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始奥斯卡变得索然无味呢？或者说，什么时候电影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呢？比如《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走红之后，不少人跳出来分析它以台湾电影身份而成功的密码。这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你发现“谁值得赢”的理由到底谁说了算的时候。或者用广东话来讲，它不仅是话事权问题，它还被“搬龙门”。 奥斯卡早期公布结果的时候，嘉宾会说“the winner is…”，后来不知道谁建议，绝大部分人都改成为“the oscar goes to…”，以此彰显大家并非争个输赢，这个形容大有“命运使然”的意思，因为输赢就要有计分和扣分方法，可是运气不需要如此。The Oscar Goes to…像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中立的事实。由得我们这些看客去争吧，谁好，谁不好。 另一点是，当我们谈起奥斯卡“想要怎么样”时，听起来像是把整个学院形容成了一个蜂巢，实际上它是由数量庞大的各自为营的会员们组成。奥斯卡想怎么样？它不想怎么样，它最终是一个统计结果，它本身没有意识。这些不是2024年的奥斯卡，它其实是每一年的奥斯卡。 只不过，我们每年都在努力迎合这一场秀。奥斯卡没有意识，但却有阶层。能够让发行商反覆行销到让学院会员们记住，本身已经是一种特权，学院才是the zone of interest。於是才有人为《芭比》叫屈，为《奥本海默》叫好，串词说得好，这两部电影是monster hit（特指《芭比》），当Kimmel用笑话形容《芭比》的成功时，他说电影重启了这个玩具的命运，他的太太曾经根本不会想要买。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一部被广大女性渴望能够发挥作用，赋予收获的电影，终极效应是提升了玩具的销量。同时，学院非常擅长控制奥斯卡舞台的大小，一旦拉开帷幕，所有人就只会去看去讨论镁光灯下的那几部戏。 这像是一场巨大的障眼法，当然，什么才是好电影没有可以参考的客观可量化的标准，但是当好电影的名额只剩五部或者十部，最后只有一个单位可以胜出时，它确实就在粗暴地下定义。比如今年，奥斯卡定义的“最佳”就是调动排山倒海的资源来满足白人男性的救世主心态，《奥本海默》是普罗米修斯，同时它也是《沙丘》（并非今年入围作），只是导演重新修饰了什么叫做“贵族”，在《奥本海默》导演Nolan的规则里，掌握物理科学就是贵族的条件，最好再悲天悯人，心怀天下。电影想要打动谁，最终成功了没有，这些都是残忍的。 媒体煞有介事地介绍说，这是事隔多年之后才有票房大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这确定不是一次讽刺吗？最终市场上电影票投票的结果，和奥斯卡评审的投票结果一致，讨论度最高的影片也是唯二最大卖的影片，在这个维度上，留给我们讨论的角度非常有限。电影到底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商品呀，奥斯卡有不可反抗的框架，不可质问的规则，不容质疑的标准。比如给出了极佳表演的海外演员，以陪跑的姿态陪坐，看客们不会觉得有问题，反而都可以分析一万条理由，为什么这些海外的好演员（尤其非英语母语）不会拿奖，说完一万条再看，没有一条是跟电影和表演艺术有关的。而大家觉得这天经地义，这位演得很好没错，但是不会赢。无形之中，奥斯卡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且可以是完全抛离电影标准的塑形。 是好电影，好的电影人就必须赢吗？或者只有赢，才值得讨论吗？在这个基础上，也难怪奥斯卡提名影片的水平一直只能在某个区间徘徊，因为稍微真的有所冒犯的电影，就上不了这个舞台，无法冒犯的艺术形式，终究将会枯萎。这整件事都像被《American Fiction》说中了，在奥斯卡这个体系里，符合这个社群“好电影”的框架才有可能突围。甚至人们对所谓“好电影”有了某种刻板印象，那些特地写出来的黑人题材小说只有迎合才可以成功，因为满足了白人庸俗的想像，而变得叫好叫座。奥斯卡同样以某些固定的公式接纳着不同投资等级的电影，今年奥斯卡的公式和电影市场的公式重合了，它点出了那个我们忽略的事实，奥斯卡才是真正的“American fiction”。某程度也说明，这个游戏更困难了。否则以奥斯卡过去的傲慢，万万不会青睐这个体量的商业作品，即便有类似的人格书写和价值确认，《奥本海默》和《芭比》这样的大片本来应该很难被大奖认可，不过电影都被AI打到门口了，蓝光都被串流帝国打到希望全无了，有这样的“格局担当”“票房担当”，学院脸上会好过一些。《可怜的东西》当仁不让是“品味担当”，我有时真的怀疑那些谈吐迷人的电影创作者在学院里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啊？他们也走错了同温层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