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的香港之夏,由水炮车喷发的蓝水、街上爆裂的燃烧瓶交织而成。反送中运动到十一月的中大、理大围城战后,似乎便缓慢停滞。步入2020年,香港随即陷入冠状病毒疫情。在戛然而止的运动与突如其来的疫情之际,德国记者、作家Marko Martin从古巴来到香港,他和旅伴游遍港九新界,然而一直关心香港局势的他心知,在香港的旅行与自由,将随时一去不返。 2021年他最新出版文学日记《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 Kong》,意思为“香港的最后日子”,语带双关,是Marko旅途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是香港这座远东城市仍旧自由的最后一段日子。出版社在书介下了一个精简的标题:“Der zweifache Tod der Freiheit”(自由的双重死亡)。 “书中有我对香港的感情,那份感情除了源自在地的见闻,更多的是我混杂了前半生在东德的往事,其他地方的记忆与时间。以书写的方式,把香港人2019年的反抗,拉进世界不同地方的反抗与受难的记忆中。所以这一次从2019年尾,到2020年初短短数月的旅行,更像是与旅伴一起考察反抗中历经巨变的城市。”他说。 旅行的意义 Marko Martin hat die »Sonderzone« oft besucht und sie als Insel der Freiheit kennengelernt. Zusammen mit seinem Partner streift Martin nun erneut durch die faszinierende Stadt. Doch die Angst vor neuen Repressionen gegen die Demokratiebewegung ist spürbar, egal ob bei Museumsangestellten oder im hedonistischen Nachtleben. Als sie am 1.Januar 2020 an der Demonstration für den Erhalt der Bür- gerrechte teilnehmen, ahnen sie ebenso wenig wie der prominente Akti- vist Joshua Wong, dass es vorerst die letzte sein wird. 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kong sind persönliches Journal und Hommage an diese einzigartige Stadt, ihre Bewohner, ihre Filme und die Welt, von der sie erzählen. Kann womöglich das Erinnern die Ignoranz der Macht überlisten und das Erzählen die freie Stadt fortleben lassen? 译文:Marko Martin经常来访“特区”,并认为香港是一座自由之岛。现在他与旅伴再次漫游那座迷人的城市,但是政权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是那么地明显,无论是博物馆的一位员工还是城市的夜生活,都可以见到恐惧深入每一个人的骨髓。 当香港人在2020年1月1日参加民阵的元旦大游行时,就像黄之锋所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会是香港暂时最后一次大型游行。《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 Kong》是一本个人日记,向这座独特的城市、居民、电影以及她所表述的世界致敬。记忆可以战胜权力的无知,并让这座自由城继续坚守下去吗? (《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 Kong》前言、译自本文作者) 与Marko访问的前一天,刚好是柏林围墙倒下三十二周年。1989年11月9日之后,柏林人再无东西之分,德国从分裂步向统一。那一年他19岁。成为作家之前,八十年代末东欧的苏联加盟国纷纷变天,局势紧张,柏林围墙多年来又不断有逃亡者死于东德军人枪下,他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而被东德列为异见人士,禁止报读大学。他随后移居到西柏林,在柏林自由大学修毕政治、历史学学位。 多年来他走遍世界各地采访,书写反抗者的故事,关注全球化时代下人权问题。“第一次到香港是2006年,2007、2010、2019年都有去香港,之前来香港主要为了采访。我采访过长毛(梁国雄)、刘慧卿、黄之锋等香港的社运人士。我不止喜欢香港这个独特的半自由城市,更喜欢东南亚国家,不时到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地旅游,2007年便曾接受《世界报》委托,化名潜入缅甸,采访当地僧侣与市民发起的示威,及军政府后来的镇压。2019年末在香港,每日我都思考身边发生的事情,所见所闻,不断做笔记,思考香港那一年的反抗,和历史上哪一些事件有相呼应的地方。” 这种思考方向源于Marko Martin前半生多国游历经验。他的作品多数是非虚构写作,2019年的前半年,他人在古巴哈瓦那,于当地写成并出版文学日记《Das Haus in Habana》(《哈瓦那的房子》),观察并纪录古巴革命60周年后的社会流弊,获莱比锡书展非虚构作品类大奖提名。2014年他把南非之行的经历整成书《Madiba Days》,回顾南非破除种族隔离政策后的社会变化。每一个他到过的地方,总会有他需要的灵感与养份,甚至出版《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 Kong》前,他的近作《Dissidentisches Denken》(《异议思维》)追踪不同在二战流亡的知识份子的生平,串连起人流亡、反抗极权及幸存等记忆,指出捍卫思想自由并非是过去式,而是无时无刻在各地上演。 “我年轻时见证过围墙倒下的惊天大变,以及随后洋溢在人群中的莫大喜悦。有不少香港人觉得,1989年与2019年那30年间,世界再次引爆巨变,此中总有份难以解释的偶然与命定。所以看这本书,会有我个人前半生的记忆,从心灵接引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件,挑出旅行的意义。” 我问,不少香港年轻人知道柏林围墙倒下的历史,然而香港的反送中抗争后,这种城市的命途却又开倒车,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 Marko进一步忆述当年:“那时就好像大家突然体会到,呼吸到真正的自由气息,毕竟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独裁存续了很久。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警惕,独裁会再来。世上依然存在左翼或右翼的独裁统治,引起连锁暴力。苏联解体之后,1991年爆发南斯拉夫内战,塞尔维亚军队包围萨拉热窝,历历在目,1994年卢旺达更爆发种族屠杀。也许西方有人觉得那都是久远前的事,但是当我来到香港,我有必要向天真的读者分享所见证的事情。因为独裁政权侵蚀自由,人们反抗不公义,都是格外地真实与危险。一时的休止不代表事情真的结束,当然明日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坏,压迫更大。但是未来始终充满可能性,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灵,拒绝盲目的乐观同时拒绝过份的悲观,悲观会令人变得犬儒和不作为。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有能力在黑暗的时代下达到某些改变,这份信念正来自我的东德成长岁月。是的,一定会有很多深陷于空虚及无助的时刻,但也有过很多时刻,我从很多平凡的东德人身上,某些细微的举动,获得反抗的勇气。这本书便是一个这样的体验。” 或是暂时最后一次到访 《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 Kong》记下作者在大街小巷种种的观察,也记录下他从香港人听到的不同故事,勾勒出2019年秋冬的都市图景。另外他还提取出过去种种对香港的印象,以及历史,与当下的城市比较。从少年时代与父母深夜一起看难得引进东德的美国电影,《苏丝黄的世界》构建了他对香港这个远东殖民地的第一印象;也有和旅伴偶然发现旺角上海街一栋唐楼名字,联想起王家卫电影。种种印象碰上反送中的当下,他们到过前身是中央警署的古迹艺术区“大馆”,质疑大馆从监狱活化,改变不了空间带给人的压迫感。他们也到过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香港故事”常设展览。而该展览已于去年10月18日关闭,进行为期两年的改建,令人联想起“国安法”生效后,政权对香港的彻底改造。 问题是:那些在夜色里匆匆回家的人们,是不是不久之前才在街头抗争,抑或参与在不同形式的反抗之中?那些或站着或坐着,盯着智能手机荧幕的人,是不是在阅读警方最新的策略,或是阅读手足被捕或释放的新闻?他们之中,有没有谁正在与成员商量未来任何一场发生于街头或商场或警局的抗争行动?那些抡起衣袖,穿着得体西装,或连帽衣或夹克的年轻人中,谁曾在示威现场全副黑衣,戴上面罩,在街上斗殴,或是手中紧握石头? 那些人当中,谁只仅仅为了,要把轩尼诗道稍后示现出——示现出绝望的最大图像。或者这些情况有党的精心策划在其中,党需要制造那些图像,以便那些“爱好和平关心局势的市民”一再请求,军队便随着坦克履带入城。1953年的柏林、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8年的布拉格、1970年的但泽、1981年的华沙;当然还有1989年6月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为什么这种相似的剧本对香港人来说,无法想像?什么暗中谋划,何种策略——此时此刻在那条无穷尽长的大街上,有着不断往返东西路向的双层巴士和电车,伴随叮叮声和其他响声,在车流里漂泊就像巨大而善良的动物——那些在仍营业的街上小店前上下车,或开车或停车的人们,他们脸上有何种恐惧以及希望? ——《Die Letzten Tage von Hong Kong》节录(本文作者译) “香港一直都是美妙的城市,政治以外,美学上也有不少有趣的地方,我喜欢王家卫,除了功夫片,小时候看过一些以香港为题材的电影,当然呈现的是殖民地,会有刻板印象,但是我好奇刻板印象与真实交会的一刻,会很有启发。所以我想去香港,你提到旺角的例子,现实是创造出不少奇妙时刻,一切都源于我不清楚真实的香港。我并非写学术文、讲政治,而是我有份好奇心去了解我不知道的香港故事。好奇同时也会犹豫,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解读对或错,但我相信文化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指令,每个人及每个人不同的背景,令我们可以交流感受、经验。” 然而出版了这本书,Marko认为以后自己入境香港很有可能会被拒。而早在反送中抗争前,香港政府已拒绝过外国人士入境,包括台湾学者、文化人,从2018年作家马建来港,却一度遭活动场地方自我审查拒绝借场举行讲座,到最近入境处拒绝为《经济学人》驻港记者发出工作签证,可见香港对外国人来说已经不再自由。 以书写照亮孤独的人 书写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及香港人,Marko Martin认为他的书写策略是把香港的反抗,连结到世上其他时空里的同路人,极权的侵犯无日无之,也因此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有权反抗。回到他的根源——德国,他直言德国读者也同样需要这份连结。“当下德国人较关心并非外国政治,而是气候变化,Friday for Future的行动仍持续进行。我不是想批评这样不对,而是有香港人和我讨论过,他认为如果一个地方的政治环境恶劣到,小孩子上学要面对洗脑教育以及面临相互举报,作为家长又有什么能力带他们认识气候变化?是的,如果政治上的气候变化未得到妥善处理,要求全球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只会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他却承认书写并非“大用”,他只是一个作家,手中只有笔,没有任何财力。多年来他在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下的海外德语作家笔会工作,主要跟进各地作家面临监禁或被逼流亡的个案。往往这些工作不能短期内收效,一封请愿信不会令独裁政府放人,正如他不相信在作品写了某些地方反抗者的遭遇,读者读了书便会组织上街,为他们请愿。 “写作的根本不是为了当先知,或为了炫耀自己才学,而是创造一个文本内在多元的阅读空间,容让读者进入那个世界,如果人觉得孤独或者无助,他们会在阅读里获得陪伴。为了陪伴世上所有孤独的反抗者,这是写作的原因。就算日子变得再坏,政权抹杀城市的过去,禁绝人们上街的自由,但是人们有记忆,记忆证明这些事都真实地发生过。” 连结、陪伴、同行,书写内的文本世界如是,现实也似乎隐隐然和应。在那本日记的最后,Marko回忆起捷克的连侬墙,以及他在香港见到的连侬墙,恰巧布拉格市长高调声援台湾和香港,令中国取消与布拉格的合作伙伴关系,带走当地的大熊猫。 旅伴问他,“So endet es also?”(那么到此为止了?),Marko的回答则显得祸福未明——“Es hat noch nicht einmal begonnen.”(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