是独特的个体。”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以至2014年的雨伞运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促使他在思考过程中寻找自己在这个城市的身份，令自己的本土意识和香港人身份认同愈来愈强烈。 在访问中一直惯性使用“中国”而非“内地”或“大陆”的他，直认自己与国家十分疏离，“过去甚少到中国旅行，北京也没有去过，反而台湾去得较多。”他还表示，自己对目前任职的院校充斥着很多不愿意说粤语的内地教职员“有少许反感”。 Oscar形容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曾荫权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年代，香港的国民教育是“软销”或“温水煮蛙”形式，“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会强迫我去做‘中国人’。”反观近年特别是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国民教育以至国家安全教育开始以强制形式向学生灌输，他形容自己从小形成的价值观已因此不停受到冲击。“近年电视和电台都要在主要新闻时段前播国歌，所有学校每天都要升挂国旗，我都觉得很烦厌，所以亦明白到大家开始排斥‘中国人’这回事。” 对香港未来的前景，Oscar认为中央政府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对港人而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过去十多年来似乎大家都愿意跟着中国政府的步伐去走，曾荫权时代有所谓‘温水煮蛙’，但现在已不能回头。假设林郑月娥在 2019年6月底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很多事情也许不会发生，或者发生的过程会更慢。但其实不拖下去也是好事，大家明白原来你（北京）的标准是这样，这个不能说，ok，那就不说了，要离开的人便离开，留下的人就按着规则来玩。”在他看来，面对北京的威权统治，海外离散港人“打国际线”是唯一的出路，游说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制裁或不与中国政权合作等途径，迫使北京回应香港问题。 “我认为香港不应该作为中国的附属品而存在。” 淑丽 女 1997年生 新闻工作者 生与1997年的新闻工作者淑丽，不太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她的父亲是香港新界原居民，母亲则来自内地。“从小到大一直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与内地人有区别，在语文、文化、价值观、生活习惯、对社会的看法、对生活的追求，都是很不同。”香港主流媒体惯与以“回归”来表述香港特区成立，但她坦言从小以来一直对“回归”不太理解或者认同，其个人倾向用“主权移交”来表述，认为这样比较中性。 “2008年北京奥运会，看着电视转播跳水和乒乓球赛事，我还很记得每当中国队胜出，我是有开心的感觉。很奇妙，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开心。”淑丽忆述，北京奥运大概是她“共享中国人光荣”的唯一时刻，但随着中港经济社会加速融合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愈来愈显现，年纪稍长她即开始对中国起了负面印象。“例如大陆游客到港‘自由行’。我和朋友在旺角逛街被陆客在街上堵住，满街都是听到普通话，排队要看有没有人‘打尖’（插队），当时就觉得这个族群的人非常骚扰到我。我也不欣赏他们的那种文化和习惯，有一种自己家园被另一个族群侵蚀的感觉。” “再后来的反国教科运动和雨伞运动，开始意识到同内地人的价值观彻底不一样，就更加不想自己与‘中国人’这个称谓以任何形式挂上关系。我是黄皮肤黑头发，而Chinese对我来说只有在表达自己是‘华人’的场合才会用。”往年曾多次到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淑丽，也因此不能认同当年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和纲领，“我对中国没有什么归属感，正如我不会觉得应该建设民主北韩（朝鲜）吧？” 而想要一个“民主香港”，其基础是不是要有“民主中国”？这在本土主义论述盛行的几年前，曾是香港舆论的热点话题。淑丽认为，民主中国始终遥远得难以想像，民主香港却是她更加想努力争取的方向。“我理想中的情况，是香港人可以有份参与关与自己前途的讨论和决策，因为我认为香港不应该作为中国的附属品而存在。”她强调，自己不是主张“港独”，但不否定是可能的出路，亦始终认同香港人应该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有话语权，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讨论都被禁止。 因为母亲是内地人，淑丽对中港矛盾别有一番体会。“近年回妈妈娘家探亲，与舅父等亲戚不是太谈得来，始终大家想法太不同。舅父曾叫我到大湾区发展，指那里机会处处；又说香港由始至终都是中国的一部分，2014年和2019年搞到社会这么乱，又常说有人受美国指使搞乱香港，每当谈到这些大家就不能沟通。我曾尝试向他说当时香港人的诉求和不满，他也是听不进耳。”除了探亲和工作外，淑丽甚少到访内地，罕有的一次就是在2017年香港社会气氛相对平和的一年，曾有一次与朋友一起北上深圳光顾“喜茶”和吃喝玩乐。当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把“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特区政府也开始积极向市民推销“大湾区”概念。 淑丽对香港前景不感乐观。“我想像的走向是，继续保有‘一国两制’之名，但行‘一国一制’之实。前者纯粹是为求保住经济上的优势，尝试维持香港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从特区政府新班子的人选和新立法会的构成，这是由上而下的统治，当权者可为所欲为。现在公民社会亦不活跃，也不知何时才能重新活跃起来。” 大概从2012年起，淑丽连续多年都有与同学参与“七一”游行，当年香港公民社会仍在蓬勃发展阶段。“十几岁拥有可以集会游行的自由，不用害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去游行，喜欢的可以把标语挂在身上。那个是令我了解社会发生什么事的场合，虽然好像每年行礼如仪，但今天看起来也值得珍惜。” “自2019年开始，七一就是国殇日，也是香港人开始受难的日子。” 阿基 男 1997年生 现职剪接师，曾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助理 对1997年出生的阿基来说，“恋殖”是上一辈香港人的情意结。“家人经常都说，殖民地时代的港英政府管治，比现在特区政府更好。英国政府不会管太多，反而回归后尤其是近年，中国对特区政府和香港人的干涉变得越来越多，自由度越来越少。”他曾听到家人谈论港英时代的生活，“谈到港英, 都是在说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与其说大家怀念港英年代，不如说大家是怀念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堪称史上最豪华，中国也首次荣登夏季奥运会金牌榜首位。阿基当时因此也以“中国人”的身份自居，“当年觉得中国国家队很厉害，身份认同感很强，会觉得自己共享了那一份光荣。” 可是，他说，随着自己更了解当代中国历史，就认为“中国其实很差劲”。 2012年起，香港多区发生此起彼伏的“反大陆水货客示威”。“那些抗议活动更令我确立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因为我那时候在屯门居住，水货客对屯门居民的生活构成很大滋扰，我真的很想驱逐他们。”他谓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前后萌发，“希望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包括广东话。”雨伞运动结束后，主张香港“民族自决”的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在 2015年初成立，阿基受“本民前”的政治论述深深影响，从此也不再自我认同是中国人，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 在阿基看来，“七一”回归纪念日只是公众假期，“自2019年开始，对我来说，七一就是国殇日，也是香港人开始受难的日子，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所谓的‘五十年不变’根本不是事实，因为就连回归后的短短25年，香港已改变了许多。从《逃犯条例》修订开始，就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一心要完全收服香港，我对香港前景只会更加没有信心。” 阿基曾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办事处，从事创意媒体、社交平台宣传等工作，但在2020年 11月民主派全体立法会议员宣布集体总辞以示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褫夺四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后失去原有工作。民主党在后过渡期支持香港回归，将此写入党章，因此被界定为“民主回归派”。近年本土思潮兴起，民主党常被激进本土派人士狠批“卖港”。对此阿基批评民主党不少元老“完全没有香港”，“他们支持的回归是现在这个模样，这算是他们的一大污点吧。”但自我认同为本土派的他也对“港独”很迷茫，“这是很多香港人心中的口号，但真的可能做到吗？” “香港从来都没有属与自己的自治。” Eugene 女 1996年生 公务员 在司法机构任文职的Eugene生于1996年，同样是依靠第二手资料去了解香港在英治最后年代的历史。她谓对1997年前最大的印象，是港英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推出了很多务实利民的政策，包括免费教育、公屋、反贪等。“有些人可能会说那都是管治手段，最终还是要维护港英当局的利益。但我觉得现在特区政府做得确实比港英政府差，例如当局曾花几百万港元去建一个挡不到雨的避雨亭，还有许多无谓的大白象工程。” 此外，流行文化也是Eugene了解97回归的另一个途径，例如不少后过渡期的港产电影，便刻划了当年港人对回归忐忑不安的心态。例如由高志森执导的《富贵逼人》系列电影，当中有一幕在地铁车厢里两名西装笔挺内地人正谈论“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由沈殿霞饰演的主角“骠嫂”听后喜上眉梢，但随后其中一名内地人却随意地吐了一口痰，正中骠嫂的脚上。 与淑丽相似，Eugene与中国的距离感最初源自生活方式。她说，儿时经常到内地探亲，对内地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行为不太文明，生活习惯不卫生，“我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虽然她很欣赏包括先秦哲学等中华传统文化，但她坦言自己会分开看待传统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不会把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投射到“中国”上。 在由中学到大学的成长过程中，Eugene曾先后参与过反国民教育科运动、雨伞运动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反国教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国政府的干涉有限，如果民意有很大的反感，特区政府还是会妥协。但在2019年及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才发现原来一切都可以这么荒谬。不过，那一刻也是香港人最觉醒的时候。”她感慨道：“香港从来都没有属与自己的自治，要么是英国人给的立法局直选，要么就是中国给的一国两制，从来都不是香港人想要有就有的。” “以前也会觉得，我们至少还有一国两制。但在这几年间，好像特区政府事无大小都要问过中央的意见，考虑中央的立场，要北京点头才可以。”Eugene提到近日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指“香港在回归前并非殖民地”的言论，“现在为了讨好北京，为了要政治挂帅，已经到了这种荒谬的地步，可以连过往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都否认。” 目前在司法机构任职的Eugene坦言，荒谬感存在与日常工作中：“两年多前我刚入职时，一直被提醒司法机构要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形象，它甚至与掌控检控政策的律政司不一样，但现实是怎样呢？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政治检控，用法律的手段打压异议者。”她正在考虑辞职。 是去是留？这一代青年思考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2021年三四月间进行的民调显示，在15至30岁的受访香港居民中，多达57.5%愿意离开香港，前往中国以外的地方发展，较2018年同类调查增加了10.7个百分点。Oscar已准备在8月前往加拿大留学，虽然名义上这次不是移民，但他表示回来香港定居的机会“极低”。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6月推出“港人救生艇计划”，当中接受在收到申请起计前三年内与指定的加拿大高等教育学院毕业的香港居民，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 “身边有些人觉得想赚多几年钱才走，但我就想䀆快离开。我觉得这里已没有太大的希望，觉得自己在这里已经不能再发挥。”从事音乐和艺术工作的Oscar说，艺术应该是不停冲破界限，但在现今香港却变成不断收窄。“何韵诗开演唱会，临时被香港艺术中心取消租用场地，被迫要在网上进行；有些歌以前可以唱，但现在却不能唱；西九M+博物馆把以中枪企鹅影射‘六四’的画作和艾未未向天安门举中指的摄影作品下架。这些其实都不合理，是否我唱了那首歌就是反中乱港？这些已经去到冲击我的逻辑思辨问题，因为你用中国的方法去想，你这样想便已经是有问题。” 目前拥有公务员稳定工作的Eugene坦言，自己虽然不喜欢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但也有想过一旦情况变得更差便会离开香港。“如果有一天，我连这个匿名访问都做不了，都会害怕被监听，或者我已经因为害怕而不愿意接受访问了，那我就会离开。”阿基则说，身边许多朋友包括同龄人都希望离开香港，“我也希望在一年内移民英国，始终不希望下一代小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现在就连中小学课本都受到官方审查限制。” 淑丽则表态现不考虑移民，虽然父亲曾向她提出举家移民英国的选项。“加拿大有救生艇计划，我可以去留学，但只不过仍未想走？我还想留在传媒行业多做一会，这行业目前可谓风声鹤唳，但都有一些人仍然坚持，都想在恶劣环境下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帮香港发声。”她庆幸自己任职的新闻机构目前还未至与完全被官方收编，但仍不时担心所写报道会为自己及同事惹上麻烦，“我不知道我今日为了坚持做新闻的价值，去与上司争辩，最终可能出事，导致他或会被捕。” 注：本文所受者全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