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去世了，终年88岁，但关注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小说家这种人，仿佛已经是上一个世代的存在了。他们一个个的死去，在死去的一刻我们被告知，然后继续我们的现代生活。
ChatGPT 来了，看，它甚至还能创作呢。即使当中 ChatGPT 写出的小说质素不高，但也足够文学界对作家未来是否会被取代，有了不少的讨论。那与我们过去对人工智能的想像截然不同，因为我们曾经想像，在人工智能成为主流，被取代的应该是低智能需求的工作，然而精致的人工智能绘图不断出现，而且愈来愈好，甚至还有不少用人工智能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那么人工智能是否艺术家们的末日？
如果是用人工智能写的文章，大概不会如此离题，但让我们回到大江健三郎，也回到1998年，在一年后的1999年，Darcy DiNucci 才提出Web 2.0这概念，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而大江健三郎当时使用的最先进科技是传真机。但他当年提出的问题，与他死去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却有着奇妙的互文性。这巧合也许可以让我们用另一个方法，去记住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
小说家如何被传真拯救
1998年，日本《朝日新闻》成立120周年，当年的大江健三郎参与了朝日新闻举办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主题是《多媒体世代的新闻业》（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Multimedia）。大江健三郎发表的文章主题是《互联网与我》，他说到自己在1994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只有一部传统电话，由于愈来愈多人希望联络他，他决定为自己添置一部传真机。
他觉得简直是激动人心。过去只能用书信去联络的海外作家，突然可以用极快的速度以文字沟通。他提到自己与一名俄国作家激烈谈到日本与俄国的文化，而且愈来愈激烈，几乎有点不愉快，但最终两人日后仍有合作。
又或者在大江健三郎的大舅伊丹十三自杀去世后，他在纽约收到后殖民理论学者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传真，对大江健三郎来说，那传真几乎拯救了他。伊丹十三是大江健三郎的大舅，也是他最喜欢与之讨论知识和艺术问题的人，大江健三郎也认为自己与伊丹十三有着完美的相互理解。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得到拯救的感觉。 我感觉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寻找救生带。”大江健三郎在文章中如此陈述在伊丹十三死后，他收到萨伊德传真后的感觉。
其实在那个时间，传真机的时代几乎已经过去，但他还是提出，希望办一场圆桌会议，让国际的作家可以用传真参与。那听起来几乎是可笑的。
不过，大江健三郎也理解他的“不合时宜”。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传真机年代，几乎没有人把传真机的通讯出版成书？他当时在日本做过调查，结果只找到 Gershom Scholem 与 Walter Benjamin 的传真对话出版书籍。
如果传真都已经是这样，在互联网的世代，电邮之类的文字，应该更难出版吧。大江健三郎这样说。而当时的互联网，当然还是前视频时代，更勿论人工智能的内容自动生成了。
有趣的是，当大江健三郎提到传真通讯出版的想像时，他关注的是文字的风格。
所谓的风格，他再强调，那是文学意义上的，而他是以一名小说家的身份，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的论述非常迂回，突然，他又提到，日语在国际领域上，作为一种小众语言，虽然有可能连结世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但整体上，日语使用者要与世界接轨，大多都是使用英语沟通。 “这种日语使用者的英语，到底有什么风格呢？”大江健三郎发问，这又到底怎样影响到文学作家的风格？他提起了俄国形式主义，及其中的一个概念：陌生化（Ostranenie）。陌生化的重点之一，是放慢意义的转换，并延长转换的过程。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识地延长意义转换的过程，而这在互联网时代，大概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他又再添加论述上的转折。他提到法国历史学者 Yves-Marie Bercé 在著作《Le Chaudron et la Lancette》中提到天花疫苗的故事。时为1798年，英国医生 Edward Jenner 发现天花的治疗方法，然后消息传递欧洲。
当时的欧洲大陆处于战争状况，海洋被海盗控制，道路被军队切断，但不消几年，不单大学教授知道天花的治疗方法，连在执业的医生们，也有能力和知识在制造天花的疫苗。而当时的日本，处于锁国状况，结果在1858年，才有诊所开始诊疗天花，比欧洲晚了60年。
但这又与风格有何关系？
大江健三郎认为，很大程度上，内容是进行表达的中介，于是风格是明显的。他从多角度去定义风格：谁才是有关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尝试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全部都是风格。在互联网时代，虽然互联网可以作为反抗的渠道，但许多时候，人们的话语其实受主流的语言及风格所影响。那就如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新语一样。语言风格，是影响思考的工具，有时，它甚至就是思考，或不思考的呈现。
深受鲁迅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位文学家，作品风格独特，其作品探讨了人性、历史和现实等议题，并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变迁和转型。他的作品被誉为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之一，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此外，大江健三郎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与了反战、反核、环保等社会运动，并支持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家，对日本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1月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优秀小说奖的颁奖仪式，并在北京大学发表关于鲁迅的演讲。他分享自己年轻时阅读鲁迅的经验，并承认自己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奇妙な仕事）有受到鲁迅的作品《白光》影响。而他的母亲读到他的处女作时，还骂这作品看不到希望，要大江健三郎去读鲁迅先生的《希望》。
大江健三郎深受鲁迅作品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母亲像在读远方友人的来信般阅读鲁迅的作品，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一样受到读者的喜爱。而大江健三郎对于鲁迅的认识，也是始于母亲。他说，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母亲很爱一本从《呐喊》到《野草》等中短篇小说翻译过来的小书，并把这本书送给了他，他看到其中的一篇作品，叫做《孔乙己》。
那次中国之行，他拜访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那是多年的心愿，并且深受感动。
大江健三郎似乎对中日青年之间的共同对话基础寄予厚望，在他的演讲中，他还分享自己通过互联网与年轻人聊天的经历，并表示自己希望通过电子邮件与互联网，“以文字活动作为快速沟通和连接世界的新方式”。他还分享他对世界各地知识份子活动的看法，当时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签署呼吁中东和平的请愿书。
当下阅读经典文学的理由
小说家死去了。他在死去时，会否还执着于风格？他又是否了解到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以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2009年的他，已经在用电邮与其他知识份子沟通了，其时他又有否继续使用传真呢？网上的翻译软件愈来愈成熟，他所担心语言简化的趋势，是否已经出现变向？
载体决定内容，而内容有时就是风格。我们以为人类独一无二的创作，有时其实不一定如此独特，因为所谓的内容，所谓的风格，其实受到语言及其背后逻辑的控制。例如说，你作为读者，是否看出以上的哪一段落，是由 ChatGPT 写成？而就算你能看出，那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差别？风格有否影响到你对文字的判断？
那是1998年的事了。互联网方兴未艾，社交媒体、短视频还未出现，但我们有传真，有报章上的分类广告，有《美国搞笑家庭录影集锦秀》。当年令到大江健三郎思考的新事物，其阶段性的影响应已可见，世界是否像他评论般前进？我们又能否利用他思考的逻辑、方法，又或至风格，去看待更多更新的事物？
这也许是我们阅读经典文学的理由。当历史进程尘埃落定，小说家的思考才能得到较公道的评价，有时那甚至不只是推断正确与否，因为文学作品的重要，是作品中的含糊性，像是《1984》对极权未来的想像，可能不如《美丽新世界》娱乐至死的推断般准确，但文学不应只是这种事实层面的预言，而是更加迂回的面向。
大江健三郎视自己为一名小说家。在1998年，他关注的是日本人在用电邮以英语沟通时，能否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而他也一直写自己的小说，以书的形式留存。那到底还是旧时代的小说了，但我们当下焦虑的问题，到底可以怎样应对？也许旧时代的旧小说，可以用迂回的方法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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