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柏林影展，最终由法国纪录片《Sur l’Adamant》（中译：坚毅之旅）赢得金熊奖，而“评审特别奖”则由“柏林学派”（Berlin Schule）的代表导演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Petzold）凭《Roter Himmel》（中译：红色天空）取得。
在德国的传媒报道中，除了对得奖电影的报道，聚焦的还是对俄罗斯的讉责。俄国入侵乌克兰刚好一年，柏林地铁中播放的新闻，可以看到介绍Sean Penn联合执导的乌克兰纪录片《Superpower》，以及有评审成员在探访柏红色巿政府厅时，在签名册上写上“Fuck Putin 4ever”。当然，对伊朗、阿富汗、 叙利亚、土耳其等国的关注，也是主办单位的重心。这是柏林影展的一贯定位，除了关心德国的本土电影，也在政治议题比较开放，但通常只限于针对极权小国，俄罗斯的状况是例外，因为反俄已成为欧洲的共识。
这与华文媒体的报道重心大相径庭。例如说，范冰冰现身红地毯，那当然是占不上德国媒体的版面。还有的是今年评审之一的香港导演杜琪峯，在开幕记者招待会的发言，就在香港的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在国际影展中，各地传媒按地区需要各取所需，本是平常事，但杜琪峯的发言及在华语地区的后续发展，却从电影角度，侧写了香港的时代面貌。
错解问题的必要
杜琪峯说了什么呢？在记者招待会中，他与今届的其他评审一起接受访问。他先是说全球的电影都变差了，他看电影时的世界，好像渐渐消失。然后又一名记者继续发问，记者问到：“为什么电影院（Cinema）不死？在一个黑房之中，看着巨大屏幕的观影经验时，到底有何特别？”那是没有指定回答对象的发问，老实说也只是近年影展中的老套问题，就是记者引导电影人表达对电影院的爱，本身这问题，应该是聚焦于串流电影对电影院、甚至电影形式的影响，但选择用广东话回答这问题的杜琪峯，其答案却似另有所指。
“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锋、永远在前面。当如果有极权的时候，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定想先停你的文化。电影的文化，是直接入audience入面的。所以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杜琪峯说，然后是他发言最堪玩命的一段，“我觉得香港，no，sorry，”他一笑，然后修正，“我想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与人民，都要支持电影，因为它是为你发声的。” 然后，翻译人员再把杜琪峯的发言译成英语。
杜琪峯是评审中唯一使用英语翻译的一位。当然他也能理解英语，那从他听到Francine Maisler说《Top Gun》能将观众重新带到戏院的发言时，脸上不否可否还自顾自开水喝的行径中可知。他说广东话，该是他觉得讲广东话最能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那也可能关乎其发言的收听对象。
香港的听众，多有批评翻译拙劣，未能译出杜琪峯发言的精髓。这种凡事先批评执行不善的倾向，可以说是香港人的共性之一，表过不谈。但这次发言放在当下香港语境中，却是极好的文本，尤其是杜琪峯的那个自我修正，把“香港”改成“全世界”，那到底是有意为之的表演，还是认真的自我修正呢？这大概是翻译再好，都不能让世界观众立即明白的事。
中国式的审查与红线
那个国际社会欠缺了解的语境，是香港正处于建立新制度的混沌阶段。香港过去发生过的事，在柏林不算无人知晓，但早已不是关注重点，也不太会有人知道，到底香港当下正在发生什么事。在香港法庭的“立场新闻案”，媒体人被控告煽动罪，而该媒体有作者引用卡夫卡的《审判》，都成为主控官的证据之一。四十七人案中，香港大量民主派人士，因为自行举办香港立法会的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他们所做的事，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前，都不过是常态。
于是，如果杜琪峯在前香港国安法时代，以同样方法修正自己说法，那可能真的纯粹想修正，又或是一种嘲讽，但来到今日，其不再可笑的恐惧感，其实在各个领域确实地影响着香港人。在这种“新常态”下，因为香港人普遍不了解中国内地的“逻辑”与“红线”，当他们有机会因为言行而入罪，许多人选择的是过犹不及地自我审查。而像《立场新闻》的总编辑钟沛权在庭上的抗辩，又或是杜琪峯有意无意的发言，都碰到香港人当下的恐惧，但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在等待这些言论或行为，到底是否会被视为犯错，从而希望了解新的红线在哪。
当然，那也可能只是获得了解红线的幻觉。
要说了解红线，如张艺谋这种大导演难道不了解吗？结果，同样也是柏林影展，2019年的张艺谋的《一秒钟》，在首映前一天，因为“技术问题”而撤映。几年后，张艺术的《满江红》又继续能上映，而且卖个满堂红。 《一秒钟》的灵感来源，是来自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而她因为说了一句“习近平是人贩子”遭封杀，结果其名字在《一秒钟》电影的相关内容都全部消失。即使后来《一秒钟》在柏林的电影院能上映，而严歌苓也在电影院外示威，但那没引起德国传媒多大的关注。所谓红线，本来就是流动的，其可恨之处也在其流动。
当年《一秒钟》撤映，在柏林引起的关注也不多。毕竟官方的理由是“技术问题”，在德国的角度，要证明中国政府审查电影，那大多只能算是间接证据，何况张艺谋又不是伊朗导演贾法尔（Jafar Panahi），贾法尔凭《Taxi》（中译：出租车）在2015年夺得柏林影展金熊奖，这部电影是他在被伊朗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禁拍电影二十年期间，偷偷在的士中拍摄并偷运出境，在柏林播放的。柏林影展从来只是一个平台，让评审、电影人等可以借此发声，但最后为作品、言行付上代价的，往往都只是个人。 贾法尔后来的遭遇，又有多少人知道？
如果杜琪峯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那也是一条新的红线
而更进一步，要了解柏林影展在言论自由的特别之处，也可以看回那只金熊扬起的双臂。熊的德语Bärlein与Berlin相近，熊也成为柏林的象征动物，柏林影展的金熊设计，由德国雕塑家Renée Sintenis所创作，但在1960年却要重新设计，将其左手再提高一点，原因是避免任何对纳粹的联想。在德国，纳粹仍是绝对的禁忌，如果你要求的是完美的言论自由，对纳粹言论的限制明显就违反了。于是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在非绝对的前提下，再讨论那界限怎样划分，又或，在大多数时间，对之视而不见。如果你采用这角度去了解与德国相关的事物，大概可以了解更多。
杜琪峯发言后的下场如何？那可以是无甚后果，冷处理后一切如常；又或沟通在私底下进行，如果交易，外人无法知晓；最差的情况，杜琪峯被人封杀，其有份参与制作的电影，可能也未能上映。在杜琪峯的言论出来后，引来不少中国网民围攻，而不少媒体都有报导称他有份担任导演及监制的九部电影作品，全部都有可能禁止上映，而微博上转发杜琪峯言论及消息的“杜琪峯bot”也被禁言。
如果杜琪峯要为这些付出任何代价，那也是一条新的红线。
当然，那也只是香港电影人新时代的开始。中港合拍片的模式，长年来成为香港电影的慢性毒药，杜琪峯也有拍摄合拍片，但作品会说话，这让许多香港人愿意支持他的作品。但2019年成为香港人理解香港电影的转捩点。如香港导演翁子光新作《风再起时》，是关于港英时代香港警察的故事，也是一部合拍片。即使作品能重现旧香港的情怀，在香港的票房仍不太理想，同时在中国内地的票房，也没有大收。另一香港导演麦浚龙的大制作《风林火山》，在2017年煞青，至今甚至仍未上映。
另一方面，如港产电影《毒舌大状》，片中角色在受压下，于法庭争取公义。这在香港观众眼中很“本土”，也成为史上首部本地票房过亿的港产片，而在中国内地的票房竟也不俗。到底观众当下需要什么电影？中国、香港电影人在戏内戏外的言论自由界线在哪？那是难以捉摸的，但可以确认的是，香港电影背后的精神面貌已经改变，而且不能逆转地，我们需要将电影放在时代脉络中观看，才能看出电影真正的意义，因为香港的新导演，他们没有足够的作品去证明自己，于是不得不危险地在戏内戏外，迂回地展示出自己的取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