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1日，香港新政府上台在即，适逢主权移交25周年，到了“五十年不变”的中场，中央和特区政府必将宣示香港已告别过往几年的混乱，“由乱入治、由治及兴”。 在讨论香港政府的施政问题上，“深层次矛盾”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词。它有许多面向，政治上，可以指中国内地和香港长久以来的张力，这主要体现在双普选、国民教育、六四等问题上。除了政治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常常提及的，还有香港经济民生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这是大多数市民欠缺幸福感的根源。本文将集中讨论经济民生问题。 根据历年来官媒的宣传，香港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而其一直未获有效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对派阻挠政府施政。这种说法显然是在说，特区政府本身绝非无能，只要拔掉反对派这根眼中钉，香港就会好起来。 笔者认为，此说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之前即使有反对派“捣乱”，解决“深层次矛盾”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港府手中，反对派极其量只是港府管治失当的替罪羊。笔者自然希望香港“深层次矛盾”得到有效解决，相信社会大众也有这个期盼。但如果港府改决不了，那只会令将反对派排除出管治体制之内的“新选举制度”沦为笑柄，令“由治及兴”沦为泡影。 反对派：官媒口中的解决民生问题拦路虎 无可否认，香港的民生问题一直很严峻——房屋、医疗、养老、贫富悬殊等问题，这些都是朝野所公认的老大难。在上述问题当中，重中之重是房屋短缺问题。事实上，只要看看具体数据，情况就会一清二楚——据《长远房屋策略》2021年度报告，公屋轮候时间已攀升至6.1年，创23年来新高；全港现有12.7万户居住在环境欠佳的小单位，当中约9.2万户居于劏房。而香港商业出售的私人物业，则是连续12年全球最难负担得起的房地产，市民平均不吃不喝23年方能置业！ 医疗、养老问题，政府投放的资源本来就很不足，结果年初第五波疫情肆虐时，公立医院严重挤兑、安老院院友没有足够人手照顾，充分揭示了短板。至于贫富悬殊，根据劳福局去年的说法，香港基尼系数于2001、2006、2011、2016年分别为0.470、0.475、0.475、0.473（皆为除税及福利转移后住户收入），全部高于0.4的“警戒线”。 执政者若能在看清问题、自我反省后，毅然作出改革，方是“知耻近乎勇”。不过在香港，民生问题在某程度上却被算在反对派头上，执政者本身却很少自我反思。诚然，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议会内外抗争不断，但除了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暴乱和2019年反修例事件外，绝大部分只属口舌之争，对于民生问题的恶化不会产生关键作用。 可是在官媒的描述中，香港反对派从来都是破坏者、是港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拦路虎。例如2015年6月，《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反对派应对香港民主发展进程受阻负全责》的评论员文章说：“香港回归以来，围绕政制发展问题的政治争拗愈演愈烈，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各项社会事业受到严重阻滞。如能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不仅可以实现香港居民多年的民主夙愿，香港社会也能从多年的政治争拗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谋求发展。反对派不顾民意取向，无视民众福祉，出于一己一党之私否决普选法案，其喊着‘民主’口号反民主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2021年12月《环球时报》一篇题为《立法会选举，香港优质民主的坚实一步》的社评说：“这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完善后的港区立法会选举制度，不仅吸引了更多人参选，也大大提高了各个环节的参与度。把爱国和民主这两个关键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解决香港面临的经济民生问题，这才是香港的真实民意。” 上述第一则引文的意思是，泛民（即反对派）否决普选方案，导致香港无法摆脱政争，令港府难以谋求发展，破坏民众福祉。第二则引文则暗示，完善后的立法会选举没有了反对派，有利“切实解决香港面临的经济民生问题”。在这里，也有舆论会反问，反对派什么时候反对过政府解决民生问题了？反对派中有张超雄、李卓人、梁耀宗等政治人物，长期为基层权益打拼，他们并没有阻挠政府增建公屋、增拨资源改善社会福务的不良往绩。真正要为民生负上责任的，明明是掌握最多资源、兼且获得建制派保驾护航的政府。 政府和建制派香港民生问题 凡事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握有权力的一方（包括中央、港府和建制派）此前失误练练。 第一，香港政经结构明显倾向工商界，而这不是反对派可以左右的。已故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的《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一书指出，在香港《基本法》159条条文中，34条用来巩固殖民地时期支持商界的自由放任政策、金融和商业架构，反而载有社会权利的则含糊得多，即使以最宽松的方式解释《基本法》，也只有7条与社会服务的提供有关，另有3条提及工人权利。《基本法》如此巨细靡遗地偏帮工商界，不但与香港的资本主义传统有关，并且获全国人大颁布的《基本法》确认。在香港政经结构上，工商界影响力过大，他们担心一旦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民生改善工作，会令香港变成一个福利社会，变相增加工商界的压力。 第二，港府素来奉行“积极不干预”哲学，执政者对改善民生欠缺承担。例如2005年香港才走出“沙士”（非典）疫情的阴影，当时新上任的行政长官、非常信奉自由经济的曾荫权，在回应反对派议员冯检基有关“扶贫理念”的问题时明言：“我不赞成在财政资助方面进行扶贫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曾荫权也是房屋问题恶化的关键人物——他在2005年出任特首后拒绝觅地建屋，连公营房屋土地储备亦放弃，结果导致公屋供应追不上需要。其实，曾荫权绝非孤例，因为还有比他更甚的曾俊华——他在2007至2017年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财政储备不断累积（截至2017年逾9000亿），虽然做到了积谷防饥，但却没有运用丰沛财政资源纾解深层次矛盾。 第三，政府的盟友（被社会反对意见讥为“保皇党”）沆瀣一气，没有推动政府改善民生。特区政府的盟友既有工商界，也有传统左派，前者唯工商界利益为重，在立法会功能界别垄断不少议席，包括保险界、商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等；后者理论上比较重视民生，但实际上也有不少出卖基层的“往绩”。 例如在1997年主权移交前夕，在时任立法局议员李卓人推动下，《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获通过，有利劳工权益，唯在回归后不久，自诩捍卫工人权益的政党工联会居然成为废除条例的推手，埋葬了集体谈判权。另一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也不遑多让，包括在香港房屋问题日益短缺的情况下，于2019年初立法会动议“增加短中期房屋供应，改善公营房屋短缺问题”时投下反对票，直至当年9月反修例示威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才突然改变立场，促请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征收私人土地，兴建公屋。 李家超现在有的：一份没有细节的政纲 历数当权派的过错，是为了反驳官媒针对“反对派”的粗疏论断，指出后者之于民生问题的影响力根本无足轻重。归根究底，香港之治乱兴衰，只能由掌权的一方负起主体责任。 而事实上，只要政府负起责任，下定决心改善民生，不是不可能做出一定成绩，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在2011年顶住商界压力，毅然实施《最低工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由经济的不足。 未来5年，李家超不须面对反对派，施政失误再无替罪羊，但窒碍港府改革民生的因素仍然存在——政经结构依旧倾向工商界、“积极不干预”管治哲学未摆脱、窝囊的盟友充斥“完善”后的立法会。要李家超做出成绩，似乎是镜花水月。 迄今为止，李家超只拿出一份没有细节的政纲，有一句不过不失的口号——“以结果为目标”。但具体管治要有具体目标——对于希望尽快“上楼”的劏房户，他必须交待怎么做，包括会否大规模从地产商手上收回一定数量的闲置土地，用来大规模建屋，将公屋轮候时间缩短；至于贫富悬殊、医疗、安老之类的问题，同样须要港府给出一个明确目标，例如要在五年内将绝对贫困人口“清零”、向医疗系统、安老院舍注入更多资金等。 许多人都预示未来五年香港会变得比现在更威权，这是《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后的新格局，为数不少的市民对政治民主化早己不抱厚望。不过对于民生问题之解决，大家都乐见其成。如今反对派已经绝迹香港政坛、议外内外再无干扰，假如民生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甚至变得更严重，那只会令“由乱入治、由治及兴”的政治宣传沦为笑话。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