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4 月 17 日，历史上似乎太平无事的一天，因为中国网民“好心的旅行家” 在百度贴出《躺平即正义》一文，引起哄动，而不再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在未来产生的躺平者甚至可能将 417 视为“躺平日”兴祝一番也说不定。

 

躺平是指一些人（虽然不一定，但大多是 90 后 00 后 ）不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不谈恋爱、不消费不上班，追求与资本距离越远越好的低度生存，更重要是达成一种新的生涯规划：“拒绝成为中国资本家赚钱的机器和被中国资本家剥削的奴隶”，因为资本会来割他们这些草，要躺平避祸。

 

这不能说不像一些生物面对大严寒，进化出冬眠机制，减少大部份活动，节约生存资源，以躲过大环境的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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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苏格兰的躺平故事

这些生活方式，以前可能被视为过于小众，也是缺陷（无法恋爱背后被主流认为象征着“低竞争力”），但今天却可能是主动选择的断舍离，背后还有一套抗议的论述和精神。

 

官媒很快留意到这个话题并视为消极风气，予以批判，这个名词迅速成为洪水猛兽的代名词，也成为一个禁制关键词。但关键词还是时代孕育出来。经济发展会产生无数的竞争失败者，发展到后来就会出现拒绝者和躺平人。

 

90 年代末经典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 1996) 貌似关于苏格兰几个年轻瘾君子毒海浮沉，但故事背景跟今日中国不是没有相似之处。几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乖乖听话去上学、工作，最好的结果终也不过是拿到薪金，去选择 A 牌或是 B 牌电视机而已，“资本主义”在他们面前摆开了筵席，有巨大的物质供应，但也不能令所有人满意。特别是那许诺的胜利，本质上，并不属于大多数人。

 

《猜》的主角与狗友无聊四处浪荡，他们观看雄壮山脉时发呆时，有朋友问，做一个苏格兰人不好吗？他发表了一番乱七八糟的“政治评论”：

 

这对白侧写出这敏锐工人子弟内心的真正想法，他知道到自己处于食物链下层，连他们都明白奶酪已经被人拿走，他们陷入结构性下流，难以自力改善，他明白自己是殖民者臣民之后，他们觉得 / 看到，可能天大的好处都会先由英格兰人拿到，爱尔兰人再拿，最后才到他们，再努力都是为他人做嫁衣。

 

那出路和前景的不明朗感可想而知。你再努力最后飞天遁地也好，也是乡下人，一出门就会受到更高阶级的降维打击。这也是躺平学的现实根据之一，工人不断投入时间和健康，社会经济数字似乎上升，但人感到自己慢慢贬值。而且时代有赢家，更有更多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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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 大市场

《猜火车》原著的 8、90 年代，西方世界并非没有繁荣景气，至少表面是有的。铁娘子戴卓尔（撒切尔）在任期间 (1979-90)，推行“新自由经济”，为了“提升竞争力”把公有事业卖给市场私有化，由市场营运，并压抑工会工运势力，削减公民福利等等。很多人在改革中受害，他们及其下一代，今天说起铁娘子的统治，可能还有不共“戴”天之仇之感。  

 

同期美国由列根（里根）执政 (1981 -1989)，列根有很多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商业从而创造更大税收的理论，最后成功振兴了经济。英美两国在世纪末携手并进，形成了贸易和政治霸权，而苏联在最后阶段崩溃，这不只是民主自由制、西方的胜利，亦似乎代表了新自由经济思想的胜利。

 

“小政府，大市场”的总结口号在香港英治后期慢慢赢得统治地位，变成一般香港人都会接触到甚至信仰的日常观念，亦被人用来解释香港过去的经济奇迹：因为我们都遵守小政府大市场，所以我们成功。

 

甚至到香港 97 年回归中国之后，它仍是特区的政策指导。英治政府资深公务员出身的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在任期间，甚至曾投书多份中英文报章强调，自己政府的经济原则就是“大市场，小政府”（《大市场 小政府── 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2006），并指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港英时期财政司夏鼎基爵士。

 

但香港的经济奇迹背后，有很多高地价的输家，甚至大部份人都是那输家之一，大家都要承受世界第一的地价物价，繁荣倒是慢慢消失。97 之后，经过金融风暴和沙士疫情，社会状态很差——香港人那时发明了烧炭这种自杀方法。不只困于这一刻没有繁荣，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感觉到过去的奇迹和魔法已经不再有效，这才是痛苦。

 

当然后来他们开通了“自由行”（让中国游客到香港消费），繁荣似乎迅速回归，曾经的生死存亡问题一下得解，但当时没人知道自由行会在香港引起很大麻烦。到后来香港变成外来人极端扫货集中地，带来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但带来的繁荣没大家所说的那么多，靠旅游业来为整个香港解答转型出路，过程更是无方向，漫长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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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没有福音

另一方面，很多人表示和相信，这就是香港的出路，但既然出路已经有了，环境应该会变好。楼价疯狂升，大学生毕业工资永远一样，更差处境人需要的最低公资，其实很低，远不足够在香港生存。

 

每个人都是过劳的。内心或现实正在躺平的知名人物，在我小时候香港早就有了，在港台《铿锵集》访问的“隐蔽青年”阿源，在今天看来也只是身体上躺平 (但内心觉得不满和痛苦，想要改变)，只是今日的人对“极简生活”已经有各种理论支撑。

 

2000 年代中国遇到“战略机遇期”，国际上美国陷入中东反恐战争，反是中国发展得最快的时候，就算不是人人都会成功，但人人都觉得有希望成功，在一个社会正在粗放复苏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躺平，人人有机会，人人都忙着。

 

就算一个人明白躺平说所言的，躲在木桶里有自己一番精神天地的浪漫、庄周式淡薄物欲的清爽， 若现实社会有效运作，人们首先是投入大观园，开始一生忙碌，不知觉中过了一生，也尽了一枚推动社会发展的齿轮的义务，但前题是社会“有效运作”，“引诱”才会成立。

 

“内卷”与“躺平”总是一齐出现。内卷中的人都是痛苦而不情愿，但形势上又是不能自拔，用以形容一些“内部恶性竞争、过度竞争”并且在无具体意义的事情上装修、炫耀、自我复杂化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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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数字不能加起来

假设企业 A 因某因素成为了某行业的垄断者，管理层和员工都因而获得有巨利，但又没有业绩需要拼，竞争者带来的压力已被统一，最后员工可能会把精力花在内部应酬、装修公司、个人消遣、派系斗争，甚至为了监控敌对派系发展出间谍部门，研发军用级监视装置等等……这在今天就会被形容为“内卷”。

 

但表面上公司可能还在做大生意，数字上可能不断增长，但它过去赖以成功的根本 （例如研发电器）已经荒废，员工和公司的力量转移到无关甚至有害生存的业务上，于是公司就会陷入表面完全看不出的衰退。

 

历史学家黄仁宇其中一篇论文《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抽述了“中国”大致由宋代开始了类似的衰退，使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税收和其他方面逐渐“数目字上不能管理”， 具体情况在税收和资源征集的问题上：

 

“……在农业社会里官僚主义之下，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所有的数字不能加起来，徵兵抽税都全靠由上向下加压力，被徵与被抽的，不是公平而应当担付的，而是最没有力量抵抗的，所以统计无法着数，只有数字的膨胀……”

 

这是抽述宋代的一行字，却也描述躺平论者现在所说的社会内卷化。这现象在东方似乎久不久周期性重现，宋人虽然有极高文明，但“与少数民族的作战，败多胜少，不仅西夏契丹所占领的土地不能归复，而且北宋亡于金，而南宋亡于元”，为什么？

 

用现在的话来说，两宋人的“卷”可说是从出生卷到灭亡，亦象徵中国大局上由开放、竞争性(隋唐) 的性格，走入一条保守、内敛、节约 (明清时期) 的长隧道。

 

唐灭亡后新一轮北方外族入侵开始，到北宋建立前“国防重地”（燕云十六州）已经被外族占据，北宋失战略先手，国家由始至终笼罩在国防威胁阴霾，向外发展更是不可能，那么一切的发展只能在内部繁化，是从一开始就有的限制。

 

例如说他们率先研发出火器并用来作战，因为他们随时打仗，必须保持竞争力。他们也需要在原本的人口、土地和社会挤出更多奶与蜜，政府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还有来越多的军事冲突、镇压民变最终也要钱去支付。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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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的王安石

终于皇帝受不了，并找到王安石主持改革，但社会整体陷入“数字不能够管理”已经无法回头，最终使王安石的新法不能成功。

 

王安石似乎拥有不少现代经济观念，他了解最好的情况是做到不加税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也要有统一货币政策等等，这都是现代观念，但各种做法，不能适应没有“私人产权”观念的中国社会。

 

新法更大的影响，反而是全民为了适应新时代，变得趋向竞争和内斗：朝廷与民争利、有力人士对新法各种扭曲和钻营，有农民被新政害得家破人亡，史称“天下骚然”，马上就出现了反变法派，但当权派可以排挤他们。

 

黄仁宇指，“北宋时代第一批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都经过吕公着推荐，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和王安石的作风不能相入”，王安石的目标不外乎是要富国强兵，很多事要实用至上。朝廷没钱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军队没钱长期衰落甚至可能引来契丹人“加大力度”侵略。

 

他指出“大多数理学家在政治上是反对派 (dissidents)”，思想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宋代的理学，已经表示扩展性和带竞争性的方针没有出路，因之理学强调收敛性和内向”。

 

王安石改革正好相反，改革必须越过祖宗成规和当下舆论，否则难以彻底和收效，要成事功，事功第一，但改革会引起痛苦不适，甚至社会的心灵和文化混乱。在读书人即官员群体眼中，私人产权可能就涉及儒家伦理上“私欲”是否合理和正名的问题，可以是一个涉及妖言惑众罪名的意识形态罪名。新经济要动的关节，例如地主、朝廷、官员的利益、人民的文化思想，都会随着宋人发明出资本主义而大革命，大转动，这显然不是宋人愿意付的代价，更不可能是宰相甚至皇帝有能力会愿意推行的规划。

 

在这样的解释下，理学家和朝中盟友敌挡王安石带来的“过激改革”，在官场私怨以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战争：不能革自己的命，自己的根本是什么的问题。

 

王安石不惜一切富国强兵，但新法首先制造了一大堆新问题，反对派因各种原因反对新法，本身就颇有在朝政上躺平抗议的味道。皇帝找王安石回来赋予推行朝廷大手术的大权，就是要积极而大有为。若提倡停止新政，用回老方法，其实是一种不寻常的大拒绝。如果今上是汉武帝，你敢说无为而治吗？理学家在这个层次而言，曾是一个抗议宗。

 

“……他们 (理学家) 的主静主敬，知死生，六经皆我注脚，都有唯心的趋向。他们之所以成为政治思想家，也反映着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富国强兵的政策没有出路，于是他们才提倡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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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战后躺平经验

二战之后出生的西方婴儿，到了 70 年代不少厌弃城市生活，去乡下搞公社，做嬉皮士，到阿富汗体验人生，性解放，反越战（毕竟这是正宗推年轻人上外国战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成为工作和物质奴隶。东亚国家后来跟着繁华之后，也遇到这种“社会的抑郁”。全美当时出现躺平大军，有一大批不满现代社会和生活的年轻人抱着结他四处流浪，还说服很多家长的儿女加入。

 

你不能说 70 年代的美国不强，美国人 70 年代已经登陆月球，但国内还是出现了“文化危机”，也就是开始有人各种形式拒绝和躺平，不过主流社会终把异见消化和吸纳，很多嬉皮年轻人更是转身投入后来 80 年代的华尔街狂潮和消费主义，从生活的异见者变成生活的建制派。

 

反过来说你也可以说是美国终究是：“数目字上可以管理”，黄仁宇这说法是在描述一个社会正循环的状态：

“低层机构中，各因素能互相交换，其所以能互相交换，是权利与义务相等，公平合法，不是由上级一纸指令所之。”

 

宋人似乎遭遇了集体的困境，甚至是终身与之搏斗的顽疾之一，这也被解释为最终导致两宋“悲剧性”毁灭的元凶。人们很少会把两宋的灭亡归咎于当时改革派和一些知识份子对王安石变法躺平和反对，情况复杂得多。

 

在黄仁宇的解释下，王安石无法为 11 世纪的中国社会带来一套近现代的高效税制；两宋知识份子的某些躺平主张，其实反而是大格局无法突破下而“内卷化发展”的产物。

 

也就是说，你理论上不可能问责躺平人，他的思想是他身不由己，那是对他严酷生存环境的接触反应，面对一个只有“数字膨胀”而实质衰退的时代，全球都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并带动一些早已存在的思想再次复苏，例如第欧尼根、赫拉克利特、老子、庄子等被躺平论引用的人物。

 

抽离地看，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叫人消极，无非提醒人们在本质残酷的世界，仍不要放弃找寻心灵个体的逍遥解脱。

 

你很难怪罪任何人失去希望，可能现实对他特别不仁慈，对他特别多限制，一切都有因由。大规模小耕农形成的东亚社会，就一直有农民自杀的问题。很多背景就是农业技术陷于停滞，既有条件不变下，农民投入再多，都无法改善生活甚至不断下流，直至劳动仍无法养活自己，“农村内卷发展”。

 

最大的问题不是痛苦 而是知觉了它

很多“消极”是生物保存自己的手段，也是一种不抗议的抗议。香港 2019 年以后爆发移民潮，之后一些网民主张“有条件就移民，没有条件就留港躺平低度生存”的说法，就融合了政治上的抗议和断舍离式生活主张。

 

可能不具名发言就是比较极端，但背后苦闷的情绪却很真实：一切都是裙带资本主义，白手兴家的难度已经彰示，一些人不再奢望能创造奇迹，更预见明天不会更好，思考和准备如何在未来的极限（贫穷）状态生存。从这种角度去看，某些人的躺平言行就不是外界所看的自我放弃，而反而是大脑求生机制猛烈发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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