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廿一世纪的今天，大陆与香港的女性，仍然面对种种困难、诸多挑战。大陆在新冠疫情间爆出的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广州女子因没戴口罩被人捆绑跪地示众；香港方面，香港平等机会妇女联席的调查指出，近四成香港女性曾遭遇性暴力，疫情下亦令涉亲密关系暴力的求助升近一倍。 尽管两地女性在现实面对困难的处境，然而网络上仍然充斥各种抗拒、污名化女性主义及女权的声音。如何教育大众性别平等意识，预防女性遭到不同形式暴力，并且进一步改善女性在不同范畴的参与？歪脑访问了两个由八十年代成立的香港女权组织——“新妇女协进会”与“妇女劳工协会”回望过去，忆述从1980年代走到今天的妇运路，并在社会形势大变的后疫情时代继续前行。现时旅居瑞典的学者曾金燕曾先后在中、港两地生活，她对两地女性处境及组织动员模式的观察又是怎样？ “妇女运动最重要的一环是参与” 香港战后的本土妇女运动，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演变。 1966年，李曹秀群是香港首位女性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她在上任后推动废除男性纳妾的旧婚姻制度，并于1971年通过婚姻制度改革废除纳妾制；1963年，多个团体组成“争取同工同酬工作委员会”，要求政府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并于1975年男女公务员获同等薪酬。七十年代末，妇运团体关注女性承受的性暴力议题，发起“反强奸运动”；伴随香港制造业起飞年代，大量基层妇女劳工涌现于劳动市场，其劳动保障状况也成为了妇女团体所关注的议题。 八十年代，香港的妇女运动走向本地化，关注的议题亦趋多元广泛，新妇女协进会也是在当时诞生的妇女团体之一。 新妇女协进会会址位于深水埗的公共屋村地下，一街之隔是一间小学。下午时份走去，会见到拾荒的婆婆、接子女放学的主妇或外佣，一个社区内，尽见被忽视、或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女性百态。 新妇女协进会主席区美宝这样界定妇女运动：“妇女运动最重要的一环是参与，即女性在不同面向的参与。历史上，女性按照自身意愿参与不同事务，其实一直面对很多限制，也不必陈义很高去讲社会、政治参与，一般的工作机会已经有限制，妇女运动是争取女性很基本的、使其能够生存的基本权利。透过自由参与，从中展现自己的生命，这种追求放诸四海皆准。” 诞生于1984年3月8日的新妇女协进会，成立当日便推出一份有关香港女性参与政治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部份受访女性渴求参与政治。区美宝补充，这并非指狭义地参与政党政治，她们关心的是有没有女性参选、参选人有没有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纲。这份调查报告为协会会员带来重要的行动方针，即倡议有助性别平等的政策。 协会内有一批剪报档案，详细纪录了由八十年代至今，那些影响及体现香港女性处境的事件： 1993年，立法局大比数通过动议，促请政府修改歧视女性条例；1994年，当时的立法局议员陆恭蕙提出修订《新界土地（豁免》条例》，保障新界女性原居民也获得继承权，以争取妇女平等。原于1910年制定的《新界条例》沿用传统风俗，女性原居民并无继承权。当时的修例惹来新界乡议局、以男性为首的原居民激烈反对，著名练马师、新界原居民简炳墀在示威反对修改《新界条例》时，涉动粗殴打女社工。 立法会前议员詹培忠曾公开表示“所有女性都是鸡（妓女）”，引来各方哗然，批评该言论合理化男性性骚扰或性侵女性；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不少香港妇女运动者及组织赴会交流经验；九十年代的女司机与今天一样，仍然不时被男性质疑驾驶技术；来到1997年，一份香港大学升学及就业辅导中心发给应届毕业生的备忘录提到，很多雇主认为女性穿黑外套白衬衣面试是“难以想像”和“奇怪”，像参加丧礼，反而男性同样穿搭则是得体⋯⋯ 种种体现于报纸、大众传播媒介的女性议题，都是新妇女协进会观察、思考、继而进行倡议的阵地。 “妇进关注的议题其实取决于我们不同时期会员的组成。我们有一本刊物《女流》，由一开始会员以学者占多数而较为聚焦政策评论，到后来多了从事媒体、文化工作的人加入，也有年轻大学生的参与，便又有文章分析电影、探讨大众文化当中的性别定型。1988年香港实行电影三级制，会员也有过热烈讨论，到底是不是一见到裸体便要视作三级片？应该如何改善指引等。” “那时是一个较好的年代，我们仍有方法直接与政府沟通” 区美宝说，协会的会员有学者、文化工作者、也有不同政党的党员，但妇进本身并不从属任何政党。会员可以按照个人志趣，自由成立不同小组去推动议题，而协会秘书处则提供行政支援。时下不少人按触到“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的概念，并渐渐懂得与“家暴”（Domestic Violence）区分开来，回到2008年的香港，新妇女协进会正是其中一个主力倡议修改《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修例前称《家庭暴力条例》、于2010年更名）的团体。 “当时修例的目标，是要把条例保障范围扩阔到不分性别的同居关系，我们参考美国、加拿大的法例，与其他人权团体、法律团体向政府提供建议，然而宗教团体则大力反对，认为等同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们以为法例释义改变会变相承认同婚，但是共住同一屋檐下的也有外佣。最后政府批出资源到社会福利署，而几番向立法会议员游说下，修例以试行形式赶及在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前通过。2009年法例生效后，我们各团体会每半年约见社署、警方，直接质询当局执行条例成果，那时是一个较好的年代，我们仍有方法直接与政府沟通。” 社会与时并进，有很多三十年前闻所未闻的概念，渐渐在社会由下而上透过倡议争取改善空间，但是妇女团体不但要监察政府如何监管，也要持续观察社会，暴力并不会因为一次修例便消声匿迹。在区美宝看来，问题与暴力的形式也会变。她认为现时性骚扰、亲密关系内的冷暴力以及愈来愈普遍的影像性暴力，都需要找到方法防微杜渐。 区美宝认为，即使公、私营机构都日益注重防治性骚扰，制定程序处理，亦确实有愈来愈多人有了被人侵犯的意识、并且懂得述说出来。与此同时，社会有没有一个足够安全、舒适的空间，让被侵犯方可以很容易将经历说出来？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又有没有一个基础去面对牵涉有关性的问题？“社会要拆解的更多是关于性的问题，争取一个政策都起码花十年以上时间，而社会对性的保守，这种风气与迷思则恐怕要花更长时间。” 社会剧变下，女权组织如何自处？ 明年便是新妇女协进会四十周年，近年的社会剧变，公民组织首当其冲，妇进也不例外。 “其实未想到怎样应对，因为形势太不明朗，移民潮下连带会员减少，日后倡议工作是否仍有足够会员推动？去年会员大会上，比较肯定的是，会员都希望找一个更好的方法保存妇进内的剪报档案，那些是过去香港女性的议题，而怎样分类它们其实也是协会一个知识上的资产。明年四十周年会庆，坦白说也没想到具体要做什么，以前会出书、拍片，但现在社会形势未必容许我们像以前一样做到很多事。” 另一方面，成立了近四十年的新妇女协进会，也要面对时下年青人对政策倡议、社会运动想法的转变。区美宝说，可能因为现在年青人不再相信上层结构，而认为倡议、游说等方式没有用，她觉得就算年青人说不出某些方法如何行不通，只要她们从生命经验认知到那样行不通，上一代便需要去理解。然而，她不认为这代表两代人无法一起行动。 “我们都在理解当中，要是她们在过程中发现妇进帮不上忙，或意见不合，不要紧的，每个时代我们提出问题，动员的手法会有不同，但只要我们终点是要挑战status quo（现状）的话，大家会有合作空间，这要视乎时机。年青时我也与资深会员有差异，慢慢又发现其实大家没什么差异，处境不相同，但会有相似的地方。” 另一个立足于香港的妇女组织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女工会），是一家成立于1989年的草根民间组织。随着香港“复常”，女工会今年曾拟于妇女节当天举办游行、为妇女权益发声，但最后被逼取消。就在5月1日劳动节当天，女工会与一众妇女劳工则到政府总部请愿，批评政府一方面高调宣传“开心香港”，一方面继续忽视劳工待遇。香港网民对此啧啧称奇，思疑“蚊型”组织也能在国安法时代敢于发声。 事实上，女工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女工会旗下有清洁工职工会、推销员及零散工工会，针对劳工面对的外判制、长工时剥削；也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营办合作社，实地建立环保又具劳工尊严的职场。但是，女工会最重点关心的对象是基层妇女。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贫穷也有性别之分 女工会总干事胡美莲劈头便说，贫穷有性别之分。 “香港的贫穷人口中，女性的贫穷率比较高，如果把年龄当成横切面去看，年纪愈大的女性愈没有工作机会，最多只能够从事清洁工、保安。而香港劳动市场两大极端：长工时、零散化，本身已影响很多劳工，但是各行业最低收入的10%都是女性，最高收入的6、7%是男性。”胡美莲说。 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的一份报告指出，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香港在职贫穷人数增加87.9%，并且以女性为主。 2006年，女性占在职贫穷人口的63%。同时香港的劳动市场仍有明显性别特征，女性结婚或子女出生后，虽然可重投职场，但往往局限在低薪酬、低技术的服务行业。 即使现今年轻女性普遍接受过教育或高等教育，但胡美莲说，根据数据显示，女性进入职场后，五年后的升迁仍然比男性慢。加上年青人倾向斜杠就业，以香港总人口推算，有更多女性进入了零散化的劳动市场，零散化意味她们没有任何保障，同时要承担高昂的通勤成本。她以餐饮业为例，零散工一定是负责劳动量最大的那些时段，然而准备上班与通勤的成本，都没有计算到薪金中。 “中年妇女的话，则往往是双职妇女，社会对她们有很多期望和要求，支援却欠奉。她们不能带子女上班，独留儿童在家也违反法例。在家她要照顾子女、打理家务，但香港的福利制度却建基一个前设——你必须失业，一旦你找到工作，所有福利便会停止。换言之，双职妇女一方面承担无酬家务劳动，一方面是没有支援下、单靠薪金支持家庭。老实说，她们有什么工种选择？她们怎样发展自己生命？作为照顾者，她们应该获得什么保障？例如更完善的托儿服务？事实是到她们养大子女，重投劳动市场时，就只能做清洁工或者售货推销。” 胡美莲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惯性以商家思维理解劳动阶层，倚赖社会硬件基建刺激就业，却长期忽视软件的社会基建——完善支援妇女就业措施，例如以补贴提升托儿服务质素，扭转社会福利思维，不再视社会福利保障为安全网，而是一套整体措拖，既保障失业妇女需要，也要提供长远支持，使她们能够顺利重投就业市场。 曾金燕：中港女性处境的差异 现居瑞典、于隆德大学历史学系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研的学者曾金燕，长期专注研究性别、文化政治及中国女权运动。2012年，她来到香港生活，直到前年离开，对于中港两地女性处境，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香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裕地方，虽然贫富悬殊大，也经历了那么多政治波动，但某程度经济发展程度仍相当高。这促成了女性的经济独立，经济独立是女性的人格独立基础条件，随后才有自由，选择怎样自主人生和参与社会。不过这里也有一只房间里的大象，那就是三十多万居港的外佣，她们即使在香港工作满七年，也无法享有同等的香港居民身份，某程度上香港女性的独立与发展是把代价转移到她们身上。” “至于在中国，一线城市成长的中产阶层，很多女性都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个人自由选择会较多。可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在不发达的地区，仍旧有普遍的像铁链女的妇女贩卖和儿童性侵问题，就家暴议题而言，社会也没有建构出一个安全网，为幸存者提供庇护。在香港，假设一个女人、孩子受伤求诊，医生会观察、判断她的伤势形成原因，会问是否遭遇家暴，是否转介社工或警方跟进、介入。在中国这样一个存有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中，底层劳工女性跟中产和精英女性的处境差异巨大。” 除了社会安全网，曾金燕亦指出，在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的公民社会生态相当丰富。尤其在雨伞运动期间，有组织的公民行动与非暴力抗争，充分展示了民间社会还有各种行业协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展现出一种脱离政府、同时脱离资本控制的力量。 中国也有过公民社会扩大的时期，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直接促成公民社会和NGO（非政府组织）概念的合法化。中国妇女运动、女权运动的黄金时代随之而来，民间自发组织和行动遍地开花，但2012年以后，那个黄金时代基本上划下了休止符，2015年当局拘捕“女权五姊妹”是一个象征，女权社群的集体行动网络后续亦受到严厉打压。 “没有女权也就没有人权” 曾金燕在一篇分析香港妇女运动脉络的文章指出，香港本土妇女团体主要分为“亲中妇女团体”与“草根女权组织”两大阵营。前者与政府关系密切，资源丰富，在中国政策框架和父权框架下，选择性地回应妇女议题，从而提升妇女福利；后者则欠缺参与建制的机会，故透过抗议、倡议与教育工作来推动妇女权益。 那么，“妇女运动”与“女权运动”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曾金燕在文章中指出“妇女运动”更关心的是妇女切身利益的提升，并不一定是在挑战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等级制度。曾金燕接受访问时进一步指出，女权主义代表着一种质疑“控制型权力结构”的先锋，倡导与人、社会、自然等的伙伴关系。而男性优先、男性气质主导的权力结构，本身就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说的，形成体制性暴力的结构，“厌女”情结令男性视女性为次等的、工具性的，予取予携，用后即弃。 她特别提到，在疫情期间，广州有两个女子因没有戴口罩而被抓住，还被逼令跪地，但她昂首挺胸，图文在网上引发热搜。曾金燕认为，这个事件本身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因为女子年轻貌美，成为被基层疫情控制人员的压制对象。女子的经历和跪地昂首的形像，令人对疫情下种种不满有所共鸣，并抒发尊严感。不过，网络热传也有两面性，从传播到凝聚民众不满封控的情绪过程中，女子还是成为了一种凝视下的纯洁、勇敢的“女神”性别定型。 “父亲、丈夫、儿子，因为是男性而优先的社会文化结构获得了资源和发言权，然后他们主导了生产单位，例如家庭、公司、掌控公共生活、乃至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女权运动是从权力结构出发去挑战，让每一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均等的资源，在终极理想的情况下实现所有人的平等。这种思想在民族问题上也体现出平等与包容。而许多中国先锋知识份子还是有很强的大中华情结，无法站在本土如香港、西藏、台湾的位置思考民主法治议题。” 1995年北京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当时希拉蕊以美国第一夫人的身份，在会上表示“人权是女权，而女权也是人权”（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曾金燕觉得，时至今日，这句话的意识需要更新，即“没有女权也就没有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