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这条红线亦悬了在电影业界的头上，电影审查开始变得无处不在，除了是修改《电影检查条例》以令“危害国家安全”的影片不能上映之外，也有导演被建制派媒体“点名”指控违反国安法。不少电影人离开了香港，到埗英国之后，有人继续创作，也有人策划了电影节，希望能让世界看见香港的电影，并促进港人群体与当地英国公民之间的交流。 无所适从的电影审查 已经移民到英国的导演林森一直活跃于独立电影界，最近他所执导的电影《窄路微尘》在华语电影圈收获不少提名及奖项，电影继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外，2023年年初亦不断传来喜讯，包括获得第29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及推荐电影，并得到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项提名。 《窄路微尘》票房最初并不算理想，直到今年二月才慢慢冲上港币800万。这部属于林森个人首部剧情长片，原是“mm2新晉導演計劃”的项目之一，林森于2017年年参加该计划得到大奖，继而获得电影公司长片合约。 独立电影，没有大台。尽管赢到口碑，但其实这条路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窄路微尘》在正式上映之前，曾是香港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也入围了爱丁堡电影节和金马影展，电影有在英国及台湾等海外地区放映。直到去年十月，电影终于在香港首度公映，虽然公映前多场优先场一票难求，但到正式上画也无奈被安排在冬至日。面对几出圣诞档期大片，放映场次非常有限，就算是首映周的放映时间也不在黄金时段，一般观众很难留意到。 没有大台，没有商业片级数的宣传费，没有全港院线支持，靠的只有口碑及团队不断努力地出席映后谈并集各人之力在社交媒体宣传。近年，香港电影好像再次走入观众视线，成为热话，入场支持港产片的人数明显增加，票房亦累创佳绩。 然而，林森说：“在香港，虽则近来电影圈仿佛是个小阳春，但论制作数量，其实仍然跟以前的电影工业相差太远。也未计面对题材审查、愈趋严谨的电检制度等等，当中存在很多不乐观因素。电影工作人员开工不足，大环境经济亦差。” 他续说：“所谓小阳春，其实也只是发生在某几部电影身上，现实是有些电影并不能在香港上映，也有些电影根本没有太多人留意。再加上疫情关系，大家观影习惯也有所改变，更多观众选择串流平台。部份仍会到电影院的，都是去看荷里活的大制作。所以在香港做电影仍然非常艰难。进入电影工业会有很多挣扎，但如果不是进入电影工业，在个人创作上，也可能会遇上很多发表上的限制，作品甚至有机会被下架。” 林森是在电影后期制作的期间，举家移民去到英国的。 林森说，在2019年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仍未打算离开，直到某天在家，已为人父的他表示：“正当我两位孩子午睡时，突然传来催泪弹的气味。 ”那时正值社会运动最激烈时候，警方经常发射催泪弹驱赶示威者，而他的家正好在深水埗警署附近。 “那一刻开始思考，究竟香港仍否适合小朋友成长。” 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与任侠合拍的电影《少年》成为禁片，不能在香港上映。眼见不少传媒机构被调查，而红线并不清晰，白色恐怖开始浓罩香港。 “《少年》的出发点是由第一位示威者自杀开始，想用作品回应时代。电影由2019年开始拍摄，其后遇上理大围城，到2020年中再重新开始，直至2020年11月完成，横跨了香港一些重要的时间。拍摄团队其实只有十几人，电影最早在台湾公映，直到2021年入围金马奖，才开始慢慢曝光。 ” 《少年》曾递交香港电检，但最终失败，不能在香港上映。 而《少年》亦曾被建制派媒体点名，指控电影煽暴、涉嫌违反国安法，“那时开始认真思考移民英国。”他说，触发离开的另一件事是，某次香港电台一位曾经合作过的监制要找创作团队，但无奈明言港台会对团队作背景审查。 无论是害怕有机会触及国安法，以及考虑到创作自由的情况，也令不少创作人最终决定离开香港。 那时林森有份策划的“平地学生电影节”也遇到一些电检上的问题，由于所有拟公开上映的影片均须经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专员批准，有位台湾学生的作品等了很久也没有得到电检处的回覆，到电影放映前两天也没有电检结果，最终作品不被允许以完整版本放映，团队决定取消放映。 种种因素，令他感到不知可以怎样走下去，于是在2021年开始便加快了他去英国等决定。 用电影去关心每个地方的未来 导演伍嘉良为2015年年电影《十年》策划人、监制兼导演之一。 《十年》由五部短篇单元电影合集而成，当中分别为郭臻的《浮瓜》、周冠威的《自焚者》、黄飞鹏的《冬蝉》、欧文杰的《方言》及伍嘉良的《本地蛋》。电影以戏剧形式展示众人对香港未来的想像，预示香港未来十年可能发生的情况，跟香港社会有密切呼应，被誉为是香港未来的“预言书”。电影放映后在各界引起不少回响并成为热话，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港元，并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算是当年香港电影界的神话。 伍嘉良是在2020年底来到英国，他说，到英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觉得香港自从国安法实施后，创作及放映都会遇到很多制肘，电检是一个问题，有没有戏院会放映又是另一个问题。就算不涉及国安法，大家也会有很多自我审查。对创作而言，去一个有法制保障到自由与人权的地方比较健康。” 另一原因比较个人，跟林森一样，也是为了小朋友的将来。“学校的白色恐怖对小朋友也会有影响。自己做的作品例如《十年》是否很大原因，那已是过去了。虽然现在不知道《十年》可否仍在香港上映，但那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英国可以自由地播放自己想放映的作品。”伍嘉良认为，作为创作人需要思考这些问题，有些人仍可在香港继续创作，但对他来说在外国却是更为适合。 当年因为《十年》，也把伍嘉良的视野及经验带到了国际的层面。 “《十年》香港版在2015年年完成，之后紧接十年国际版，当中包容《十年日本》、《十年泰国》及《十年台湾》。”当时，“十年电影工作室”尝试找来当地的导演拍下不同地方的“十年”。伍嘉良说：“《十年》第一个的海外放映是2016年在大阪亞洲電影節，放映之后，有位伯伯向我表示看完《十年》后也担心日本的将来。我听到后觉得很感动，感到原来香港的东西也会触动世界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 ” 那时候《十年》的反应很好，有投资者问他会否再拍续集，但他觉得作品内在的意义怎样延续远比商业考虑重要。 “当时在意大利的电影节遇上日本那边的监制，他说他们也想拍日本版本的十年，最后他们找到是枝裕和当上《十年日本》的监制。 而《十年泰国》最后甚至去了康城电影节。 《十年》延伸的整个过程很有趣，也很奇幻。国际版远比拍《十年》续集好，因为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去探索世界。返回原点，是用电影去关心各人、以及各个国家的将来。 ” 来到英国之后举办香港电影节 说到英国，伍嘉良明言刚到英国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处于摸索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艰难的，因为在英国的文化圈，语言及文化上也要重新适应。 “我们算是小众，对英国人来说没什么特别，只是香港人觉得很重要。”他明白要接受这个落差，故最初先由社区放映开始，播放电影《十年》及《夜更》。也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早期到英国时没有想得太多，都是见步行步。 “放映时看到观众的反映，感到可以藉由放映让各人再次聚在一起，能够促进更多交流及信任。”这样的社区放映经历，促使伍嘉良慢慢萌生举办电影节的念头。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台，可以放映一些比较重要及平日难有机会在商业戏院上映的作品，也希望透过电影节接触到更多观众。 随着移英港人的群体愈来愈庞大，2022年3月，伍嘉良与文化人黄静策划了首届“香港电影节（英国）”（HKFFUK），主题为“断裂与重生”，展示香港人迁移外地，重新讲述香港故事。纪录片《时代革命》为当时的开幕电影。 第一届电影节共放映十三部作品，分别在四个城市举行。问伍嘉良在英国办电影节有何困难，他说：“主要是片源，如何跟导演保持良好的沟通及信任，特别是经过2019年之后，更何况仍然有不少人在香港。作为监制，要懂得如何保护作品，也要懂得如何跟不同的人合作。” 他续说：“另一边厢，要找放映场地也不容易，因为没有资金，交通及消费成本也高，而当地人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有些戏院会因为不认识我们而拒绝合作。香港戏院的交收安排比较直接，在英国很多细节也不容易。这些都是落差。不同院线的做事手法也不一样。” 幸而当时电影节开卖理想，也受到很多关注，特别是能够播放在香港不能上映的电影。电影节涵盖抗争电影、纪录片、独立电影，短片，动画以及经典作品等等。伍嘉良希望，电影能扩阔观众的接触点，以及对于文化的理解，“电影节上映的电影明显不是商业向导，其文化向导更为重要，希望带给观众多一点文化养份。” 第二届香港电影节（英国）将于今年3月在英国七个城市举行，主题为“香港与香港的距离”，分了五个环节，带来27部电影。除了在电影院放映外，也另设10部网上放映短片及一系列放映延伸活动。是次的开幕电影继续以2019年反修例运动为题材，为梁思众与李成琳执导的《血在烧》，而闭幕电影则为黄靖凝执导的《野草不尽》，以2019年后香港的移民潮为主题。 来到了第二届，伍嘉良希望，电影节能够开拓更多本地观众及本地合作。第一届观众以香港人为主，但独立电影及纪录片部份也有接近四成为英国本地的观众。今届部份放映除了设有映后谈外，也会加入学术研究项目，例如找来陈梓桓执导的《忧郁之岛》跟另一位英国导演迈克菲吉斯（Mike Figgis）的作品《欧格里夫抗争事件》（奥格里夫之战）进行对照及讨论；亦有跟英国国际特赦组织合作，于一连串短片放映后借电影探讨香港现况；此外导演周冠威、林森及黄靖凝讨论创作自由；另有联同台湾驻英文化部门去探讨港、台两地纪录片，座谈会请来香港纪录片导演张虹及台湾纪录片导演黄庭辅进行对谈。 今届电影节也找来当地的机构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BFI）合作，“有他们的加入绝对是一种认受，也说是一个里程碑。希望电影节每年都可以持续进行，让大家可以继续看到香港的作品。”伍嘉良希望，自己在海外的角色能制造更多机会去支持香港的导演，增加创作、制作及放映的机会。 扩阔自己的眼光，慢慢跟地方连系 林森的作品《窄路微尘》，也会于今年三月在全英国上映。 林森经常强调自己很幸运，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机会。最初来到英国的时候，无论在语言及文化沟通上也要重新学习。他是在2022年6月来到英国，幸运的是，在两个月后，8月《窄路微尘》获邀参展“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得以进行世界首映。 他说，在电影节中有机会认识到不同的创作人，也有机会接触英国本土艺术圈。 “在电影节中感到有些东西可以在此发生，”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在各地申请不同资助，尝试进行一些拍摄项目。因为《少年》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香港已很难找到资金。 林森现在仍有跟之前一直合作的编剧继续隔空联系。 “暂时也希望由剧情片出发，想拍一些近身的题材。”被问到会否以英国题材拍电影，他说在没有真正认识当地文化时，很难去讲当地文化。反而想用自己现在的身位，用现在这种状态去创作一些故事。 他明白很多来到英国的香港人暂时没有工作，但他认为那是必须经历的阶段，“有些东西要慢慢感受，感受生活上的改变，去重新适应。而这种观察也是去重新审视自己，这对创作人而言特别重要。”林森说：“拍电影有时感觉会很虚无，因为触摸不到，有时也会想学一门手艺，例如木工，有一段时间会很羡慕做手作的实在。” 目前很多香港电影圈的朋友也在英国，因此对他来说在英国也不是由零开始。愈来愈多香港人去到英国，在当地已有一个从事影视行业的群组，所以在英国组班也容易，“知道大家都在英国，反而会互相照顾，多了一点安全感，也不觉得只有自己一个。” 他说到比想像中更快适应英国，“面对种种困难，无论在香港、或已移居海外的，对于创作人而言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令大家更清楚知道为什么要创作。作品可能不可以在香港放映，让仍在香港的观众看到，但它可以连系到更多身处其他地方的香港人，接触到更多观众。例如在巴黎放映时，会有香港人带同当地人去观看。在创作上，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多香港人留散在世界各地，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去扩阔自己的眼光，也可以慢慢跟地方连系。”最后，林森这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