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坏孩子”香港的对照组，“乖孩子”澳门一向被舆论认为爱国主义情感深厚，对中国认同度高；而这种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身份认同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资讯自由、靠近香港，澳门年轻人是否真的铁板一块？ 台湾往年一向是澳门中学生升读大学的热门选择，“目前台湾是华语地区唯一的民主自由的地方”，在此前香港媒体访问中，甚至有留学台湾的澳门学生代表，以此作为选择台湾读书的理由。但近年来，因社会变动，澳门学生赴台升读大学的数据有较大下降。真实的跨地域生活，最能够激发人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本文访问有跨地域生活经验的澳门赴台留学生，希望以他们的思考，为理解当下澳门年轻人的政治意识、身份认同作一个折射。 去台湾，“朋友叫我去了就不要回头” 数百年前，葡萄牙水手发现台湾，用葡语大叫“Ilha formosa”（美丽之岛），使台湾又有“福尔摩沙”、“美丽岛”的别名；而澳门则曾经是葡萄牙殖民地，两地同样有大量华人聚居，也缘于大航海时代使得两地在世界史上始占一席。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外交上视港英及澳葡殖民地为“港澳地区”，与“大陆地区”划分，澳门人被台湾视为“侨胞”。 在两岸三地复杂的关系与深沉的殖民史下，澳门人去台湾留学或生活，也经受大时代影响而变化。2019年1月，因澳门特区政府不发工作签证，台湾陆委会新任的驻澳组长张多马无法前往澳门到任；2020年4月，代理处长李佩儒也因拒签“一中承诺书”，而返回台湾。2021年6月，澳门特区政府则宣布在台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暂停运作。 在疫情笼罩，官方关系紧张的当下，澳门电影工作者小雅在今年9月来台湾读硕士。“跟朋友提到去台湾读书，他们第一时间便叫我，去了就不要回头，乾脆留在台湾定居。”小雅说。 小雅回忆，在2007年她的中学年代，身边同学的升学选择通常是这样的：成绩好的学生多数升读本地大学，台湾是学业成绩一般的学生的热门选择，去中国大陆升学则相对较少。“我身边朋友大部份对台湾有正面印象，又因为过去两年社会气氛影响，不少人都打算来台湾。” “……不过时移世易，”小雅补充，“近年有很多风声指，政府及私人公司表面上仍承认台湾学历，但是如果面试者中有毕业自大陆大学的人，他们获聘的机会会更加高。社会气氛变了，不少家长都会劝子女留在澳门，或到中国大陆升学。” 据小雅了解，如今澳门的中学并不鼓励学生前往台湾升学。“澳门的中学不会提到台湾升学出路，像高中三年级的升学讲座，多数只提澳门大学或者中国大陆的大学。当然学生可以申请到台湾读书，但学生要自己一力处理。”她补充，这几年学校愈来愈少提供台湾升学的资讯，更他们鼓励学生回大陆，甚至提出保送或奖学金，所以到台湾升读学士的比例会减少。 前往台湾升学以前一直是澳门人的热门选择，但近年这个人数急剧下滑。根据资料，澳门升学台湾学生的人数，由2011/2012 学年的 4,120 人持绩增加到巅峰时期达 4,995 人（2016/2017 学年），而 2019/2020 学年则已经回落到 3,700 多人。人数下跌，正好对应小雅提到的社会气氛变化。 据此前香港媒体的报道，有台湾的澳生相信学校和社会不鼓励学生升学台湾，与意识形态相关。有澳生代表受访时引述澳门坊间流行说法，民众认为赴台升学，“容易吸收到反共、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理念，会影响中共在澳门针对青年的国情教育政策。”，因此“一些红底学校想方设法让学生打消赴台升学的念头”；另一面澳生讲述一同赴台的好友遭遇，称其母觉得孩子到了台湾读书后“就会结识一群台独分子，然后自己的儿子也会被他们所洗脑并且加入他们，成为某些媒体所报道的‘暴徒’，影响社会安定，将来没有好出路。” 面对澳台政治议题：冷感或无力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和澳门青年研究协会自2007年起一直对澳门全日制中学生作身份认同调查。据2020年的调查报告，澳门中学生对“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程度上，选择 “非常同意”和“同意”的百分比，由 2007 年和 2009 年的九成多，减少到 2011年的八成，而2014年迅速跌至五成半，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调查中，这一数据持续回升至七成以上，接近八成。 2019年，澳门中学生对“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程度进一步回升，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访者接近八成，2020 年更超过八成。 在同一份报告中，2020年，对“无国不成家”“有国才有家”的说法，75.8%的中学生选择了同意和非常同意。在台湾主权问题上，47.7%的人认为台湾应该早日统一回归祖国，18.5%的人认为应当维持现状，33.8%的人表示无意见。问卷并未就此问题设置其他选项。对全世界不同国家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信心，82.8%的澳门中学生表示，对中国最有信心。 与港英年代的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国共两党争夺话话权，及1967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推动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不同，澳葡年代的澳门，澳督疏于管治，而在六七暴动前不久，1966年末澳门爆发大规模反殖骚乱“一二・三事件”，事件由警民冲突演变为民族矛盾，最后葡澳政府签署“认罪书”，葡萄牙实际上丧失澳门管治权。有分析认为，事件称为历史分水岭，葡萄牙政府消极管治，而自新中国成立前后，澳门的左派组织如学联、妇联、工会联合总会等先后成立，为华人特别是基层提供支援，如赠医施药、学费低廉的学校；为各行业提供各种协助，争取权益、福利等。由此，生在那年代的澳门人不少都不太抗拒左派。 根据资料，目前澳门有3000多个注册社团，一直以来大多数政治活动，皆由自称为“爱国爱澳”的社团控制。与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前推行的公民教育不同，2008 年澳门教青局已推出中国官方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道德与公民”教材，全澳超过一半学校已采用。 “身处澳门，其实大多数澳门人都对自己与港、台的政治议题冷感。香港的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台湾的大选，澳门人会知道，但是一来政府不容许大家公开讨论，学校也不准讨论。二来只有一部份年青人、艺文创作人与知识份子关注邻近地区议题。虽然2014年澳门有7000人示威反对行政长官离任补贴法案，2017年台风天鸽吹袭也暴露澳门基建严重落后，但始终民愤无法转化成推动改善社会体制的动力。” 澳门近年最大变化，可以从今年立法会选举的“DQ事件”（撤销资格）看出端倪。今件9月原本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但选前有5张选举名单被政府裁定“不拥护澳门《基本法》”和“不效忠澳门特区”，当中有3张选举名单属于澳门的民主派人士。当地媒体形容是澳门首次及选举史上最大规模“DQ”。舆论认为，政治参与相对香港较为沉寂的澳门人也迎来严厉的“DQ”，令人不安。 小雅认为，今年立法会选举“DQ事件”后，大多数澳门人的心态是“当乖孩子无用，然而也无法再做些什么”。 Gali则坦承自己脱离澳门社会状况太久，但是她认为自己既非局中人，也相对地并非局外人。她亲身参与过台湾与澳门的一些公共议题，却相当质疑“因为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才会行动”这种想法。 台湾同学先问我博彩业，再问我怎样看香港 但一方面澳门中学生升读大学的比率下跌，但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还想来台湾升学的澳门人，基本上对台湾有一定认识，或在台有一定人际脉络，所以他们来台多数读研究生，或者直接移民。 来台13年的Gali，与小雅也同样从事影视业；小雅曾于2019年以导演身份参加台北的新导演培养计划金马学院，Gali则是于2020年金马学院的学员。“我2008年中学毕业后，选择到台湾升学，在世新大学念新闻系，那时纯粹是作为一个澳门来的侨生认识台湾。毕业后，身边一些港澳侨生，或者马来西亚的华人同学选择回到家乡工作，而我则不是很想回去，在台湾就业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便报读国立政治大学的新闻系，又念了几年，其间自由身接编辑、编剧和翻译工作，渐渐好像能够在台湾生活下去。” 由于疫情影响，Gali的澳门身份证其实须要绩期，却未有机会回澳处理。而她目前逗留在台的年期，已经符合申请永久居留身份，不过她目前持有的是“自由艺术工作者签证”，3年绩期一次。 Gali中学时经常看台湾综艺节目，久而久之对台湾累积一定好感。她的家人与学校对于她赴台的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当年决定好之后，得靠自己一人找资料、报名、参加考试。”她高中毕业于劳工子弟学校，是澳门著名的左派背景中学。当时虽然学校不会主动协助学生到台湾升学，然而她的班主任亦不曾阻止。“我的家人从来就不支持我到其他地方读书，这非关澳门与台湾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而是他们觉得我最好就留在澳门生活，安稳点。” 小雅也笑言，来到台湾是一时冲动。“大学毕业后到过法国留学，念到一半又回到澳门拍片。我是想着到法国继续留学，可是疫情影响，法国去不了，留在澳门也没工开，台湾的疫情相对轻微，而且有了金马学院的经验，对在台湾生活多少有个想像。” 从9月到现在小雅落地不过3个月，她在东吴大学念社会学硕士。一方面赞叹台湾开放多元的课程，连白色恐怖时期的内容也可以教：一方面结识不少新朋友，台湾同学知道她是澳门人，往往先问澳门的博彩业如何发达，然后便问她怎样看香港现在的情况。她觉得很多台湾人心中，香港澳门双城分不开。 她也想好了自己在台湾的位置。过去几年，小雅在澳门参与艺文组织“拍板”与“闲人公社”策划电影节，与台湾的影展也多有来往，内心隐约打算日后可以继续在台湾推动文化交流，令台湾人看到澳门博彩业以外的一面。 Gali则笑说自己不像小雅一样对澳门那样尽心尽力。“在学时，（台湾）同学都分不出香港人与澳门人，凭口音总是问我是不是香港人，解释一番后，只好干脆认自己香港人，或者打趣说我是赌王女儿。”Gali说。 她觉得觉得30岁的自己横亘在澳门与台湾之间，在台生活13年，带给她不是全然的投入，无论是回澳还是长远留台，两种生活她都很难想像。 也有过一群很要好的马华朋友，以前也结识过港澳人，只是毕业后朋友往往不见一大群，只有她独自留在台湾，时而编剧维生，时而为签证烦恼。久而久之，她认为自己没必要结识更多台湾的澳门朋友。 “合则来，不合则去。我没有有同乡多份照应的想法，在台湾生活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临时性的，像有些政府安置的临时街市，临时了好多年，不是长远规划，又不是实际意义上临时。当然我观察到近年社会气氛改变，港澳人对台湾形成了一种新的想像，正如十年前我对台湾的想像是小清新、小确幸一样，大家看台湾的眼光不同了。” “然而爱一个地方便有负担，而我较喜欢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