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流行男子组合Mirror被认为掀起了香港久违的追星热潮，虽然被中国网民嘲讽“红不过罗湖”，视为“港人口味突然发狂”的集体反常，但Mirror在香港本土的形象和引起的反响，在其出道五年以来其实也是坐过山车，这个团体的大起大跌，也是香港社会一张精神寒暑表。同样大起大跌的事物，包括香港社会的人心和信心，回顾下来，也是一趟照镜子问“香港人应该喜爱什么”的探问历程。 Mirror的成员都是通过2018年ViuTV 的《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选秀节目出身。2018 年的香港看来十分平静，初出道的Mirror反响甚微，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在社交媒体中会开始看到Mirror的信息 ，他们开始“火出圈”。例如成员姜涛曾经在街上被警察查身份证，被路人拍摄到，引起部分网民关注。在政治气氛紧张的社会，就是颁奖活动上艺人一句“香港加油”已经能引起社媒哄动。 加上姜涛也公开豪言希望香港乐坛能冲出亚洲，结合了香港人普遍希望“再起”、希望再度拥有“自豪事物”的大众感情，爆发了。 几乎只是几个月间，Mirror即在感情上征服了很多我也认识的同辈香港人，还有那些热烈参与社运的各年龄段的群众。在运动时期，香港人的消费偏好也依照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分“黄”、“蓝”，香港存在多年的老字号“ TVB 体系”当然在站位上更接近“建制”，一些艺人也表态支持警方，与反方网民势成水火。ViuTV就被视为“黄”的资讯和娱乐来源。一个支持 ViuTV、抵制 TVB 的电视战线也在网上展开。 在那段时间中，传媒、文化界会研读Mirror的歌词、MV的铺排，试图解读出作品的微言大义。港人在动荡的环境里也有“抒情”或“言志”的需求。在我们非粉丝的角度，姜涛第一次“火出圈”是Covid-19疫情严重期间，2020年他出了一首歌《蒙着嘴说爱你》，蒙着嘴就是戴口罩的状态，在宣传上，这也是送给医护人员的社会歌曲。 在个人“朋友圈”当时所见，不追星的朋友都不反感，觉得挺好挺清新，甚至有种香港乐坛重新出发、香港再次有明星、流行文化后继有人的希望感。 而且Mirror没有北上发展，对于不少人也是加分。这十多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内地娱乐产业的磁吸效应，香港和台湾一样，不少艺人都“赴陆发展”。再上一代的港娱顶流Twins 、谢霆锋等都无可避免地北上。《古惑仔》电影系列出来的主演们，除了郑伊健，大多摇身一变为“大湾区哥哥”，参与内地综艺。 香港艺人当然不一定待在本地观众的视野，不在香港的香港艺人反而多得很。人们看综艺，是看台湾、韩国乃至中国国内的多，香港的并不多。 香港人口和市场对艺人来说可能太小，或者是本地也欠缺上升空间。香港上一代艺人过去可以依靠香港影视工业以前在中国累积的怀旧红利，本地人，至少在我们成长的近代阶段，十多二十年前，我们就渴求纯度高的“本地艺人”，只是没想到一个讲求本土出产、外地人不理解也没关系的偶像时代，是在2019年前后突然来到。 这种乐观、期待、渴望、活力，很快令Mirror变成全港广告商的新宠儿。当时的广告界人员会因“能够动用Mirror成员”而高人一等。一个时期，几乎所有说得出的广告，都有Mirror十二子的代言身影。香港市面在疫情中封闭，无法出游，防疫措施很严，港人各种压力山大，那是一个“被迫本地消费和活动”的时代。人们只好本地发掘“本地游”去处，听广东歌，重新开始张国荣谭咏麟、四大天王的这种偶像争霸、民众追星活动。连“城市步行”文化也在疫情中被创造提倡。一切本地的东西，虽然是环境迫成，但也都加分。 疫情时期的Mirror以及追星族会被视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追星族除了热爱偶像，也有自主性。追星多数是跟其他亲友一齐追的活动，就算自己来，也会跟其他粉丝会成员产生连结，进而打破孤独。在一个觉得世界正崩解的港人眼中，参加追星活动甚至可以治疗一种内心的幻灭感。 “专属的歌迷身份”也加强了这种连接和归属感。以前本地艺人的粉丝不一定有“专属名称”，现在却非常流行，堪为偶像工业的标配：姜涛的粉丝叫“姜糖”、吕爵安的粉丝叫“爵屎”、卢瀚霆的粉丝叫“神徒”，这其实都是不同的“身份认同”。为自己选择一个身份，其实是在回应自我充权的欲望、在回应人们想要获得（即使是“虚拟”的）身份的欲望。 身份敏感，但人们对身份的渴求还是远古的洪荒之力。即使在疫情来临后，这种想要划界、搞清楚自己是以及不是什么（即使只是文化上、消费习惯上）的欲望还是熊熊燃烧，从更高的地方，流入最平凡的生活及日常消费习惯。 这与当时的黄色经济圈的形成也是同一道理，人们在大环境的失望和绝望中，需要抓紧一些觉得真实而可以控制的事情。人最害怕就是失去控制的想像。一般人可以重新觅得控制感的切身事情，就是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消费的选择。有“经济动物”一面的香港人，很自然就会采纳“用钱投票”的思维，将消费分为蓝黄。 虽然不少黄丝食店也有需要使用中国原材料，很难做到100%只用外国/本土农产品。 Mirror也有帮政府拍区议会选举宣传片，真实情况并不是如此壁垒分明，但蓝黄两条线路，就简化地代表了某个时期人们的消费情绪和消费选择。 曾经有一阵子，小红书上兴起过中国网民围观Mirror，不少是调侃或劣评：“这种水平就是现在港人热爱的顶流，港娱的审美我看不懂”，有种带风向、营造一种“港人近年受了很大刺激所以集体品味发神经”的感觉，但由于外地人不是从“全民造星”看着一班“素人”长大，不分享那种看着年轻人登上更大舞台的“育成实况感”，无感其实相当正常。没看“综艺面”的Mirror，没有动身追星，就不会知道粉丝的看点，就不会有共情。 但香港人也能部份同意这种“中国解读”：Mirror自2018年出道至今的香港社会背景，变化非常大。社会各界在期间及之后承受了不同的大刺激，确实是真。2014年占领运动（雨伞运动）爆发之前，对中老年一代，他们期盼、争取民主，是二、三十年的事，可能是大半辈子，但最后愿望落空。这种失落感在五年后变得更主流和普遍。当意识到坚持的梦想，其实很难如期实现，人性使然，这种集体无力感会自行寻求出路。 人们需要看到“梦想可以成真”。那年突然很多人开始醒觉，感到社会在发展中实在亏欠了年青一代（其他国家及地区亦然）。Mirror出道爆红、青年人阶级上流，就是一个人人都需要的励志故事。 在故事中，人们仍然能够实现梦想，世界并不是只会辜负梦想。所以Mirror黑粉时常会嘲笑他们的卖点就是努力、孝顺（直指其演艺业务能力较差），但“努力而有回报”这件事，对后 19 年的部份香港普罗大众，在挫败的时代，实在太受用。 这个Mirror与香港社会的蜜月期，大概直至2022年7月下旬的Mirror演唱会第四场掉屏幕事件。在众目睽睽的公演途中，高空悬挂的巨型LED屏幕突然跌落舞台，随机掷中两名舞蹈员（李启言及张梓峯），现场马上布满尖叫声。演出立刻终止，将伤者送院，特区政府下令暂停余下场次。这次意外震惊了香港社会，很多人包括演艺人协会会长古天乐，也呼吁不要转发意外影片，以免引起更多人恐慌。 事件之后也引发一连串关于意外责任谁属的争议和聆讯。事件中牵涉的单位都被网民骂过一遍。舞蹈员甚至偶像的待遇保障不佳议程，也浮出水面。至今李启言还是在漫长的复健中，暂时无法继续舞蹈员生涯。 对于某些观众，这是乐极生悲，一句“支持追梦”背后，其实有时是“生员”面对残酷和裸命的工业环境。当人们看过，心态就无法像以前般纯真，作为团体的Mirror， 在公众眼中渡过了真正的成人礼。 有些人更是开始慢慢脱粉，或换上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欣赏心态。自此大事件之后，任何人都能明显感受到公众对Mirror的目光有了不同，添上了阴霾。 团体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复出，人气看来并无受到影响，但香港也终于在2023年开关，港人开始沉默地跑出去玩，内需急速溜走，影响到本地各行各业，包括娱乐圈。 虽然Mirror早前已储下不少忠粉，但也一同面对跨国竞争。本地电影也是在疫情期间“小阳春”之后“回复常态”。一旦疫情禁闭期结束，很多事情又照旧。其他娱乐公司也想复制ViuTV生产成功偶像的商业神话，但其实无法复制成就了Mirror的当年的社会气候和工业上的机缘。 这五年间香港社会内部自然是翻天覆地，公众网民对Mirror的反应也在蜜月期后变得两极。团员的负面表现和负面新闻纷至，黑粉也在Mirror身上获得了另类的社群连结。 有些听众变得现实，会回想初期网民期待Mirror能为本地或离散香港社群起文艺联系作用，乃至期待新一代必然能对我们心中的“本土文化”有所贡献，实在是标准过高和一厢情愿。 这种观众的一厢情愿，背后是人们受挫后的反应欲望。我们想要看到努力有所回报，即使偶像“德不配位”，我们也宠他。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认同，因为“父母”享受不到，也想“孩子”享受到。 看不懂Mirror在红什么的外地人，以及当Mirror成员是儿子一样看待的妈妈级本地“镜粉”，就是光谱两个极端，对一个团体各取所需。前者表示不屑现在的港人，展示了优越感，但镜粉也似乎不需要外地人理解，甚至因为大陆网民表示看不懂，反而觉得更好，协助了他们快速简单地界定“自身”应该喜欢什么的问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