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艺术家、美术指导Kary Kwok（郭家赐）在五、六月之间，在中环名店“Joyce”举办个人展览《Kary Kwok：Revisiting》。一场展览，重探他在九十年代香港留下的创作足迹，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九十年代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会场域的人、事、物。既有个人时装杂志、书本藏珍，也有他重探自身过去所创作的艺术品。 五十六岁的Kary，外行人甚至一般文青，也未必立即知道他是谁。他其实是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摄影硕士，从事杂志、广告摄影、编辑及美术指导。既是着名剧场人林奕华的三十五年挚友，又与本地“时装教母“黎坚惠共事时装杂志《Amoeba》，酿出八十后潮流文化记忆——九十年代距今已经超过二十年，而不经不觉，黎坚惠逝世至今已经七年。当新一代愈觉得九十年代香港陌生而遥远，Kary的故事便愈值得纪录下来。 Revisiting：曾经栖居英国 Kary的前半生游走于香港和英国之间，而英国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摄影的兴趣是源于舅父。八十年代的启德机场有个可以看到飞机起落的平台，是当时每人离港的拍照热点。每当我们家有亲人远行或移民，往往交由舅父操刀拍照。是他令我觉得摄影是件很有趣的事。” 根据资料，1980至86年，每年大概有两万名香港人移民海外，主要因为中英谈判引发香港前途问题而离开。他不忘补充一句，舅父虽然于政府担任公务员，但最后也选择在加拿大度过晚年，数年前在该地逝世。 机场的移民潮令他发掘摄影兴趣，第一部相机是风琴式宝丽莱相机，不但可以拍即影即有，还可以拍菲林照。铜锣湾皇室堡以前会有店铺售卖宝丽莱特配的胶卷。少年的Kary没事就拎着相机街拍，中环行人如鲫，当时宝丽莱相纸感光较差，即影即有里的街头风景，和想像中的往往不一样，失败作是常见。但他觉得即影即有与他的急性子一拍即合，摄影总能令他获得预计之外的体验。 83年到英国读书之前，Kary并不喜欢香港这个都市的氛围。“年轻时觉得香港根本不是我地方，以前性格也较反叛，很早已经不和家人同住，做过发廊和时装店兼职。当时香港商业主导了一切，个个也想读书然后加入政府，或者从商，总之忙忙碌碌都为了要发达。你在那个年代感受不到自由气息，因此我一早就决定要走出去看看世界，甚至没预计过几时回来。” 抗拒建制，追求自由，他报读了伦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寄宿学校“Sir John Cass College”。他用鸡皮纸手造一本摄影作品集给学校，在学校学习打灯、黑房冲晒等摄影知识。后来学校被合并成为“City of London College”，92年升格为西敏寺大学。正值八、九十年代的英国，撒切尔上台后英国转型为新自由主义政府，着名例子有镇压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工运，对外有福克兰战役，对内亦有女权运动、爱滋病阴霾与同志污名，还有因应移民潮，英国社会面对日益壮大的华人群体，时有矛盾。“学校风气很开放，只要有游行你又想去，随时可以找同学一起游行。娱乐也很丰富，去过不少伦敦的Night Club，从主流到酷儿、性小众都去过。这是伦敦的现代之处，既商业发达，也有政治议题与抗争，整个城市充满自由开放的能量。” Kary当时到过几间华人社区会堂，拍下老人家生活相片，纪实风格令他夺得1991年“South Bank”（伦敦南岸）摄影奖。他一直在伦敦南部的黑人社区Brixton生活，96年正式入读皇家艺术学院之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他在著名书店“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TPG）上班。习惯以单车代步的他，在伦敦多雨的日子里，不是去上学，便是上班，有时因地面湿滑连人带车滑倒。 “那是一间专门出售摄影书的地方，也会做摄影展。那几年在书店接触到不少伦敦的艺术家、摄影师，广告人也会到来买书参考。当然对我发展在伦敦的人际、事业网络大有帮助，但最好是我偶遇过当时尚未大红的Alexander McQueen，还有晚年的同志电影导演Derek Jarman。”回忆起来，Kary仍露出自豪的笑容。 Revisiting：曾经熣灿的时装杂志文化 九十年代，随九七主权移交日近，香港愈来愈多人移民外国，反而在回归前夕，Kary回港发展，而黎坚惠、林奕华、《Amoeba》等文化元素，构成了Kary回流的契机。“我是经林奕华介绍认识黎坚惠的。但是本身在英国与林奕华交朋友，也很奇妙。82年我和男友听闻有个新的本地艺团名叫‘进念二十面体’，他们在铜锣湾礼顿道开了间咖啡店和表演空间，定期播放电影。于是有次我和男友去了那里看John Cassavetes（美国独立电影先驱）的《爱的激流》（Love Streams）。那时进念有位帮观众撕电影票的年青职员，便是林奕华。” 那阵时不知道对方将是自己一生挚友。Kary到英国读书前，出于欣赏“进念二十面体”推动本地文艺发展，特地捐赠两只VHS影带，一套是Jonathan Demme拍摄乐队“Talking Head”演唱会的纪录片《Stop Making Sense》；另一套是伊莉莎白泰勒增磅演出的好莱坞经典《灵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lf？）。问到他与林奕华在英国怎样相认、相识，他笑说当时两人聊起舞台表演，提起英国前卫舞蹈家Michael Clark，林奕华才发现Kary以前在香港透过“进念二十面体“看过Clark的作品。 “当时黎坚惠仍在《号外》工作，认识‘进念’不少朋友，包括林奕华。我在英国办相展，恰巧她来看，拍了几张相，在林奕华介绍下我们三人聊摄影、艺术、时装。第一印象是觉得她打扮挺中性，是个美女，大家喜欢的艺术家、电影、牌子、乐队又相近。她觉得我们的审美观相差不大，又提到在香港杂志业界工作，常常懊恼工作拍档和自己脾性品味不同。“ 《号外》由文化人陈冠中创立，随年代其编采方针、设计历经变化。《号外》乃陈冠中师法外国小报形式而成，Kary指出其中一个影响来源，是Andy Warhol于1969年创办的《Interview》。 翻阅《号外》的历史，《号外》一开始以小报形式发行，后来转为大版面、较豪华的包装版本。编辑团队方面，从七十年代的陈冠中、邓小宇、丘世文，到八十年代的岑建动、简国慧。而黎坚惠与黄源顺、麦成辉等人，则是《号外》第三代后起之秀。 说到时装，香港一直难以与巴黎、伦敦、米兰等时装之都相比。但是九十年代香港时装界具备了合适的土壤，供养出一批活力具创意的时装杂志。草创于七十年代的本地时装店“Joyce“卖时装也办杂志，令港人得以认识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等时装设计师。另外尚有《Amoeba》、《士多》、《东Touch》、《Amy》、《Cream》等聚焦时装文化、推动本地潮流的杂志。 黎坚惠在著作自述经《号外》认识张曼玉、刘嘉玲等人，日后也成为本港的时装指标；她于《时装时刻》提到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潮流盛事：“那是1990年在中环艺穗会搞的第一届SOTA Awards颁奖礼，地方很小，由《号外》主办，没有赞助，完全真心，拿咪的人都风趣幽默，得奖人倾巢而出，餐厅老板、建筑师、创业家、周星驰都衣装隆重前来领奖……没有人可以坐下，因为太挤了，连没有得奖的张国荣张曼玉杜可风萧芳芳林燕妮都来了，基本上，当年香港台前幕后的靓人，都几乎到齐，可一不可再。此后，广告商竞相赞助，你当然知道，已不再是同一回事。” 《Amoeba》的1996至1998 1996年，Kary回到香港，加入黎坚惠主理的时装杂志《Amoeba》当时装编辑，同年他成功入读皇家艺术学院。“1997”这组数字串连起香港与英国的世纪末盛世，大环境下是Kary游走两地的一隅私人风景，以“时装”命名的风景。 追求自然好玩的事物，不落俗亦不惮冒险。《Amoeba》起用素人模特儿，当中如高挑瘦削的Raymond已成一代读者的记忆，梁咏琪、李灿森等人都因为帮忙当模特儿，继而走入演艺圈。Kary负责摄影，大胆走出Studio在街头拍时装，全没成规束缚。有一期他与张曼玉合作，大玩特玩时装配搭，张曼玉的时尚触觉与《Amoeba》的好玩精神一拍即合，回忆起来，他仍雀跃不已。风格鲜明，敢作敢为，黎坚惠主理杂志大部份文字内容，不但写稿够快，还每期交出有趣又不乏深度的时装与社会观察。Kary指，当时杂志的“Response”（编辑部信箱）犹如《Amoeba》的鲜明卖点，热爱《Amoeba》的读者，都不会忘记黎坚惠在信箱与读者交流，所挥洒的流丽文字。 “我当然要飞回香港工作呀。”Kary忆述，学校和杂志社两边都要交差，后果是他必须与长途电话、传真机、时差做朋友。他曾经为杂志现场直击伦敦时装周，采访Alexander McQueen、Hussein Chalayan等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时装设计师。“稿件要传真回香港那边，我想你这一代做记者真的不会再用到传真机，最紧张是传真机墨水不够，传回去的稿件天一半地一半，然后又要打几通长途电话处理。” 学校方面，他向指导教授提交一份毕业作品大纲，构思自己回到香港，寻找童年时最有印象的地方拍下来，再与不同空间的自拍照拼贴一起。“于是我就有理由去香港工作啦，但是学校也定了几个重要日子，我一定要回去英国交差。Tutor也会每两星期打长途电话来，了解我的进度。” 无独有偶，今次他的展览也有一份意念类似的作品。Kary列印、拼贴出十几张他在九十年代拍下的相片，每张相片之间关连性不大，整合出来，却是他个人的九十年代“Mood Board”（情绪板），有如一个设计师创作之前，表达自己初步的情绪。如果九十年代是一种情绪或意念，他的相片有来港访问的“西太后”Vivienne Westwood、Alexander McQueen以圣女贞德创作经典深红连身裙、一个顶着鲜艳黄绿相间短发的香港少女等——香港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文化交会的大都会，而黎坚惠与Kary主理的《Amoeba》刚好横跨九七回归。黎坚惠在杂志也坦言，“大气候讲回归retro，是否因为世界已经到尽头走投无路唯有折返？看样子我们也快回归到一个以保守稳阵为大方向的父权社会，这几十年不易得来的文明开放富裕进步，究竟会得到开花结果还是夭折的命运呢？我也不敢想太多。” Kary则最记得，香港在九七前后那种奇异的都会经验。“我们有使命感的，不想做我们不喜欢的时装杂志，运用新元素、新角度把世界的时装带入香港读者目光里去。我们不会给读者装扮建议，We don't care！所以《Amoeba》不会办得很商业化，我们想用时装带出文化与艺术。好处是我们较易获得年青读者共鸣回归“这个奇异的时间点，无形中催生出那个香港各方面都开到荼靡的时代，推动到Youth Culture。坏处是我们经常和市场部同事吵架，因为我们收到的广告不够大众不够商业。虽然有九七回归这个时刻，很多人走，但是当年香港市场好得很，好得奇异。慢慢编辑部抗衡不了市场部，到最后唯有离开。” 尽管离开，但是《Amoeba》期间累积下来的创作实验，令他于1999年出版个人相集《106 Men, 69 Women and 10 in Between》，书名是由林奕华想的。 Revisiting：消逝的年代 时至今日，《Amoeba》早已休刊，《号外》则易手到中国出版集团现代传播手上。新一代的年青人文化早就不依靠纸本媒体，编辑部信箱与读者交流这等传媒界的“行货”（不得不做的琐碎事），今天看来也几乎绝迹于九十后、零零后的文化记忆。 访问之后，Kary带我走出“Joyce“，到中环安兰街逛逛。原来安兰街以前是时尚集中地，街尾的商厦前身是英伦风格三层别墅，有一层是刘天兰开设的时装店。街上还一度集合多款国际潮牌名店：D-Mop、比利时Maison Martin Margiela和Ann Demeulemeester，原宿日牌旗舰BAPE、Mihara Yasuhiro、BBC&Icecream等等。 名店不再，时尚不再，时装杂志不再，香港的本土时尚美学难再引领风潮。但是Kary认为，回望他曾经参与的工作，只要有一份精神支持住你，香港几时都可以重新“挞着”（点燃）文化能量。“你不可以投身在当中，然后想得太多太远；你必须要大无畏地放手去干，否则只会畏首畏尾。” 在他的九十年代“Mood Board”当中，不知为何缺了他当时访问Hussein Chalayan的相片，那张相片中Hussein拿着他当时的最新设计，Kary记得Hussein说，那件Jacket表面藏着一个句子——“Still A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