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BLACKPINK女性偶像团体中人气极高的艺人Lisa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将参与法国巴黎“疯马秀”的表演，在其演出票迅速售罄的同时，此事在网上引发大量争议，微博、小红书上几乎是压倒性的批评。 “疯马” （Le Crazy Horse de Paris）是巴黎的一家卡巴莱（Cabaret）歌舞表演场所，而这里演出的女性舞者往往裸露尺度较大。这也是其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评论将其表演称为“脱衣舞”。但据业内人士称，卡巴莱与脱衣舞并不能混为一谈。 一位微博用户写到：“说好听点叫疯马（Crazy horse），其实就是疯狂的妓女（Crazy whores）。”这个解读流传甚广。纵观网上的评论，有人认为亚洲顶流女偶像去参加这种带有色情意味的表演是“自甘堕落“、“自降身价”、“自我物化”。有人从种族的角度批评Lisa“跪舔白男”、加剧了欧美人对亚洲女性的“性化”。也不乏阴谋论的煽风点火，例如渲染这场演出的背后是权色交易，Lisa加入了“光明会”，需要“用身体换名利”。 对于舆论的“谈性色变”，一位学者评论：“这可能与中国长期以来对性工作者的刑事定罪有关，作为一名舞者或脱衣舞女，（被视为）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不过，也有一些人支持Lisa的决定，反对对她进行变相的“荡妇羞辱”，认为这是她的自由选择，其演出只是纯粹的对舞蹈艺术的追求，不能接受的人是思想太过保守，需要自我反思。 东西方文化领域的不平等关系当然是重要的背景，但可以看出，对此事争论最多的内容集中在女性权益上面。有趣的是，反对Lisa出演和支持她出演的人，都可以同样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从言论中可以窥见，她们对色情产品与性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身体自主、性自主\性自由的议题显然持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这并不是一场全新的讨论，长期以来“性”都是女权主义的一个焦点议题。 从西方到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性”论争以及性权派的式微 女权主义最开始对“性”的争论是从西方开始的。早期关于色情文化产品的讨论集中在出版物领域，女权主义各理论流派间对此有着激烈的辩论，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在20世纪70年代未和8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对此李银河在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当时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在禁止淫秽色情品问题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其中激进女权主义者是反色情的，认为色情品的制售是对妇女暴力的合法化，主张禁止色情品的生产和消费，而社会主义女权者则认为审查制度的危险性超过了淫秽色情品的危险性，并强调言论自由、个体自由的重要性。有人将这两种立场概括为反淫秽色情立场和反审查制度立场，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反淫秽色情的观点占了上风，在美国则有众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应该警惕审查制度的危险性。 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反审查制度者认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会伤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这种对基本人权的损害也是对妇女权益的损害。因此有人提议，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去禁止，而是改变色情材料以男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现状，多出版为女性服务的色情材料，用女性的话语而不是男人的话语来表达女性的性，从而改变传统淫秽色情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此提出了一个口号：“由女人来生产，为女人而生产(by women，for women)” 。 李银河认为，国外的这些争论离中国现实还十分遥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因为目前中国缺少出版自由的传统和以此为基本权利的意识，但她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这个问题或迟或早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应当对中国的进步怀有希望。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出版自由并没有出现松动的迹象，反而呈现出收紧的趋势。但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通过网络来传播的情色影像、文字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被公众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色情产品的自由度是有所增加的，网上的争议也更多是围绕这些新型文化产品而展开，Lisa事件也可算是相关争论之一。 黄盈盈曾在文章《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中对上世纪国外女权主义者中的“性战”进行梳理。她提到有两种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第一种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种种限制，谴责那些强加在性方面比较活跃的女性身上的高额代价。这种女权提倡性解放，认为它是人的解放——不仅是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第二种则认为性解放本质上是男性特权的扩大，而这与保守的反性话语产生了共鸣。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包括“性骚扰”在内的诸多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当年的性论战，围绕着“危险与快乐：迈向性政治”这一理论框架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影响至今。这种影响，尤其是其中反色情女权主义的论点目前已走出美国，与中国大陆产生了某种（自觉不自觉的）连接。 黄盈盈认为，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性之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关注（除了李银河较早论及虐恋、情欲等议题）。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女权主义在性的论述上是缺席的。 而90年代只是零星出现在学界的“反性骚扰”议题，借由米兔运动的推行，在最近几年所汇聚的女权声音是最强的，且几乎没有来自女权内部的质疑。在日趋保守的政治氛围，与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反对结构性不平等为进步诉求的“反性骚扰”话语正享受着越来越大的正当性，变得不容置疑，其噤声的效应也日益凸显。相较之下，“性权”的讨论空间变得微乎其微。 就笔者的观感来看，从互联网普及以来，女性、女权者关于身体自主、性自由的话语已多次引起关注，如木子美书写性爱日志、叶海燕发布个人裸照以及为“性工作者”发声等。虽然木子美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不少女权者在网上发表过支持她的言论；至于认同女权主义的叶海燕，支持她的女权者就更多了。因此，认为大陆女权主义在性论述上缺席，大概只是在学界（或者说体制内）成立，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并非事实。 在早期，性权派和女权派之间曾有过不少辩论，包括在MeToo运动兴起的初期，也曾存在一些声音质疑其副作用。后来随着言论控制、审查制度的加强，以及在自由主义退潮后，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惯性与道德保守倾向，倡导性权的言论不再被包容，性权派因此消失，而女权者中支持性权的言论也逐渐式微。不过，女权主义的“反性骚扰”话语并非就此一家独大，它因为与西方的女权运动有更多连接，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当下也遭到了打压。此次在关于Lisa事件的争议中，我们也看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增强，Lisa参加疯马秀不只是被批评为对男权的迎合，同时也被认为是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屈从。 论争的出路：看见性议题中的真实个体 在这次事件的网络论争中，许多评论都是从女性权益的角度来进行论述，可见公众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这令人感到欣慰。其中支持Lisa的人更多采用反审查制度的立场，认为不应该对女性的选择横加指责；反对者则更多采用反色情女权主义的立场，认为疯马秀在目前仍是一种迎合男权文化的表演，女性偶像不应该参与这样的节目，助长其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和剥削。在表述上，反对者较多地使用了网络激进女权主义者（简称激女）的话语，如认为Lisa参与疯马秀在本质上是一种“向下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以及Lisa的表演并不是追求艺术，而是在“服美役”。 目前激女在网上的人数不多，常有人戏称“全网激女三百人”，其讨论模式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兴起的“提高觉悟”女性小组，即一些有女权意识的女性聚在一起谈话，分享个人的生活经历，用女权主义理念对此进行分析，进而还会开展一些旨在提升女性地位的活动。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大概是“提高觉悟”小组中的女性更多在分享、彼此倾听，而激女的讨论则充满了审查意味，不只是对普通女性、其他流派女权者进行审查，激女互相之间的言论审查也很严苛，因此群体内部常发生矛盾与冲突。 比起更加多元、“自由”的欧美女权社群，中国网络激女社群和韩国女权有着更亲近的关系，这或许也是她们非常关注Lisa一事的原因。激女的一个基本主张是“6B4T”，“6B”指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购买厌女产品和单女互助（不与已婚者互助）；“4T”指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这些倡导来自韩国女权，通过网络传入后得到了不少国内女权者的认同。激女们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并在不断反思中将某些规则推向极致。例如在某些激女的表述中，不只是反对男女的性、女女的性也要反对，不但反性缘，还要反性欲。这类言论在促进女权者思考性行为、亲密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上有一些积极意义，但也招致了对她们“厌男”和“反性”的批评，认为其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保守思想在暗地合流。 怎么看待这些争议呢？从意识形态上看，对立似乎是水火不容的，但或许我们应该跳出理论的纷争，看到其中真实的个体，倾听她们的声音，了解她们的需求。当疯马秀的发言人称疯马秀已成为骄傲、自由女性的象征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谎言，但不必否认这可能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这里面当然存在剥削，但问题是，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发展，几乎人人都在受“剥削”，尤其是弱势者，她们很难有独善其身的空间。重点是拨开抽象的“剥削”二字，思考如何具体地维护每个女性的权益。也就是说，与其反对女性去参与，不如更多关注参与者的权益保障。 2012年，疯马秀曾曝出过舞者罢工的新闻，原因是舞者觉得自己不受尊重、工资太低，最终通过与管理层的谈判，她们得到了应有的加薪。显然，当参与者的话语权加强、劳动权益得到保障，工作场所也就有了趋向性别平等的可能性，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不管是自由女权还是激进女权，赞同女性身体自由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性的，大多数都同属中产阶层，共同点是对底层女性的关注不够。尽管在论述中，她们常使用“底层”这个词，也习惯为“底层”代言，如认为Lisa有更多选择权而底层女性没有，因而Lisa行为树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会对底层女性不利，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基于自身立场的想当然。笔者曾在参加一些会议时，听到过来自底层的性工作者的发言，她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了机遇（虽然不否认其中存在剥削），而在“新常态”（2014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她们的工作机会被削减，生计面临危机。因此，女权主义者的性论述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底层女性产生积极意义、起到一种支持的效果，应该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