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完善”后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 整份《施政报告》中，“抢人才”成为政策重点。为吸纳外来人才，财政司司长将亲自领导“人才服务窗口”，内地及海外经贸办设立“招商引才专组”。此外，港府推出为期两年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亦放宽“一般就业政策”和“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取消“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等。另外，政府表示，合资格外来人才如若在香港置业，可在成为永久性居民后退还在港置业额外的印花税，待遇与首次置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看齐。 在治理体系上，财政司司长还要成立全新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耗费300亿元成立新的“共同投资基金”。这一巨额投资将与近年成立的“香港增长组合”、“大湾区投资基金”和“策略性创科基金”归一收纳，由政府主导投资策略产业，以吸引更多企业在港发展。 而在房屋和基建方面，李家超设下目标，计划在未来五年兴建三万个全新的“简约公屋”，将现时约六年的公屋轮候时间在四年内（即 2026-27 年度）“封顶”，降至约四年半。又大兴土木，建设“三路三铁”，分别是“北都公路”、“沙田绕道”、“将军澳─油塘隧道”、“港深西部铁路”、“中铁线”，以及“将军澳线南延线”。更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在“大湾区”概念下，增强与内地联通。 一份逊于预期的《施政报告》 早在他在上任百日时，李家超已预告过，这份《施政报告》将聚焦“抢企业、抢人才”、推动造地建屋“提速、提效、提量、提质”等。当时，香港刚放宽入境检疫安排，令外界憧憬《施政报告》是否会公布更多利好举措，特别是在香港实施“0+3”后，能否进一步过渡至“0+0”，刺激各行各业逐步复苏，振兴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运作。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施政报告》电视直播还未结束，民间舆情指标平台连登论坛马上有贴文表示，《施政报告》加速港人移民潮，“钱与资源都给了大陆/大陆人，却未有措施留住本港人才”，直呼“听完《施政报告》，立刻订机票走人”。“连登仔”的回复或许有夸张和戏谑之处，但事实上，同样感到这份《报告》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香港市民不在少数。香港民研在《施政报告》发表后所做的即时民调显示，市民对报告评分为51.1分，即时满意率净值为3.1%；两项数字均低于前三任特首首份《施政报告》。且市场在消化《施政报告》后，亦毫无提振。《报告》公布当天和次日，恒指两日连跌800点，逼近16000点关口，创下13年新低。 哪怕是号称“每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就有365个”的李家超也无法回避的是，香港经济要复苏，问题重重。在《施政报告》开场发言时，李家超引用顶头上司的名言名句，称香港正身处“世界百年未见的大变局”，将香港经济深陷泥潭的因素推卸至疫情、通胀、“加息潮”、紧缩政策、美中贸易争端等大环境因素。 无法被正视的“抗疫”困境 9月底发布的最新指数显示，香港长期稳守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地位遭新加坡反超，“纽伦港”是否已变成“纽伦坡”？虽然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随即回应，唱好香港具有的传统优势，并与特首李家超口径一致，指金融中心指数变化受的是疫情拖累。 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冲击是不争的事实。在外围和欧美经济体纷纷放宽防疫和入境措施下，香港仍死守“0+3”、“安心出行”和“打齐三针”，令众多展会和大型国际活动移师新加坡。继“国际龙舟锦标赛”被泰国抢走后，多年来受港人欢迎的“渣打香港马拉松”经历“唔跑又跑”：原本被取消赛事，却又在舆论压力下复活。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智思和一众立法会议员出来抗议，要求政府提供明确防疫通关时间表，否则国际赛事将一去不回头。随后香港田径总会表示，经多日沟通，赛事获港府全力支持，积极计划于2023年2月复活；算是“成功争取”回头的一项大型赛事。 航运和旅游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英国维珍航空早前宣布，将于2023年3月起暂停来往英国至香港的航班，并会关闭在港办公室，结束在港近30年的运作。国际邮轮皇家加勒比因为迟迟未获港府批准行程，放弃在港重推公海游计划，令一度兴旺的国际邮轮旅游，陷入死寂。 另一厢，新加坡自放宽至“零隔离”后，体育、文娱盛事接踵而至。停办两年后复办的F1新加坡站已预定有5万参赛者，带动周围酒店餐饮业大旺。新加坡政府对外宣布，今年新加坡旅游收入预计将达到100亿至200亿新加坡元（约553亿至1100亿港元），大约可恢复至疫情前的四成；狮城正强势回归。 香港的官员未放行“0+0”，仅呼吁港人“不要妄自菲薄”。李家超在宣读《施政报告》时，仍不断重复“香港自身优势强，在‘一国两制’下机遇处处”的老调，重弹“香港营商环境全球第一、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先进的基建、健全的法制、人才汇聚，跨国企业亚洲首选地、中西文化荟萃”等条件，却不深究“宜家有冇呢支歌仔唱”（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好事）。 前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早前在报章撰文，含蓄指出了香港政府所不敢（或是明知却不能）正视的真相：以往香港背靠大陆、连结中西的优势正在逐渐模糊中。当前国际社会对香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忧虑政治因素将令香港的自由开放和前景进一步蒙受阴影。这一担心，非单因为经济或疫情危机，而是“2019年动乱与后续发展”和港府采取的立场所致。 以往，如何平衡“阿爷”和“港人”的利益，一直是历任特首的难题，也是他们在上任后被询问的首要问题。如今，这其中能运筹帷幄的空间变得微小至几乎不存在。如张炳良所说，香港原来的地缘优势变成尴尬及两面不讨好：太着眼中国，会失去独特优势及西方重视；若太望向西方，或会失去北京信任。 而现任政府班子显然选择了前者。因此，在抗疫政策方面，当新加坡“与病毒共存”时，港府不顾商界的呼吁，仍在“犹豫徘徊、要靠中央指示之感”；忽略民间批评声浪，只担心被北京斥为“躺平”；不去主动争取“通关”，却推说要循序渐进。在抗疫政策上的被动和进退失据正正证明了新政府已从“打好这份工”沦为“交功课”，不需要向市民负责也无需接受问责。一个唯西环和北京马首是瞻的港府断然无法打消市场和外界的疑虑；如张炳良所言，一旦香港的“can do”精神荡然无存，自然会被后来者局上。 不得不承认的“人才流失”问题 虽然官方一直否认香港正面临97年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但人才外流是不争的事实。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发布会上首次开腔，承认过去两年本地劳动人口流失约 14 万人。政府消息人士进一步表示，流失的14万本地劳动人口中，逾六成为高学历、高技术、专业人士及管理层。按年龄划分，以25至39岁为最多。 真实数据恐怕更为严峻。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人口连续第三年下跌；原因之一是净移出人口大升，去年达到11.3万人，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导致过去三年共有24.5万人净移出。 连喉舌报刊也在《施政报告》公布前寄希望于新任政府能力挽狂浪，阻止人才的进一步流失。不过李家超政府高调宣扬的“抢人才”计划，恐怕作用力有限。 首先，港府所祭出的措施不外乎是放宽签证限制和置业印花税等“旧桥”。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早在数月前已经放出风声，但对市面提振作用有限，且被认为有推动减税托楼市的嫌疑。而能够受惠或被“抢人才”新措施吸引来港的，也大多限制于内地高端人才以及被称为“港漂”的少数群体。 有评论进一步分析指，香港人才流失大潮里真正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是瞄准国际人才的“一般就业政策计画”，而非针对内地人才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优才计划”。至2022年上半年，内地引入人才数量大幅上升，海外人才输入却急速凋零，两者比例已趋一比一。因此，港府高调引入内地人才，却不设法挽留本地人才和海外人才，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新一届政府放弃“留人才”，选择“抢人才”，或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希望进一步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一体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强调，香港的优势在于“背靠祖国”，应“直接参与内地的庞大市场”，倚靠“‘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点战略”，为香港带来机遇。或许对于港府和北京来说，本地人才的流失只有在无人填补的情况下才能称之为问题，若可实现“人才换血”，一段时间内的人才出走和缺失是可接受，甚至是被默许的。 “交功课”和“等风吹” 不过，李家超团队并非毫无压力。在上任初期，中央政府已对新政府下达了“由乱转治、由治及兴”，把香港“带上新的发展阶段”的期望。因此，在被中央视为“深层次矛盾”的土地和房屋问题上，李和他的团队不敢怠慢。早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前，李家超已为房屋政策订立“关键绩效指标”（KPI)，责成“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提交加快兴建公营房屋的建议。 或许是“以结果为目标”，或许是“为交功课而交功课”，新政府的土地和房屋政策难免有“病急乱投医”之嫌。早前，有四十年历史的香港本地冰块厂“德保雪粒”，因厂房位于屯门公屋项目范围内，被政府勒令收地。政府部门称该项目可望提供逾两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因此有需要于2025年前清拆德保雪粒的厂房。德保雪粒则表示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新用地，斥责政府“盲抢地”。而德保在本港市场占有率逾两成，一旦歇业将对饮食业造成打击，甚至影响冻饮价格。 以上并非个例。有超过70年历史、被誉为“香港最后鎅木厂”的“志记鎅木厂”因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被逼迁，厂房更被大批地政总署人员和警员围封，以展开收地程序。本地环保业先锋“喵坊Mil Mill”位于元朗工业邨的回收厂，也爆出与科技园出现续约问题，而陷入逼迁境地，被前香港天文台台长、曾任环境运动委员会主席的林超英狠批科技园“短视和离地”，指事件令香港在世界舞台上“抬不起头，无地自容”。 另一问题上，李家超和其团队又被嫌不够进取。10月10日，港府在无预告的情况下，把具有争议的《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剔出今年立法议程。对此，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大为不满，斥责李家超团队“裹足不前”。而李家超则解释指，此举是考虑到国际形势多变，港府须深入及全面研究，以防出现法律漏洞。 刹停23条立法，或许是因为要在二十大召开期间为香港和北京降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曾将23条立法称为“宪制责任”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在此刻趋向保守，改称“稳定疫情是政府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同防疫政策一样，23条立法也是“上面不让动，下面不敢动”，一切都要“等风吹”。 还有反对声音吗？ 新届政府走马上任以来，对港府施政的批评已急速萎缩和矮化为建制阵营内部的利益争斗。 早前，因“免针纸”风波，曾为新民党成员的立法会议员江玉欢与“亲密战友”、同为立法会议员的工联会会长吴秋北隔空对战，最后江玉欢不得不宣布与工联会“分家”，两方的联合办事处因此拆夥，在香港政界被戏称为“北欢而散”。 “欢姐”因公开质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没有废除免针纸的权力，炮轰政府“专横”、“败坏法治”，而获得舆论的共鸣和支持，继而引发公众对政府“败坏程序”的指责，也变相鼓励了“免针纸”事件随后走上司法覆核的方向。这一原本在旧时再正常不过的批评和制衡，如今在以吴秋北为代表的建制派看来是“政治猴戏”，是对“阿爷”所期望的“一团和气”以及“立法、行政相互配合”的极大冲击。在民主党派、关注团体及公民社会已被破坏殆尽、万马齐喑的当下，再微小的不和谐之声都会被放大，甚至达至一种原本未曾预料到的“先声夺人”的效果。 我们当然不期望“欢姐”噤声，但却无法预料她是否还有资格发声。在《施政报告》中，李家超提出要成立“特首政策组”，并引入“红队”（Red Team）概念，扮演批判、反对的角色，协助全面检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至于人选，则由熟悉香港情况、了解国家发展和政策以及拥有国际视野的人担任。 如果一个社会连“唱衰”都要由人扮演，能留下的似乎就只有“唱好”了；不知道是否仍有空间，让“反对派”们保持缄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