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台湾，忽热忽寒，狂风大雨，温度骤降的时候，“非法滞留台湾”的大陆政治难民老薛（化名）总会想起一年前从厦门偷渡到金门的那个晚上，也是这样的温度和天气。因为在中国从事多年的维权活动，他的护照被中国政府作废，还被严格边控。2023年2月，他在网上买了个充气SUP（桨板），一路背到厦门，等到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厦门和金门海巡都不出海的时候，滑着SUP，一路躲过探照灯和警报器，偷渡到金门，然后上岸自首。 起初，他并没有希望留在台湾，而是希望求人权团体协助前往第三国，可一直未能成功。同时因为“非法入境”的身分，没工作权也没健保卡，还要每15天去移民署报道，未来却始终渺茫。 目前，台湾像他这样的大陆政治难民都是类似的处境。最近经过采访，笔者发现，他们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高度认可，但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对台湾政治庇护的前景，却只能用四个字形容：“一言难尽”。 而同样感觉一言难尽的，还有移民事务相关的官员，和民间人权NGO机构。很多人认为，这都是因为《难民法》一直难产，使台湾无法可依，应对不了难民问题。但是在他们看来，在台湾目前的国际处境、两岸关系和选举政治下，就算有《难民法》可能也并非一劳永逸。 大陆籍政治难民：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敏感人士” 虽然台湾内政部在2005年就提出《难民法》草案，2016年在立法院联席委员会一读初审通过，但至今仍未完成立法程序。不过在现有的法律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沿用的条文。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组织法》第 2 条，移民署掌理的业务包括：“难民之认定、庇护及安置管理。”虽然难民法还没有通过，但是移民署有安置难民的法定职责。 目前，非法入境人士及中国异议人士进入台湾后通常面临的情况是专案处理，结果通常有这么几种：三年以下拘役并罚款9万元新台币，刑期结束后遣返。或者，移民部门寻求人权组织或声望人士担任担保人，以“收容替代”身份让他们留下，但要定期向台湾移民署报到， 而且不能享受正常入境和居留人员的权益，比如健保医疗和工作权。 老薛至今处在高调和低调的叠加状态。过去在湖南，他常年声援当地的维权活动，和很多知名维权人士来往密切，来台湾之后，他也偶尔参加人权相关的游行集会活动，时而还会以“人权活动人士”之名接受媒体采访，这种高调让负责他专案的移民署官员感到头疼。尽管游行示威在台湾是合法的公民权，但是没有居留权的外国人通常是不能参加的，而且老薛还是个“敏感人士”：台湾方面并不想因为异议人士而触碰到对岸的敏感点，因此移民官希望他尽量“低调”。当然，他的现实情况其实又真的很“低调”，他没有健保卡，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工作权，连办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因为他没有护照，因此也无法离境。 如今靠着人权机构对他的少量资助和稿费，他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他都去二手市场购买生活用品，200元的冬衣、50元的T恤、20元买一个锅；全联超市的6折特价面包24元一条可以解决一个星期的早餐……因为没有健保也不能买医疗保险，所以他生活中需要特别小心，不能病不能有意外。有一次他吃了不干净的油炸食物，在捷运站的厕所里上吐下泻六七次，差点晕倒，却仍然不敢去医院就医，只在药局买了腹泻药解决。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尽早去到第三国，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能够合法工作，能够跟家人团聚就可以，为此他每天都在学英语，但这个目标尚还遥遥无期，可以说，目前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 和老薛一样，龚与剑即使已来台快10年，仍然需要每15天向移民署报道一次。这位在“八九六四”期间参与过湖南民运的异议人士，2015年以游客身份来台，然后逾期滞留至今，已经成为资深难民，但是依然没有工作权、健保卡，也没有身份证。他目前唯一的证件，是疫情期间，台湾为了促进疫苗的施打率，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方便打疫苗的证件。他们现在都属于收容替代的身份，不能离开固定居所在外县市过夜，如果有违规情况，可能会“被要求三天一报到”。和老薛一样，他也最害怕医疗支出，因为有段时间长期吃泡面，导致肾脏受损，需要定期去复健，但需要支付3000元的复健费用，是台湾人的数倍。 和他们不太一样的，还有一位陆生李家宝。他因为2019年在台期间发表了反中共体制的言论，家人受到骚扰，出于安全考虑，他也逾期滞留至今。2019年和2020年，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人权报告台湾部分中，都特别阐述了他的经历，成为台湾为在台大陆人提供政治庇护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因为同样的身份问题带来的生活不便和对未来的迷茫，他对台湾相关部门多持失望的评论。 老薛对自己的处境是有些意外的，他说，其实当初并不知道偷渡到台湾会被判刑，别的国家都是遣送，没想到他自首以后，还是因为“非法入境”的罪名入狱3个月。而龚与剑这位“白头宫女”则看得开一些，这九年，他们见证了形形色色的大陆政治难民，在台湾遇到千差万别的待遇。总的来说，拿到身份的不多，被遣送和被拒绝的也不少。标准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大陆政治难民来台“投诚”史：从荣耀到失落，成功者极少 其实台湾一直有收容难民的历史。1977年越战时期，由于越共展开清洗行动，台湾曾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基于人道考量，作为中继站，接收了二、三千位越南难民送往美国、加拿大等第三国，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台美断交，仍然在以变通的方式继续。 在两岸对峙时期，台湾一直对劫机和驾机来台“投诚”的大陆人员非常优待，从上世纪50年代到八十年代，就有共有16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有人迫降身亡）驾机投奔台湾。这些人被台湾捧为反共的样板，拿到丰厚的奖金，被称为“反共义士”。八十年代后，台湾开始党外运动，两岸也开始破冰，这时候，驾机或劫机来台事件也大幅增多，最有名的是1983年8月7日驾米格-21战机至韩国辗转来台的孙天勤，获7,000两黄金。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解放军在战机上加装“电子防逃系统”，加上1988年后台湾为尊重国际反劫机的行为标准，将劫机犯留下服刑，直到1991年台湾终止动员戡乱后不再视中共为叛乱组织，“劫机义士”才彻底成为历史。 但是2000年后，由于两岸交流加强，一些大陆异议人士又开始以寻求政治庇护的方式离开中国。而离大陆最近、文化相近、民主自由光环加身的台湾成为少数人的目的地。2004年至2007年间包括陈荣利、燕鹏、吴亚林等中国异议人士，以及法轮功信徒在内的9名中国籍人士来台寻求政治庇护，当时台湾是允许他们停留的（每次三个月，可延长），虽然不能工作，但是陆委会会提供基本生活津贴。 不过，九名人士之中，曾有人想前往第三国寻求政治庇护，但外交部无法核发旅行证件，他们想向联合国难民署求援，也是被拒绝。其中陈荣利、燕鹏等待11年之久才取得长期居留权。2007年以观光旅游名义随团来台后滞留的吴亚林，也等待长达6年多。 在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中，生活不便且内心煎熬，大家颇有怨言，其中一名甚至拿到身份后还回到了大陆。这些“异议人士”的表现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反弹，移民署开始对后来的寻求庇护的大陆人士保持警惕，处理结果也千差万别。总体来看，成功获得庇护，取得台湾身份证者极少，成功去往第三国的更少。 根据BBC在2021年的报道，2014至2015年，中国大陆有三位异议人士（陆宁、石坚、苏黔龙）偷渡台湾外海，欲与先前跟着旅行团入境台湾之后脱队的王睿及杨卢旖旎于台湾外海会和，再前往关岛申请庇护，但五人的船在台北外海搁浅，被海巡署查获。当时，很多人权团体声援他们，但他们后来的命运千差万别。 2016年，杨卢旖旎被遣返回大陆, 据说受到牢狱之苦。后来又有三人被依照“金门协议”遣返回中国大陆。王睿，五人中的最后一人，虽然没有有效护照，但在台美双方审核和协商后，终于在2018年成功申请美国政治庇护，前往美国。 2018年9月，异议人士颜克芬和刘兴联持中国大陆护照从泰国过境台湾时，在桃园国际机场跳机，并号称持联合国难民证，而且表示正在联系第三国，希望暂时被台湾庇护。颜克芬滞留台湾233天后，顺利进入加拿大。 是否有第三国接收，成为台湾移民单位考量庇护的一个重点。但是在所有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案例中，被遣返回大陆的占了很大一部分。 2015年10月，河北省唐山市访民曹连生、柴英芝从厦门乘橡皮艇偷渡金门，寻求政治庇护。但他们被判刑2个月，服刑结束后被遣返回中国。 2017年初，另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张向忠在台湾旅行时脱队，希望寻求政治庇护，但移民署认定其不符“专案长期居留”规定，随后遣返他回中国大陆。 2016年6月，异议人士温起锋驾船偷渡金门后留在台湾，被“收容替代”滞留台湾四年多后，在台湾无法取得身份，不能工作，经过经年累月的僵持后，对台湾政府颇多失望，2020年，他决定接受被遣返回大陆。 根据法广报道，2022年1月，台湾内政部移民署分四批，将共计21名以非法途径进入台湾的大陆籍人士遣送回大陆。其中的争议，在于这些“偷渡者”中有一个是曾在大陆参加维权活动，并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胡海波，令这次遣返作业吸引舆论关注。但政府认定其非实际维权者，不符合资格，因此予以遣返。 在这么多并不乐观的先例下，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是后来者中运气最好的一个。去年9月，他同样选择在台湾桃园机场跳机，寻求第三国救助。滞留两周后，在获得加拿大庇护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可谓闪电般的成功。但陈思明事件后，模彷效应开始。 2024年初，三名大陆公民田永德、韦亚妮母子，也持着泰国申办的临时联合国难民证，在桃园机场跳机，希望在台湾的暂时庇护下前往第三国。但是台湾当局以三人未依规定和不具备入境有效签证为由，2月1日把他们送回马来西亚吉隆坡，这让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怀有美好滤镜的苇亚妮颇为失望，选择在媒体上一吐而快。据了解，后来田永德辗转加入了漫漫的“走线”到美国的队伍中，他认为，这样可能都比跳机要快。而韦亚妮则在加拿大人权活动家盛雪等人士的不断协助下，终于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历尽艰辛，在4月9日落地多伦多。 陆委会2月1日解释，田永德三人没有提前跟第三国联系，这与陈思明个案差别巨大。但其实还有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台湾正在经历“王志安被驱逐风波”，台湾大众普遍对大陆异议人士颇持怀疑态度，移民署压力巨大，担心舆论发酵。这事打破了很多海外华人对台湾的美好想像。 面对这些千差万别的结果，龚与剑曾在2020年写文章提醒那些想来台的同仁：“我也一再地善意提醒过比我后来的中国“难民”朋友，在申请“政治庇护”的事情上，千万不要用对付共产党的那一套来对待自由民主的台湾。诚信犹为重要，绝对不能夸大其词哗众取宠，甚至信口开河无中生有，这直接关系到后继的处理结果。” 对于同仁们的怨气，他也呼吁大家理解：““收容替代”自然就会有一些台湾法律规定的要求和限制。比如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去移民署专勤队“报到”，不能在台工作等等。” 他还更提到：“还有同情、帮助我们的在台“担保人”，已经和我们成为了“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台湾的任何违法违规，都会连累到他们。” 《难民法》的难产，是台湾选票政治和主权问题的延伸 龚与剑所说的也正是台湾人权团体的心结，已经为很多位留台异议人士做担保人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就是一个“苦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很多次，因为过去台湾的反共历史，不少中国大陆人士会以为，只要表明反共态度，必然会受到台湾当局欢迎。但其实，因为没有法律，也没有一套流程赋予难民合法居留、工作的权利，政府也没有照顾难民的预算，成功者真的是少数。而且因为跟对岸的特殊关系，关于大陆政治难民的去留都不是基层公务员的权限，需要层层上报，甚至到总统府的国安单位才能作出决策。但是事无巨细地接触难民的，又只能是基层公务员。所以，这20年来，很多大陆政治难民面临的现实问题，最后都转化为难民和移民署、陆委会之间，难民和人权机构之间的矛盾。 而每当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这种矛盾又会被放大，造成很多台湾民众对中国政治难民的不信任，本土派更是会大喊国安问题。这种对立情绪，也反过来会削弱海外华人对台湾的好感。 在曾建元看来，这种冲突主要来自双方的互不理解。首先，来自大陆的异议人士对台湾社会、对台湾政治及司法机制都缺乏足够了解。而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和公务员也缺乏对政治犯或非法入境者的有关法律规范的认识和训练。而且移民署是2007年才成立的，最早属于警备总部，最初的员工和现在的高层，都曾是警察出身，他们的警察思维有时会给求助者不少心理和情绪压力。 对于这些矛盾，一位长期处理移民事务的内政部官员对笔者感叹道：“我不要求他们能理解移民署的处境，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他认为，根本问题当然是目前法规不明确，程序不流畅，来台的政治难民没有转入正常生活途径的渠道。但怎么认定谁是政治难民，又怎么安置，都缺乏依据。至于国安问题，需要如何与国安部门常态化连动，也缺乏讨论。他一直在自己的工作权限内为大陆政治难民争取一些权益，比如医疗补贴，但是这些都劳心费力。 至于“宪法一中”的法律结构，台湾的国际地位，他认为这并非难民法的立法最大障碍。 有司法专业背景的他认为，从立法上，台湾其实可以技术性地规避国际地位问题，港澳陆地区也可以比照两岸和港澳条例，修改相对应的几条就行，不用大动干戈，就看立法部门有没有决心做。可是，因为政治难民人数少，议题小众，选票很少，所以民意代表们会把精力优先处理其他议题，再说因为近年来的抗中情绪，关注大陆人权益可能还会吃力不讨好。就算关注难民问题，大家也会更集中港人和藏人群体，因为会带来更多国际声望。 另外，就算《难民法》通过了，未来因为难民问题有时候需要和别国联动，那么台湾外交层面怎么应对，也是个问题。所以在政策面，党团对立法并不积极。 对此，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也曾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解释过：目前的民进党政府就比较不打算处理难民法的立法问题，可能是一种国安考量，而国民党对于人权法案，基本不怎么在意，所以对这个法案也非常消极。但其实，主要政党处于在野与执政两种不同地位时，态度并不一致，这都跟台湾的选举政治有关。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并非没有关注过大陆人的政治庇护。2010年，蔡陆军、吴亚林、邱依翎等大陆异议人士通过不同渠道来台寻求政治庇护。蔡陆军在台无法工作，生活2年多以后向移民署提出居留申请，却被以非法入境为由遭拒，向行政院提出诉愿也被驳回，他因此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吴亚林来台3年，向海基会寻求协助担保时，更是获得“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好，怎么可能帮你们担保”的回应。为此，当时的民进党籍立委田秋堇还陪同他们召开记者会，田秋堇呼吁，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大陆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时，也应同时关心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不要只想赚钱、不要人权。到了2024年2月，民进党虽然已是执政党，却将田永德三公民遣返回马来西亚，对此，施逸翔在回答中央社采访时说，“这样的做法违反了不遣返原则”。 当然还有更常被提及的，就是国安问题。 台湾本土派阵营对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质疑由来已久，根据BBC在2015年的报道《中国“异议人士”搁浅台湾引“共谍”疑云》，当时搁浅在金门的陆宁、石坚五人在被地检署侦办期间，舆论就在发酵。部分台湾本土派媒体质疑：此船在汉光演习期间出没台湾外海，行踪可疑，船只来自中国却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船身写繁体字，疑似要规避查缉。他们宣称要前往距离台湾约2800公里的关岛，却准备不足，因此怀疑五人是来台湾刺探军情的“共谍”。这两年由于两岸关系紧张，尤其是对中国的“资讯战”的恐慌，台湾本土派对大陆政治难民的质疑越来越强烈，阴谋论也甚嚣尘上。 但是国安问题的本质还是“疑中情绪”，曾建元曾回应法广的采访，“《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已经有特别的保护条款。现在这个条款依然存在，只是条件非常严格。”按照该条字面意义，基本只有民主运动领袖才有资格申请保护。“至于条件为什么不放宽，为什么不能提到其它国家难民法规范的程度？问题其实还是因为台湾人民对于收留一般的中国大陆难民很有保留。” 对此，龚与剑只能无奈地请求台湾大众：“台湾朝野之间要理性看待中国人对台湾的批评，不要面对批评一律视为小粉红，上纲上线到认知作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